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的辣

    革命博物馆。挹翠湖。毛主席旧居。依次经过。井冈山之行，我的第一站，还是菜市场。
    这通常是我首次进入陌生城市的方式。我始终认为，胃是人体最诚实的器官，因此，菜场，也是最能显露一座城市性格的地方。
    竹笋，竹荪，木耳，香菇，花生，核桃，鱼干，虾皮，紫菜，腊肉，腊肠，腊鸭。鞋底一般的笋干；透明塑料袋装的价位不等的狗牯脑茶；粗大粘滑的黄鳝；糊满黄泥的甲鱼。葱蒜气息；脂肪油腻；水族腥气。盛世大同。井冈山的菜场，与别处最大的区别，似乎便是每一家干货店都摆在最显眼地方、大袋大袋的辣椒，敞开袋口任凭逐一试吃。
    红辣椒，青辣椒，黄辣椒，大辣椒，小辣椒，灯笼椒，辣椒粉，辣椒面，辣椒酱。因为这些暖色调的商品，整个菜场似乎也显得有些喜气洋洋。
    江西人嗜辣，应该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不吃辣椒不革命。”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更是令井冈山上的辣椒，辣得根正苗红，辣得意气风发。而假如将这句话置于上世纪那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血腥搏杀背景下，这种辣愈发显得意味深长：蒋介石，这位朱毛与井冈山的最大对手，口味极其清淡，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叶茶，对所有的辣椒，更是敬而远之。
    不过，我随即想到，相比湖南的毛泽东，浙江的蒋介石，其实更有理由吃辣。
    因为，蒋介石的故乡，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第一批接触到辣椒的地方。

    辣椒是人工种植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估计，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玛雅人就已经开始吃辣椒了。然而，这种肉质肥厚的茄科植物，原产地只限于中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即今天的墨西哥、秘鲁一带。公元1492年，哥伦布，这位开辟了海外殖民大时代的冒险家，将它带回了欧洲。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数十年之后，辣椒传入了中国。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途径，至今未有定论。最为人所认可的，是海路传播说，即当时的葡萄牙与荷兰殖民者将辣椒传入日本和台湾，再经日本和台湾传入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的故乡宁波奉化。
    然而，这一带的饮食中，至今还是对辣无可无不可。
    在井冈山上，我忽然意识到，东南沿海对于辣味无意识的排斥，似乎能从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侧面，注解一段沉重的历史。

    与辣椒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玉米、红薯、土豆。
    以今日的视角，这份清单意义非凡。某种程度可以说，这批漂洋过海而来的美洲植物，曾经悄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公元1500年，中国的人口大致是一亿三千万。四百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四亿。而从汉朝鼎盛至唐朝鼎盛时期，人口仅从6000万升到8000万——这批远远超过本土黍稻麦产量的高产粮食作物，迅速地突破了数千年大一统王朝所能容纳的人口峰值。
    一切历史都是人类生存史。虽然明朝崩溃与康乾盛世，并不能直接与不同环境下人口的压力抑或创造力划上等号，但翻倍增长的国民数量，势必会反逼任何一个帝国的组成结构进行调整。
    ——其实这些美洲作物蕴涵的巨大能量已经在欧洲得以显现：有学者考证，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哥伦布之后的两百年间增长25%，同时欧洲城市化率相应增加27%到35%，并因此促动了工业革命。
    而与土豆同时进入中国的辣椒，却迟迟按兵不动。
    汤显祖在他的《牡丹亭》里，描述过一个富贵人家的后花园。他提到了四十余种花卉，其中之一就是辣椒花。而清初的园艺学专著《花镜》中，辣椒“初绿后朱红，悬挂可观”，虽然已经有人开始“研极细，冬月取以代胡椒”，但对于大多数人，这首先还是一种相当可爱的观赏植物。
    《牡丹亭》成书于1598年，《花镜》成书于1688年。
    距离哥伦布的回航已经将近两百年，但辣椒，还是在中国人的餐桌边缘游走。太平洋西岸，这块四季分明的大陆，与一种热带植物，仍然在互相观望。
    混杂于锦簇花团，辣椒，正如隐匿于美女群中的一名刺客。
    一种斩将夺关的霸道力量，在袅袅婷婷的表象下被小心掩藏。

    这种色彩艳丽的美洲植物，最早是以“番椒”的名义被中国古籍收录的，什么时候叫成“辣椒”，已经无法考证了。虽然只是一字之改，但第一个以“辣”代替“番”的，绝对需要一些联想力。
    辣椒出现之前，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辣”，更多用来比拟人。比如老辣，泼辣，狠辣，多用来形容一种猛烈、刚劲的处事态度或者行为方式，如心狠手辣，老而弥辣。
    当然，“辣”的最初本意，也有被用来形容姜、蒜、葱、芥末等刺激性食物带给舌头的一种热与痛混合的感觉。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个义项，在正式场合更多被“辛”字所承载。传统饮食以及中医概念中的“五味”，便都是“辛甘酸苦咸”，而不提“辣”字。甚至传入日本时，日本人也把辣椒称为“唐辛子”。
    不过，典籍也指明，“辛”与“辣”二字，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种性质，比如《广雅》的“辣，辛也”；《通俗文》的“辛甚曰辣。”将两者关系辨析得最清楚的是成书于三国的《声类》：“江南曰辣，中国曰辛。”
    三国时期的中国，大致指的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区域。自古以来，中原人都自诩为华夏族正统，认为江南，乃至整个南方，都是断发文身的蛮荒之地。这种对南方的歧视，一直到北宋还很明显，太祖赵匡胤还曾经于政事堂立碑，亲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江南曰辣，中国曰辛。”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将来自于味蕾的同一种生理反应，剖分为高贵与乡野、文雅与粗俗两个层次。
    这种分别，就类似于胡椒与辣椒。
    前辣椒时代，中国餐桌上的辣味，主要由花椒、胡椒、茱萸、芥菜等来提供，这几样食材，身价都远远高于平常菜蔬，尤其是胡椒，中国适合生长的地方不多，产地太少，产量太小，大部分都来自海外，更是贵重。正如在欧洲可以代替货币使用，胡椒在中国也被视为可保值的财产存储。唐朝宰相元载犯事，抄家抄出八百石胡椒，举朝震惊，是很著名的典故。而在我的家乡永康，直到南宋，还有这样的习俗：酒席之上，主人以在某人汤碗里洒一撮胡椒面为待客的最高礼仪。
    ——关于“辛”与“辣”的区分，或许还因为，虽然都是辣味食材，但无论胡椒，还是花椒茱萸，味觉刺激性，都及不上后来的辣椒。两相比较，胡椒无疑更符合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节制含蓄的审美观。
    对于中国人，辣椒与生俱来就带了粗鲁野蛮的原罪。

    “江南曰辣，中国曰辛。”
    辣椒作为食材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似乎也在印证着这句一千多年前、坐北朝南的判断。
    通常认为，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是贵州人。直接原因是贵州地区严重缺盐，而辣椒的刺激性，可以起到与咸味类似的佐餐效果。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除了代替盐激发胃口，这种既容易种植，又便于存放的神奇果实，竟然还有助于人们抵御当地闷热潮湿的气候。这个上天赐给穷人的礼物，很快流布四方，贵州之后，继而湖南、云南、江西、四川、陕西……辣椒的种植与食用迅速推广开来。
    到了今天，辣，已经是这些地方的饮食最重要的特色。但最早传入辣椒的东南地区，如江浙、福建、广东，尤其是这些省份的沿海一带，民间的口味，几百年来，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区别。
    当然，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还是以我的故乡为例。浙菜，在八大菜系之中以香嫩清鲜，注重保持原料的本色和真味为传统特色，但现在的杭帮菜，有些也开始放一些辣椒了。不过，直到今天，海宁、宁波一带，假如不特别嘱咐，大部分菜馆还是不习惯加辣。然而，浙西的衢州，吃辣程度，却绝不亚于毗邻的江西上饶。
    不能把原因全部归结于受到邻省的影响。我注意到，从衢州，到金华，到绍兴，再到杭州、海宁，这个口味由焦灼到清爽的过程，刚好顺着钱塘江的流淌方向。也就是说，越是上游，越是嗜辣。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浙江另外一条大江上。瓯江下游的温州，与上游的丽水龙泉、松阳，口味之别就相当与海宁与衢州。
    而在农耕时代，大多数江，下游通常都会比上游富庶，文明程度也通常都会比上游更高，尤其是在入海口，更是因为接受外来文化，气质上与相对闭塞的上游山地，形成鲜明对比。
    就像羊群里的野猪，抑或庙宇中的醉汉。一言以概之，辣椒，在中国餐桌上的第一个亮相，便带着一股桀骜而草莽的气息。

    事实上，辛的本义，也不是什么佳意。
    甲骨文的“辛”，是一把行刑的刀。根据《说文解字》，辛，意为大罪。所谓“辛痛泣出，罪人之象”，人类最早因为辛而流的眼泪，不是辣出的，而是行刑的时候痛出来的。
    作为五味，传统的五行中，“辛”对应的分别是：季节中的秋，方位中的西，颜色中的白，感情中的悲，声音中的哭，都被归到“金”的一类。而“金曰从革”，“金”，在五行中，属于杀气最重的一行，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变革与杀伐。
    如果将“辛”的这个属性，再与它在中医药学上强调挥发、走窜的发散功能联系起来，很容易令人想起上世纪那场从武昌开始的伟大革命。那场革命，最终以嗜辣一方击败不嗜辣一方而告终，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清后期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蓄积太久的愤怒与郁气，终于得到了应有的疏泄。
    同样是人口因此而几何倍数的增长，一块大陆延续惯性，将生存压力层层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另一块却尝试着将压力转移到机器与海外——在因为那场革命而被奉为圣地的井冈山上，我忽然想到，玉米、红薯、土豆、辣椒，当年哥伦布带出美洲的这份植物清单，其实早已为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写好了剧本。
    而辣椒，就是这出延续一百多年的悲壮大戏中，一个潜伏得最久的伏笔。

    “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瘀血，只能用热血去洗刷；旧伤，必须加新伤才能痊愈。为了四万万人的新生，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缅怀当年的悲壮，重新对照先烈的足迹，我似乎又找到一种理由，来解释最初的火种为何会点燃在这片赣西南的山地了。还是以辣椒作喻吧，东三省沦陷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江西，难道不是最东边、最靠近海洋的吃辣大省吗？
    辣与不辣之间，这里便是最前线。
    而长征，难道不可以理解为用星星之火将沿途吃辣地区的辣性依次点亮，以一个两万五千里的巨大火圈，完成一次红对白的迂回包抄吗？
    井冈山，以大小五井，即群山环抱中形如井口的五个村庄而得名——来自大地深处的井，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蓄势待发的火山口？
    还有井冈山的主峰五指峰，更是容易令人联想到被镇压的美猴王。
    井冈山上，我反复咀嚼着一种热与痛混合的烈性。

    在井冈山的几天，每到吃饭时间，我往往还会被另一个问题所纠缠。
    井冈山所在的吉安，有一座著名的净居寺，为六祖慧能门下两大法嗣之一的青原行思的弘法道场，是中国南方一座重要的佛教道场。而我知道，佛门最初的荤戒，戒的并不是肉，而是蒜、葱、兴渠、韭、薤这五种有辛辣味的蔬菜，故而又称为五辛。佛家认为，这些蔬菜的刺激性，吃了会增加人的欲望与瞋恚，容易偏离清净，堕入魔障。
    对于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宗教，只有四百年亚洲史的辣椒当然未被禁止。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假如释迦牟尼能够见到这种植物，究竟会是什么态度。
    对于佛祖，这就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