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小井胡同

       沿着德胜门箭楼北行三百米，众多胡同中有一条叫东小井。我的老宅就在这里，老门牌3号，新门牌6号。

       东小井胡同不起眼儿，走着、走着，一愣神可能就会错过去。若不是把口房子玻璃上不时映着的一张脸——一个老妇人，老得只能倚在窗前观望街景解闷。左首是间理发馆，山墙上一个长方形红底白字搪瓷标牌：“东小井胡同”。

      理发馆，德外大街有两处，另一个在冰窖口。东小井胡同口的理发馆是朝西的房子，门窗漆成米黄色。被老住户唤作“剃头棚儿”，一定有故事未曾流传下来。我出生后到17岁下乡前，都在这儿理发，用的是父亲单位发的澡票。澡票上标“贰角陆分”，可理一次发。记不清多少次进理发馆。推门，混杂着肥皂水与头发的气味扑面而来，吹风机、电推子的嗡嗡声不绝于耳。理发馆里有五六张老式的理发椅，分南、西、北并排固定地上。白色烤漆理发椅，革面软座，可翻动脚踏板。椅背上一面包状小枕头，带有铁板插条，可拿下。看似沉重的理发椅通过手动轮子可灵活操控，人坐上去，被摆布得很舒适，调直理发，放倒刮脸。
      
      小店没什么名气，可求大于供，永远有人在排队。理剪洗吹烫刮忙得不亦乐乎。理发师约有六七名，有男有女。一开门，各司其职，着白大褂，进岗位，拿起大布一抖，公事公办地喊：该谁啦？或者下一个。开始操练。非要某人给理，那你耐心等。
      
      一个候姓理发师，是店里老人儿，脸尖瘦，背微驼。有外号：臭鼻子候。一次。赶上他给我理。他逗我，我回击几句。理完，他摘下大布，抖了抖，坏笑，附在我耳边：“小子，回家有活儿干了。”出门，觉脖子痒，接着是后背，回家脱下衣服，全是头发茬儿。妈说，怎么不系好喽。我想起，“臭鼻子候”解大布的诡异，坏笑。
        
       “以后不让他给理。”妈忿忿地说。
      
      后来，理发馆来了个女学徒，又高又壮。赶上她给我理，电推子来回来去在我脑袋上蹭，越来越热，烫得我直躲。理完回家，妈说，怎么和狗啃的似的。老北京话风趣，语言表达形象、幽默，并非说人是狗。

      不到10岁的孩子，没觉着“狗啃的脑袋”有什么，转脸儿出去疯跑了。心里记却住了这句话。
      
      再去理发，想着别再赶上她。轮到我，居然又是她。我没动。她过来说，你理不理？我说，你理得像狗啃的。女学徒脸红了。臭鼻子候停住推子，两眼在眼镜上方盯着我说，怎么说话呢？要不还是我给你理？哼！又想往我脖子里灌头发，没门儿。
      
      电推子的嗡嗡声像催眠曲，让人犯困。街边树阴够不到太阳西照的东房。夏天理发不轻松，电扇不能直吹，头发茬儿惹不起。
     
      理得很快，推子不烫，只是出汗脸上很花哨。妈说，理得好，圆乎。我说还是那女的。
      
       “那姑娘行，有心。”妈也当过理发员，在新街口一个理发馆。

      我不爱理发，用妈的话说：“护头”。不到非理不可不进理发馆。而今“乡音未改鬓毛衰”，更不乐意去。不理头皮隐现，理完秃顶难掩。理发能拖延，衰老谁抗拒得了？

      理发馆墙角护墙石立胡同口多久了，谁会去关注？那块长宽如大旅行箱的褐黄色石块，是儿时常去玩耍之地。记得妈给我妹买过一个布娃娃，花衣花裙，硬塑料脸儿，戴着绦子边儿的帽子。妹妹很喜欢。自打买来，或拿或抱，黑白天陪伴。我和大弟、妹妹一起去胡同口玩儿，争抢布娃娃，我一抡，摔到了护墙石上。布娃娃脑门儿碎裂，模样变得狰狞。妹妹大哭，刚买来没几天就毁了。我知道闯了祸，很害怕。情急之下说大弟摔的。弟小，不懂争辩，替我背了黑锅受过。许多年后，我已经有了女儿，一次回家和妈闲聊天，才说出真相，妈笑了笑。
     
      时过境迁，能说什么呢？即便我道歉又有什么意义？人性之善恶，在突发利害关系时纤毫毕现，不分年龄大小。道德层面，谁敢理直气壮地标榜自己就是好人。

      老宅拆迁时，我脑海里曾有个古怪的念头，应该把那块护墙石留下，将来做个墓碑，多古朴有寓意，大小也正好。上面镌刻：东小井胡同6号×××之墓。
      
      其实，有想法时它已不知去向，即便找到，在哪儿存放这么沉重的一块大石头？

      胡同里的路呈坡状，千百万次的踩踏，路面坚硬，但仍坑洼不平。小胡同长约三十米许，宽不过两米，狭窄处两辆自行车相错，都很费劲。南侧一溜儿房山到头，只有一户人家开门在胡同里，北侧倒是有三户。我带女儿去看奶奶，推着自行车进胡同，不小心，手蹭墙上。2岁多的女儿看见，记住了。之后，每路过此处，她都会说，爸爸手在这儿蹭破了。
      
      南边那户人家姓刘，家里老太太是盲人，都称呼她小增友的奶奶。老太太眼看不见，家务活儿可不含糊。小时候到刘家玩儿，目睹老太太刷碗，碱水刷一遍，清水再洗一遍，一丝不苟，洗净，盘碗码得整整齐齐。老太太一边摸摸索索干活，一边和我聊天。我奇怪她知道很多事情，我是谁家的小孩儿，我父亲行几，是干什么的。老太太脑后梳个籫儿，胖乎乎的，很和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年，各处都挖防空洞，胡同里的院子也未能幸免，平整的场地被挖得纵横交错，沟沟坎坎。一天，小增友的奶奶出来找孙子，一脚踏空，掉进了沟里。事后，住斜对门的红俊妈逢人就表情夸张地说：“老太太真可怜！双失目，哪儿知道到处在挖沟。唉! 疼得老太太直哼哼，骨头肯定折了。亏了王家老四，下沟把老太太背了上来，送医院。老太太肉大身沉的，一般人哪儿背得动……”
      
      红俊妈一个孩子，夫妇俩很是疼爱这个瘦弱的独生女。有年春节前，给红俊买了个纸灯笼。是彩色皱纹纸糊的灯笼，有方的、圆的、椭圆的，可折叠。灯笼底部正中可固定小蜡烛，点着，往上一抻，小棍儿一提，很受孩童喜爱，你提一个，我提一个，追逐嬉笑，感觉很满足。
      
      年夜未到，红俊就要点灯笼出去玩儿，软磨硬泡，她妈就依了她。刚出门，手一歪，就听红俊一声喊：“妈，烧啦！”
      
       “说三十儿再点，你揍是不听说呀。”她妈一急，老家唐山味儿都出来了。
      
       “呜呜～”
      
       “别哭，哭啥？明儿天一亮，咱再买一个去。”
      
       那年三十儿，不少孩子打着灯笼嬉笑着说：“妈，烧啦。”

       红俊家租住长江家的房子，长江妈带着长江和他姐过日子，长江爸在海外工作。后来才知道，老头儿在香港做生意，是单位外派。七十年代初，退休回来了。第一次见他，慈眉善目，显得气度不凡，走路四平八稳，总爱哼哼小调，让人惊奇的是他居然会唱样板戏《红灯记》：“提篮小卖拾煤渣……”虽说五音不全，没有京剧味儿，可归来的喜悦尽显脸上。
      
      长江家左边，进胡同第一家姓吴，院里住哥俩儿，吴大住两间西房，长子小名叫“大老黑”，喜欢蛐蛐，养蛐蛐的澄浆罐，很讲究，码一窗台子。大老黑年轻爱打扮，留大背头，穿尖头皮鞋。“文革”一来，皮鞋让红卫兵给剁了。大老黑心虚了，溜进理发馆把大背头也剃了。大老黑的弟弟叫小马子，个子不高，大脑袋。学习不行，一天，考完试回家，和他妈说：“人家考试得5分，我得8分。”
      
      他妈没文化，一听挺高兴：“还是你的分高。好，有进步。”
      
      大老黑一皱眉头：“您知道什么？人家5分是满分，他100分才考8分。”

      北屋吴二的儿子叫强子，和我是同学。小学时到他家写作业，我捅了篓子。写完作业，瞎折腾，把强子妹的奶瓶子摔碎了。强子妈到我家告状，本来赔人家一个才是，可妈手头紧，为难，拿出家里一个旧奶瓶。强子妈不要，扭头沉着脸走了。我很自责，没脸再去他家写作业。

       韩万山那院儿是北侧第三家。听老人说，胡同得名的小井就在这个院里。不过，早就填埋了。韩万山我没印象。只模糊记得有个疯老太太，说是他的老伴儿。韩万山的院子大，有几棵枣树，果实成熟时，探出墙头，青红双色，太阳一照，熠熠生辉。有耐不住嘴馋的孩子见胡同没人，照准浓密处扔块砖头，手到眼到，捡起落下的枣，贼一般逃遁。静谧的胡同里，传来蹬蹬的脚步声，虚张声势的开门声，接着，是骂街声。
      
       “哪个王八蛋乱扔砖头，砸脑袋上怎么办？”
      
       “嘴馋，找没人的地方撕撕去……”
     
       喧嚣过后，恢复如初。

       院子后来归了房管局，几易房客。小谢家，平安家，蒋二家，不论哪家住进去，枣儿始终自产自销，轮不到别人尝鲜。
      
      过了韩万山的门口，胡同延展变宽了，房屋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大院子，周遭十来个门里住有二十几户人家，回汉差不多各占一半。当然，我说的是六七十年代前。所有住家，我几乎都拜访过。平民平房来往方便，待人接物都有外面儿，家家有小孩儿，谁会在意一个秃小子来玩儿。
      
      串门儿首先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格局，陈设，贫富，都不是。我以为是气味。每个家庭里都隐着不同的气味儿。自家浑然不觉，可冷鼻子很敏感，马上能捕捉到它。气味不好形容，但负责嗅觉的神经丛会让大脑记录识别。回、汉家庭的气味不一样；贫困、殷实家庭的气味不一样；有小孩、没小孩的也不一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人的气息与物的气息长期混杂接触生成的气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同人的精气神，强弱有差异。气味是一个家的灵魂，不可或缺。失去它，房子会缺少人性的活力。

      庄哥家的气味是清爽，夹带着一丝樟木箱子与芭兰香的混合味儿。庄哥是独子。与二老住我家隔壁齐家的西房。虽说一间屋子半间炕，可布局极有条理。门楣贴着“经字杜儿”，老妈有教门，爱洁净。做饭炉子都擦拭的光可鉴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号召干部、知识分子支援三线建设。从“回民学院”毕业的庄哥，身为独子也不能幸免。去大西北前，庄哥结婚了。新婚头几日只好住在旅馆。庄嫂极贤惠，尽心竭力地侍奉二老。夜晚与公公婆婆挤在一个炕上，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长期分居不是事儿，庄嫂只得舍弃北京的工作，追随庄哥去了陕西，之后是四川，一去十八载。有了俩女儿，有了儿子晓岩。
      
      外地呆久了，晓岩回京后，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土语，让胡同的孩子们如坠雾里。玩耍被欺负，脸一红，额头上青筋一蹦，会哭，但从不犯浑。
     
      晓岩十八岁时，很幸运地成了一家报社正式职工。可不久，晓岩厌倦了朝九晚五每月三十几块钱的生活。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心怀志向的他看到了机遇，不顾家人反对，扔了铁饭碗，下海做起了生意。先是街边卖羊肉串，而后是动物园前练摊儿卖服装。没几年，由从广州进货到自己在广州开服装厂，逐渐有了规模，事业发展到了国外。加拿大买房安家，娶妻生子。
      
      人生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让“老家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孝子凭着一己之力实现了二老有生之年的愿望——北京市里200多平米公寓房，大门厅四居室，宽敞明亮，可以打着把式去睡。父母的认可，是世间最高的奖赏。
      
       那一刻，晓岩完成了他的自我证明。他不再是彷徨在胡同口孤立无援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一家人寄宿在爷爷奶奶家，租住着别人的房子……都过去了。几经风雨的他已经历练成生活的强者。
      
      人做天看，老街旧邻有目共睹。一个从小胡同走出去的男孩儿浴火重生完成了自身的蜕变，默默地诠释了为人子的道理。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无愧于父母。
      
      何谓成功？男儿被人称，是条汉子，是最大成功。已知天命的晓岩，摸爬滚打三十年，其中的艰辛惟有天知。外面做老板，回到家里是好儿子，系上围裙就进厨房，角色转换，孝道不变。
      
      人有此子，夫复何求？

      东小井胡同里没有显赫的人家，甚至找不到一处规整精致的四合院。在高低不一略显拥挤的瓦房里，小生意人、普通劳动者组合成一个个小家庭，与世无争地居家过日子。邻里间，您长我短客气交往，相处秉承“愣湿鞋，不乱步”的礼数。小胡同像一条幽静的小溪，含蓄地流淌着，不疾不徐，绵绵延延。箭楼下的城外一隅，曾是东小井人的发祥地，不乏苦中作乐古道热肠的长辈，亦不乏恨家不起勇闯江湖的晚生后辈。

      怀念东小井，真想回去看看。漫步走出胡同东口，大院儿赫然出现眼前。扭头向右，百年的大槐树雄踞角落里，威风凛凛，枝繁叶茂，邻家的小孩儿正在树阴下嬉戏玩耍。左转，是王大妈！老太太眼睛又笑成一道缝了。快上前问个好。再前行十五步，拐个弯儿就到家门了，妈在忙乎什么呢……

      没了。胡同没了，东小井也没了。回不去了，除了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