乡医院旧事

      苗医生

      老师家的鸡真高级。是明哥的口头禅。

      老师家的鸡比县长伙食都好。他每说一次，苗医生就嘎嘎笑一次。每次都笑得嘴角上翘，脸发红，细碎的皱纹羽毛一样。她的回应也不变：“人家县长怎么能吃这个呢！”此时，她的几只鸡，不是在啄生虫的长果，就是在吃她孩子不喜欢吃的桃酥或者蛋糕。她说这话的时候，往往在白大衣上蹭蹭手，用右手快速地拢一下右侧的齐耳短发。

      泡桐树的花，开得乌压压的，满枝满树都是，风呜呜的刮着，把泡桐花的香气吹得了无踪迹。树下，几只黄、白、芦花色肥嘟嘟的鸡，满足的享受着人类的美食。是的，我用满足很恰当。因为它们跟着苗医生没受过挨饿的委屈。棒子高粱粒不在话下，点心也隔三差五的可以饱餐一顿。明哥打哈哈说苗医生家的鸡比县长待遇好，是有后缀的，明民哥说：“老师，比三年苦难时期的县长吃得好吧。”苗医生就大笑，她好看的嘴张开，像一个元宝，牙那么白，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人。

    明哥干护士，我来乡医院最初身份是妇幼保健员，后来，因为注射室太忙碌，专职干了护士，只是每月以妇幼保健员的身份去县妇幼保健院开会，并上交当月的宫颈刮片。其实宫颈刮片这工作，是苗医生捎带着做的。

      我注意到，在苗医生把桃酥扔给鸡，被患者叫走的时候，明哥看鸡啄桃酥的眼神不似平时，他甚至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一样，飞起一条腿踢那只大公鸡一脚。大公鸡奓着翅膀转了一圈，回来接着啄食桃酥。只是啄一口，会抬起头看明哥一眼。那样子，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乡医院里孩子很多。一种是必须来看病的，另一种是跟着家里人来医院的。大多的孩子在医院是老老实实的，他们怕打针。有的干脆把头藏在妈妈或者奶奶的衣襟下，偷偷地瞧。也有胆大的孩子，跑到院子东面，看到苗医生用点心喂鸡，伸出黑黝黝的手，抢鸡嘴边的东西，被奶奶或者妈妈吓唬。

      平时，这几只鸡散养在乡医院的大院子里。乡医院的院墙，七八岁的孩子翘腿就能爬上去，如此低矮的院墙自然挡不住鸡的翅膀，倒是外边的鸡常常飞进乡医院觅食，啄食院子东南角废弃的玻璃瓶子。苗医生家的鸡悠闲，每天吃得饱饱的，满院子的草籽和小蚂蚱小虫子是换口味消遣的。夏天，它们吃饱玩够了，就跑到东边的大槐树下，用爪子刨个土坑，把自己放到里面，大概图个凉快，冬天的时候，就缩缩在宿舍靠东头没人的地方，挤在一起晒太阳。不似下了蛋时那么张扬，不再有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点心还属于奢侈品，一般人一般人家是无福消受的，除非家里来了亲戚，或者生病了，家里人买几块桃酥或者蛋糕安慰。那时候，人们还不说蛋糕，槽子糕是统称。

       苗医生家的槽子糕，是门口小卖部的，乡间土法做的，虽然真材实料，但颜色发暗，口感也没有现在的香甜，苗医生的孩子们早吃腻了。苗医生的爱人在县里工作，上下班都带着一个黑色的提包，她的小儿子每天都盼着爸爸回来，包里少不了有稀罕东西。鱿鱼丝啊，羊羔羹啊，蜜三刀啊，大都是乡里没有的高级食品。也许是她家好吃的多，也许是孩子们嘴刁，反正人们送的桃酥和蛋糕经常到了鸡的嗉子里。

      也有些点心，被苗医生托同乡带给她的后娘。老太太的穿衣取暖都是苗医生一手操持，每到冬季，她雇人帮忙把煤面和土拉到医院，不忙的时候就打几块蜂窝煤，几行码放整齐的蜂窝煤是乡医院秋后的一景，这是她给老太太过冬取暖预备的。听说，苗医生小时候倍受后娘的气，吃了很多苦。可是，苗医生说起后娘，一口一个“我娘……我娘……”如果不了解实情，谁会想到她惦记的是后娘呢。

       苗医生是不买小卖部的点心的。

       这些东西，都是来乡医院做流产手术或者上环的女人们买的。

       当然，秋后她们大多带着半袋子长果来，有的是家里树上的犁苹果啥的。也有的大方些，会带一些新瓤子（蠡县方言皮棉，去籽的棉花）。苗医生对这些人眉开眼笑。她原来也是临时工，转正后，变成双职工家庭，孩子们也都农转非吃商品粮，爱人是工农兵大学生。苗医生随后考了医师资格证，属于中级知识分子家庭，不缺钱，也不缺东西，人们来看她，她觉得是尊敬。那些来医院的女人都亲热的叫她姐或姨。其实，苗医生家远在数十里之外。

       苗医生不种地，她隔壁屋的长果袋子和棉花包，垒得老高。白花花的长果（方言，即花生）变成橙黄色的油，长果油炸馓子，黄灿灿的，满院子飘着熟长果的香气。其实，苗医生是一个不贪财的人，她家的好吃的，大家都吃过，甚至是来乡医院输液的人也跟着她吃饭。老乡们给她山药，她大锅馏熟了，招呼大伙一起吃。她把香椿洗净、控干水，剁碎，腌起来，冬天炒香椿鸡蛋吃，我也吃过。不忙的时候，我也帮她剥长果，把长果豆腌到韭菜花里，比较奢侈，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长果豆可以放到韭菜花里，在我家，只能放一些剁碎的萝卜梗。苗医生人好，带东西不带东西，她都好好对待，术后三天的药都免费。她龙飞凤舞的处方，是女人们的安心剂。我想，给苗医生带来点心的，多一半是那台人工流产负压吸引器。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一个农户人家可以生两个孩子。意外怀孕的，只能到乡医院做人工流产，我待的乡医院当时只有苗医生一名妇科医生。

      除了做小月份人工流产、上环，苗医生还给乡里人接生。所以，很多人都叫她姨。她是很多人来到世上第一眼见到的人。

      干妇科，是个受人尊重的事儿。但是，脏，还要隔三差五的结束新的生命，一个生命的终止与否，总归有很多因素，但这是苗医生命定的工作。人流吸引器里淡淡的血水和坯胎，被苗医生倒到医院东南角的坑里。有一次，我的一位大娘托我找苗医生要东西，还挺神秘，说苗医生知道是啥。我很疑惑，但是依言告诉了苗医生。那天，苗医生蹲在院子里冰冷的水龙头下，哗啦啦冲洗着什么。一股血水，流了很远才变淡了。明哥用手捂着嘴，大厚嘴唇一张一合，极度压抑又极度夸张地说，是“小全人”，也就是发育好的胚胎。我大吃一惊。原来老大娘的老伴每年冬季患支气管炎，小全人是大补的。我心里一哆嗦。苗医生甩甩手上的水说，老百姓不容易，想吃我就给留着。

    我知道有一味药叫紫河车，是滋补上品。紫河车就是胎盘。《本草拾遗》对于紫河车的功效专门有记录，紫河车炖汤主治虚损、羸瘦、咳血气喘、劳热骨蒸、遗精等症。古红色的中药橱子里，有紫河车，但是用量不大。很多老百姓吃不起，找苗医生讨“小全人”吃。

      吃“小全人”闻所未闻。很长时间，我不敢吃肉，食堂里的豆角猪肉馅包子，冒着诱人的香气，我平时很喜欢，那时候碰都不碰了。

       我难过了很久。为这些还未出生就“夭折”的生命纠结，也为久病体弱没钱治疗的老人们难过。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苗医生对我都多有照顾。我看她像母亲，满乡行走的人，很多都是她接到人间的，她真像菩萨。可是，经她手扼杀的小生命也无数，杀生是佛门的大忌，她那双十指尖尖，肉乎乎好看的手，是罗刹的手吗？可这也是她的工作，她也没错。夜晚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不敢走到乡医院偌大院子的深处。

       与死亡相比，还是新生让人高兴。

       每次苗医生接生回来的第十二天，也就是落生小孩子的十二晌。铁定一样，风雨阻不住，这家人必定会擓着篮子，带着几个大百岁（蠡县附近小孩十二晌或者满月蒸的大馒头）来酬谢她。这些大百岁点着胭脂，带着硫磺遮不住的白面香味儿，大个的足足得两三个人才吃得下，小个的也得俩人分着吃。别说吃，这些纯白面的大百岁，雪白雪白的，看着就让人喜欢，何况，有的讲究人家还用大料或者苘麻花托蘸上胭脂，点成花型。那时候没有冰箱，所以，苗医生家的鸡，偶尔也吃大百岁。

       我到乡医院工作的时候，生孩子的高峰似乎过了，街上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认得墙上“只生一个好”的标语。倒是那台人工人流吸引器总是闲不住。我刚到乡医院的那个春天，泡桐树的花香满院子都是，苗葛医生带着从县医院实习回来的我，去村里一户人家接生。那个产妇叫素，大不了我三两岁，只有婆婆和她男人守着，她的公爹早遵照规矩躲了出去。素没娘，所以看上去比别的有娘可依的产妇显得有点让人心疼。

       阳光照在素的芦苇炕席上，苇席新崭崭的，还没有过多的烟火气息，素在她男人的搀扶下一会儿在炕上走几步，一会佝偻着呻吟。我虽然在县医院接生过二十多个小孩子，还是有点紧张，我跟着抢救过产后大出血的产妇，也见过难产孩子死亡的，那还是医疗设备齐全的县医院，旁边还有医术高明的主任医生和护士姐姐们。我看看我们带来的产包，白色的包皮上满是水渍，大的套着小的，深色的压着浅色的。我有意识的把注意力转移到素家的像镜子里，结婚照上她还一脸羞涩。

      阳光转到窗棂正对着土炕时，苗医生待不住了。她对素的婆婆说，孩子没人管，得回家做饭。

      素的婆婆极力挽留，苗医生告诉她说我的经验也很丰富，是从大医院学习回来的，况且是顺产，她一会儿就回来。苗医生掀开门帘走的时候，我跟到了门口，我看到素家的几只鸡跳到礓嚓上找食吃，被素的婆婆没好气的轰走。

       我忐忑着，我想素和她的家人也是。

       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还没有谈恋爱，因为脸皮薄，也因为血腥，不愿意干妇科的工作。在素婆婆的眼里，就是一个黄毛丫头。我在素家吃的午饭，大概是喝的小米稀饭，其他的我更没印象。素婆婆不高兴，也不好和我发。好在，孩子顺利生下来了，是个头发黑黢黢五官饱满的女孩，眉眼和素的男人肖，素婆婆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来，一家子都有欢喜色。没有侧切，我也不敢，但是有点撕裂，我颤抖着带血的手，歪扭扭地缝了三针，好在不影响啥。这是经我手出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在乡村土炕上出生的孩子。

      素的女儿十二晌的时候，她婆婆送来了一篮子大百岁，一个足足有一斤重，白胖胖，喧腾腾，带着圆圆的胭脂。

      素的婆婆走后，苗医生从屋里拿出前几天别人送来的百岁，看上去皮干裂着还有点发霉，掰碎了，站在花谢了树叶还未长大的泡桐树下“咕咕”叫鸡。白鸡、芦花鸡、褐红色翎子的大公鸡从草里奔过来，享受这麦子面蒸的吉祥之物。

      苗医生的大女儿霞和我一般大，眉眼和苗医生一样美，一袭白连衣裙，就像琼瑶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和霞经常交换着看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窗外》《燃烧吧火鸟》《一帘幽梦》让我俩爱不释手，心里念里都希望遇到一个和书上一样的白马王子。一家有女百家求，依苗医生的为人和职业地位，很快由她做主给霞订婚了。门当户对，双方大人都满意。不曾想，霞在工厂里恋爱，私下写信和订婚的男孩分手了。苗医生闻听此事，把围在她脚下吃食的鸡踢飞了，鸡们吓得咕咕跑掉，她的心脏病犯了，并声言和霞断绝关系。

      后来的事儿，我不清楚。那年春天，也是泡桐花开的时候，苗医生调到了外地某大医院，一辆绿色解放大卡车截断了一个人和一所医院的联系。

       明哥

       明哥自称是苗医生的徒弟，而我则尊称他为师傅。都是表示尊敬。明哥来乡医院前就会打针输液，他父亲是乡医院聘请来的“专家”。这与现实里的专家有区别，是十里八乡有些名望的土医生，此前在家里开诊所。

      明哥三十多岁，是两个女孩的父亲。我到乡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在乡医院几年了。家里种着几亩地，明哥常常鞋上带着泥土，破旧自行车上带着一杆锃亮的锄头上班。明哥头有点大，浓密的头发好像一顶黑帽子，身材上大下小，穿上白大衣，正好遮住了腿短的缺陷。明哥是丁医生的小儿子，大哥军人，二哥老师，都是体面的工作。轮到明哥，不仅长相差了一大截，还是一个月仅几十块钱的临时工。明哥来乡医院工作，是盼着转正，吃上商品粮，他父亲也是为老了能有一份衣食无虞的退休金。

      自从丁医生到乡医院坐诊，乡医院确实红火起来。一来是因为鲍墟乡医院的独特位置。鲍墟东邻沧州肃宁，南行数十里是衡水，距离县城足足有三十来里地。鲍墟虽然地处偏僻，但历史上有记录，是名相鲍叔牙的故里，因战火成为废墟，故名“鲍墟”。这是我上卫校时在《蠡县志》上看到的。因为交通不方便，到县城需过潴龙河，干涸的河道，仿佛沙子的河，步行都吃力，一脚一鞋壳篓沙子。再者，那时候人们刚能吃饱饭，不是急病大病没人跑县医院。

     明哥转正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当时乡医院仅有两名正式工，一是贺院长，一是苗医生。会计六叔、司药的贾医生和昆姨加上丁医生都是合同制身份，这也是农业户口的务工人员的最好结局，能够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退休后有稳定的收入，是乡里人的期盼。让明哥看不到希望是，药房里还有一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宋大爹。宋大爹从街上的老乡医院时就是临时工。越过他，于心不忍。此前，丁医生转合同制就打破了临时工排队转正的秩序。

       农忙的时候，明哥带着农具上班，下班不回家，直接去锄地。我尽力早出晚归，多待在医院。早起到治疗室，收拾治疗盘，端到靠近东头的伙房边，冲洗，输液管盘好，头皮针冲洗干净放到配制好的新洁尔灭溶液中，注射器、针头反复冲洗，唯恐有残留的药液，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闻到青霉素味就晕倒的人。那时候的青霉素是常用药，但其过敏是致命的，虽然治疗室里常备肾上腺素等急救药品，但还是唯恐因注射器不干净引发的过敏性休克，万一抢救不及时，后果严重。还有因输液导致的热源反应，都是一名护士需要万分注意的。注射器消毒等是明哥教我的，县医院都是供应室的人收送。刚刚到新地方工作，很多老患者不认我这个新手，这个不认是指不相信。打针输液排队等着明哥也不让我操作，我只能站在一边，呆呆地看注射器或擦桌子。我很尴尬，明哥早晚都要干庄稼活，不是我偷懒。

      明哥的眼白多于黑眼球，整天的超负荷让他看上去很不精神，眼白总是黄乎乎带着血丝。他也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去村子里输液。我一看到明哥眼角的眼屎，就更不自在。

      小孩子输液，五百毫升的液体用不了，需要倒掉，明哥瓶子口对瓶子口倒液体，很麻利，甚至瓶子举得高高的，液体也不会溢到瓶子外面，且所剩剂量准确，有卖油翁的风范。用剪子翘青霉素的瓶盖，咔嚓咔嚓，一个又一个，然后用手熟练的抹去蜡，几支青霉素粉剂就到了瓶子里，像杂技表演。那时候配药，就是撬开瓶盖往里倒，操作不规范，输液器消毒也不如高压锅的彻底，经常有人出现输液反应。明哥观察输液反应一绝，发现及时，用药迅疾很快能控制住。

      患者家属夸奖，明哥夹着香烟，吐着一串一串的烟雾，微仰着头，厚嘴唇咧着，有点得意。

      阴天，蜻蜓满院子，盘旋着，黄身子的蓝身子的，密集的小型飞机一样。明哥举着扫帚追着蜻蜓满院子跑，扫帚落下去，又举起来，逮着蜻蜓给就诊的孩子和苗医生的孩子牛牛玩。孩子们玩够了或者玩死了的蜻蜓，会落到鸡嘴里。苗医生的鸡，咕咕的，吃得欢实。明哥却看得有点发呆，烟头烧了手指头。

    有个五十来岁的患者，人们叫他老黑秋，家在乡医院南边，拐弯就是。老黑秋人干瘦干瘦的，却得了肺结核。每天来乡医院注射硫酸链霉素，他家为了让他养病不让他干农活，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呆在乡医院。给老黑秋打针对我也是考验。只要明哥在，他一准会找明哥。有一次，他在治疗室前面专门输液的西屋等明哥，眼看着我给一个又一个患者输液、起针。天快黑了，他有点着急，在得知明哥有事不来上班后，磨磨蹭蹭来到治疗室，不情愿的样子让我的自尊心很受伤。

      我吸好药，等老黑秋在简陋的诊断床边褪下裤子，一股杀人般的汗臭味，我极力忍着。我带着厌恶把注射器按下去，本来就钝的针头立刻弯了，我担心老黑秋发火，硬着头皮将药液推了进去，立时，他的左上侧臀部就起了一个鸽子蛋般大的包，老黑秋龇牙咧嘴的，忍着。我拔出针，老黑秋按着棉球，触到了那个疙瘩，立马蹦了起来，看看我，气又下去了半分，咬咬牙，蹦出一句话：“我还不如让我儿子给我打呢。”我以为他气急了占我便宜，眼泪吧嗒吧嗒地流下来。把后面等着注射的人吓了一跳。

      促使明哥离开医院的是另一个原因，那时候，计生很紧张，他家又生了一个丫头。县里有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只要超生，就下放回家种地。临近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因为超生已被停职。

      那段时间，明哥爱抽烟。人们递给他，他就跑到大泡桐树下去吸，烟圈一环套着一环，在他头上飘着，直到散去。工作也不上心了，大小事儿都爱指派我。也许明哥眷恋这份工作，也许明哥有更多的难言之隐。他的心事，我不知道，或许上苍造人前就既定好了各自的命运。

     明哥走了，剩下我。出诊去输液的事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尤其大雨天，我深一脚浅一脚的出诊，或者哈气成冰的时候，积雪路滑，一个跟斗倒在墙上，头起个大包。

     明哥和他父亲离职，我有责任。那年，乡医院突然死了一个就诊的小女孩。是在注射氨苄青霉素后的数小时，而恰好这一针是我操作的。孩子死了，家属把孩子放到了诊室的桌子上，派出所的人来维持秩序。那几天下起了连阴雨，我躲在县政府娟姐的宿舍，不停地流泪，我害怕死人，医生护士都是治病救人的，我不明白这个小孩子怎么会死了，以为会住监狱。这个小女孩不过两三岁，来治疗室的时候脸色苍白嘴唇青紫，显然极度缺氧，我当时还提醒孩子妈妈，“孩子嘴唇青紫，你别去赶集了，赶紧再让医生给看看吧！”这个十几岁扎着抓髻的南方女人，不顾我的劝阻，带着做了皮试的孩子到集上转了一圈，还好，在十五分钟内，她们母女回来了。皮试点周围没有伪足和凸起，属于阴性，我毫不迟疑地按医嘱剂量给孩子注射了氨苄青霉素。我以为能药到病除。没想到，可怜的小女孩在数小时后死了。

      患者家属找到丁医生家破口大骂。丁医生说他没责任。卫生局准备请市里的法医来鉴定。

      几乎没法收场，医院这边贺院长和其他医生看皮试点也正常。贺院长对丁医生说，你既然知道孩子是急性肺炎，为什么不让转院？起码要吸氧、输液！

      1988年8月12日，死去的共工复活了，连阴雨下了好几天。庄户人家都没了做饭的干柴火，断流多年的潴龙河又泛滥了。

    对象陪我待在后院的乡政府，我的心和眼泪也像淅淅沥沥的雨。他的安慰，让我感到没有被世界抛弃。

    ……

    天晴了，这件事儿也终于过去了。可是因为这件事儿，乡医院元气大伤，没有几个患者来看病。先是贺院长调走了，而后苗医生也调到了县城。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是恍惚的，我甚至不知道打扫治疗室的卫生，任废弃的棉球和粗劣的卫生纸在风的吹拂下满地乱滚。

    听说，明哥离开乡医院是必然，并不单纯因为计生停职。而是早就悄悄地谋划在家开诊所行医。小女孩的事件，不过是他离开乡医院的一个偶然契机。

    而我经过这件事儿，像是渡过了一个劫难。随后，结婚生女，离开乡医院。明哥和这件事儿，像个不愿意揭开的伤疤。

    去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家乡保定的号码。原来是乡里的工作人员电话核实明哥在乡医院上班的事儿，工作人员起初说丁学明，我一愣神，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明哥呀。听说县里有政策，原来当过民办教师和在医院做过临时工的人，可按年限申请补贴。至于明哥是否申请到政府补贴，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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