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邙岭上外婆家

                                                                北邙岭上外婆家

                                                                      贾志红


                                                                      （一）

       从城市下放农村，落户娘家是母亲唯一的选择。
       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南石山。用豫西的方言说出来，那个南字，先挑上去，拖一个长腔，再落下来。像豫剧的念白。
      七岁那年，我听不懂豫西方言，村里人也听不懂我说话，我说一口武汉话，他们都喊我小南蛮子。母亲和外婆的对话，我听起来就像豫剧《朝阳沟》里的台词。那些年，收音机里几乎天天都在播，栓宝银环的故事家喻户晓。
       外婆把一所老院子的中院借给我们，一株皂角树的浓荫遮蔽了半个院落。树荫下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母亲和我们姐弟的卧室，另一间是粮仓。山墙边还有一块空地，便加盖了半间厨房。
      皂角树结出的皂角，要等到落地才能捡，外婆千叮咛万嘱咐，不能碰这株树，它身上有神。外婆三寸金莲点着地，在树下絮絮地念叨，大襟的褂子，挽起的发髻，神秘的表情，像电影里的神婆婆。我不敢靠近皂角树，即使熟透了落地的皂角，我也不敢捡。树身上那个巨大的、丑陋的树瘤，时时刻刻在盯着我。母亲安慰我，说树上住的是神不是鬼，神是来保佑好人的。可是我哪里分得清神和鬼，没有面目和身形，隐蔽于枝叶之间又无所不能，总是令人恐惧的。
      母亲收起自己的皮鞋，换上布鞋。每天，她扛着锄头或是拿把镰刀，去井台边集合，与一大群带农具的人听生产队长的派活，去东地或者南坡，做应季的农事，除草或是收割。她戴顶大草帽，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穿宽松的土布衣服。她是个农民了，要挣工分养活我们。工分多可以多分粮食，她要减轻仍然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负担。除此之外，她还应下了记工员的差事，她的字写得又快又漂亮，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母亲没有收走我的皮鞋，也没有给我换衣服。她说，你得抓紧穿，转眼就小了。我穿着和村里同龄孩子不一样款式的衣服，粉色的灯芯绒裙子，丁字小黑皮鞋，走过坑洼不平的村道，听见议论声在身后响起。小南蛮子这个绰号没有歧视的成分，同龄孩子的脸上带有些许羡慕。
       起先我们母子三人是挤在一张大床上的，母亲搂着弟弟，我睡在他们的脚头。冬天这样很暖和。豫西北邙岭上的冬天和我从小生长的南方有很大的差别，北风尖厉。夜晚风门被呼啸的北风拍打，母亲披衣起床去重新插牢，返回来帮我掖紧被头。后来母亲觉得我大了，应该拥有自己的小床，便央人帮助打通了两间屋子的隔墙，在装粮食的几个瓦罐边上为我搭了一张小床。窗子正对着皂角树，树枝的黑影，浓重地罩住我的小窗。我常常在这样的夜晚，把白天做过的事情在小脑袋瓜里回放一阵子。简单的事情也往往有着简单的好坏标准。哦，我懊恼地想起今天又偷偷地拧了一下告状的弟弟，神一定看见了。我拉上被头罩住脸，闭紧眼睛快快入睡，这是逃开的最快办法。
      我不主动和人说话，不得不说的时候，母亲是我的翻译。她常常不耐烦。在帮助我完成交流后，母亲叮嘱我要快一点学会听和说。我要去村中心学校上学，听不懂老师的讲课，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母亲当然是焦急的。早晨，在院子的皂角树下，她给我梳头、编辫子。她用梳子表达她的急躁，我的头皮被她扯得生疼，两根辫子紧绷绷，她说辫得紧可以多管几天。我通常含着眼泪坐在院里的小饭桌边，桌上的黑馒头又令含着的泪簌簌下淌。母亲终究是不忍心了，她返回屋子，从吊在房梁上的一个篮子里，取出一个白馒头，递给我，说，得学会吃粗粮啊，我的小姐，细粮不够的。在南石山，我认识了很多颜色的粗粮馒头，白色的是小麦，黄色的是玉米、褐色的是荞麦，褐红的是高粱，纯黑色的是红薯。我知道浅色的馒头比深色的口感细润，好嚼好咽，逢年过节或是生病了才能放开量吃白馒头。
       母亲在小厨房蒸馒头的时候，我站在一边看。我看见红薯面粉明明是灰白的，从笼屉里蒸出来就是黑的了。母亲隔几天蒸一次，每次都要蒸四个白面的，她细心地把白色面团揉成圆形，不像那些黑馒头是不讲究的长方形。我和弟弟都喜欢看母亲揭笼屉盖，我们像两只小雀一样，叽叽喳喳围着她，热气氤氲中，白馒头像乐呵呵的小胖子，挤在一堆黑孩子中间。我们姐弟俩当场就能一人分一个。我们捧着，怕烫，就用两只手轮换，又不停地吹它的热气。这场景更像游戏，手捧细软白馒头的快乐超过了将它吞咽入腹。母亲却舍不得吃，余下的那两个，藏在篮子里，等我和弟弟委屈的时候用来抚慰我们。
      中午我们能吃上白白的蒜汁儿捞面，母亲收工回来就在小厨房的案板上擀面条，弟弟剥蒜，我用蒜臼捣烂成泥。起初我干不好，蒜瓣儿很调皮，总往外蹦，久了就老练了。若是再从屋外瓦盆里种着的几株辣椒苗上摘两个小青辣椒，也捣成泥，拌在面里，有清新的鲜辣味儿，捞面就更好吃了。
       住在后院的堂舅妈提醒母亲，她说，妹子呀，你不能做得太好吃了，孩子们的肚子是无底洞，不能惯着，天天吃细粮捞面，你真不会过日子，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你咋办？
       我竟然听懂了堂舅妈的话。看来母亲对于我听不懂方言的忧虑实在是不值一提，一个孩子接受语言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而关于粮食、关于她的孩子们每天吃什么才是母亲长久的忧虑。
       那时候我不懂母亲的忧虑。我能够和村里的孩子们自由交流以后，常常炫耀自己家里的吃食，有时候我还能拿出一块来自武汉的点心，长途邮寄已经使它很硬、不新鲜，但仍能引来羡慕的目光。我站在一株树下，把点心掰成小碎块，让围拢上来的小伙伴们分食，然后他们怂恿我再回家拿。作为回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是这个小群体的首领，他们拥戴我、巴结我，直到新的事件吸引走他们的注意力。
       逢上父亲回来休假，母亲会选择农活不忙的一天，做大米饭、炒菜、煨汤。我们恢复南方的饮食习惯。我和弟弟像过年一样，闻着久违了的熟悉味道，兴奋得想哭。前院和后院的堂舅堂舅妈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更是围在我家门前，像看戏一样，看一出他们陌生的戏。他们只看到了前台的节目，我在夜晚，听到了幕后的台词。
       那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他们喊我一声红儿，我不应答，我知道这是在测试我是否睡着。我不像弟弟，这只小猪，早已睡得不省人事了。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皂角树的影子。住在树上的不论是神是鬼，今晚我都不再害怕，今晚这屋里有父亲。
       许是父亲在帮母亲揉肩，因为他们谈到了挑水。母亲每天要从几百米外的井台往家里挑水。她爱干净，院落房间都整洁、没有灰尘，我们姐弟也保持着每晚洗脸洗脚的习惯，我们甚至还经常洗澡，这在缺水的豫西是一件稀罕事。作为代价，母亲常常肩膀疼痛。
       后来他们又谈到了粮食。母亲让父亲猜每亩地各种庄稼的产量，地质工程师哪里知道这些。母亲说话的口气很像个老农民了，小麦、玉米、谷子、红薯，母亲一样样地数着，像数院里的鸡、圈里的猪，或者她献给大地田野的一个个日子。
       我知道我家每年分到的粮食中红薯最多。我们在深秋收获红薯。深秋的早晨，田野已经十分寒冷，红薯叶子被霜打过，我冻得瑟瑟发抖，跟在母亲身后捡红薯。或许是因为红薯粗贱高产，生产队的分配方式也是粗犷的。一片地，指定给你家，刨出来的便都归你。堂舅站在我家地头一看，说，估计有三千斤吧。母亲便叹息，看着她刨出来的这么多红薯，发愁怎么运回家，若是小麦有这样的产量，日子该多好。但我们仍然没有浪费，每一个红薯都被我们艰难运回。母亲借来了架子车，我们一车车地运。土壤被刨翻得虚松不平，轮子陷进土里拉不出来，母亲往手心啐一口吐沫，搓一下，拉紧车把，咬住牙、屏住气，像一头发狠的牛。车轮终于从土坑出来。我和弟弟拍着手在路边欢呼。下坡路，母亲被重车推赶着一溜儿小跑，我牵着弟弟在后面追。我看见鸟雀从田野飞过，如果我再大几岁，或许我知道那是一只只鸟妈妈，它们在觅食、衔草，搭建过冬的巢，哺育幼雏。
       母亲说，小麦产量低，细粮不够，红薯是最后的防线。但我们姐弟的胃似乎不接纳这种在今天被冠之以最健康食品的东西，我们胸口发烧，吐酸水。只要换吃白面或大米，症状又立刻消失。母亲打算用地窖里的红薯再去换一些大米，是去黄河边种稻子的地方换，那儿不种红薯，有些人家也许稀罕，但是交换的条件十分苛刻。
        我听见父亲歉疚地叹息。在他们的絮语中我渐渐睡去，在梦里做一道算术题。
       乡村小学的算数课堂，老师的例题永远是计算小麦的收成：每亩地产一百二十斤，三亩地收多少？每亩地产二百斤呢？
       母亲在检查我的作业时叹口气，哦，要是真的这么涨上去，多好。
        ......  ......
       以为能够住很久，父亲从遥远的南方老家运来了几件家具。我记得小舅舅拉着架子车从二十多里地外的火车站帮我们运回家具时，一群半大的孩子从村口一直跟到院子。这在村子里也是件稀罕事儿，没有人家以这种方式添置家具。其实不过是一个两门立柜和一张写字台。父亲又自己动手把立柜的木门换成了两面镜子。屋子顿时明亮了。一束阳光从门口照进来，镜子接住了光，又侧身把光线送到我的小床旁，被皂角树遮蔽了光线的小角落里，连盛放粮食的瓦罐也一下子亮堂了。
       两间屋子里，母亲最关注的就是这几个瓦罐。它们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那里放着各类面粉或者是豆子。瓦罐是满的，母亲的脸就是晴朗的。
       春天的果园，桃花开了。稀疏的桃树林里种了豆子。母亲在桃园干活时，会偷偷捎几枝桃花回家。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唐三彩花瓶，插几枝桃花，放在淡蓝色的窗帘后，打开灯，站在窗外看，像一张镶了镜框的画。母亲低头插花，我和弟弟在一旁看。小瓦数的灯泡，光线昏暗柔和。那会儿母亲洗净了脸，搽了雪花膏，安静、满足，也美，红润的脸像盛开的桃花。


                                                                           （二）

       外婆的院子里种了几盆花。最多的是凤仙花。
       但外婆从不把它们叫做凤仙花，她说，一把指甲草，粗粗贱贱的，哪里那么娇贵，叫什么凤仙花。
       夏天，凤仙花开出大红、粉红的朵儿，很是艳丽。外婆把它们摘下来，在大蒜臼里加明矾后捣成泥。晚上，给家里的女孩儿们染指甲
       鲜嫩的花朵被外婆从枝头掐下来，真像是掐一株草或者墙角架子上的豆角。
       逢上染指甲的夜晚，我便留宿外婆的屋子。挤在一张床上的还有大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我的八根手指尖被纱布包住，两根食指是不能染的，据说，若是染了食指，鸡啄狗咬。
       经过一夜的包覆，花朵的色素渗透进我的指甲。像在宣纸上作画，指甲边的皮肤也浸染成红色，若是花泥放得太多，则整个手指肚都是红的。
       凤仙花是草本，每年都要下种。外婆总是留下最艳的那些花，不采，长种子。夏末或初秋，种子熟了，她用一张小纸片，把黑芝麻一样的种子包好，随便塞进一个墙缝里。
       我跟在外婆的身后，我担心那种子到了来年春天，找不到了怎么办。或许应该像对待小麦的种子一样，严密、严肃。
       但是外婆是个固执的人，她说，粗贱的东西不会丢。
粗贱。外婆巴不得她的院子里什么都是粗贱的。粗贱的粮食产量高、粗贱的花朵开得稠密、粗贱的孩子好养活。
       我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外婆的娘家，曾因偶然得到一幅唐伯虎的画。某天，村道上走来两个人，说是收古画的。外婆的父亲便将那画拿出请人鉴别估价。那两个人说此画是赝品，不值什么钱。外婆的家人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毕竟庄稼人不做书画生意。但是此后不久，那幅画却失窃了。没有任何破坏的迹象，贼像取自家物品一样，准确地拿走了它。一次镇静的盗窃显示了贼人深远的计谋和暗藏的凶险。失窃也意味着画儿的价值和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外婆的父亲痛悔不已，从小上过私塾、很是读过一些书的外婆语出惊人：幸亏贼人只是巧取，若是强夺，逃不过家破人亡呀，那画儿根本就不是咱这样的人家能有的。
       后来知道那画儿是盗墓得来的，似乎还有人命搭在里面。而外婆的父亲偶然得之，哪里知晓其中的玄机。
       这个故事是外婆从娘家带过来的，她讲给她的儿女听，她的儿女又讲给各自的儿女听。我的表姐和表兄弟们都知晓这个故事。
       表兄弟们都有粗贱的乳名。外婆像随手从土坷垃里捡一块土一样给她的孙子们取乳名。孬孬、二孬、孬蛋，粗贱到尘土里去了。这些随意的乳名，被很多孩子认用。或者说被祖母们互相借用。村子里叫孬蛋的孩子不下十个，又大多同姓，以至于为了区分，不得不在乳名前面加个住所作为前缀，比如前街的孬蛋、后院的孬蛋、坡池边的孬蛋等等。
       其实他们的学名响亮得很。表兄弟们的学名也是外婆取的。外婆看着太阳为她的四个孙子命名，他们依次是旭召、旭升、旭亮、旭灿。从冉冉初露到耀眼夺目。
       想必外婆酝酿了很久，从长孙出世，一轮太阳便在她心底扎根，然后徐徐升起，照耀着这个粗朴的农家小院。
       外婆每日小脚点着碎步，巡视她的院子。泡桐树开出紫色的花，长得旺盛；一群鸡精瘦精瘦的，但公鸡日日打鸣，母鸡隔天产蛋；圈里的两头猪，一黑一白，吃完最为不齿的食物，拱一身烂泥，偎在墙角打鼾；老黄狗卧在大门口，睡着了，即使有外人进来它也只是抬一下眼皮，农家小院没有需要它看守的家产，它不必过分警惕。
       表兄弟们在村中心学校读书，他们光芒四射的名字被老师在简陋的教室唤起。
       但在外婆的院子里，这些喷薄而出的名字不许叫。外婆说，安身立命，守住粗贱，才不会横生祸端。
       在土地里刨食，就是一粒低微的尘土。
       凤仙花就是一把指甲草。


                                                                           （三）

        外公年轻的时候学习经商，而后又回到土地。
        这也是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北方冬夜漫长，母亲用家族故事安慰我的童年和她自己的寂寥。
一大家子，乡村里的富裕人家，有田地、油坊，在城里还有店铺。母亲这样向我描述外公家世的时候，我曾经把年轻时代的外公和他的兄弟们想象成电影里的纨绔子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许还兼有仗势欺人的恶习。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勤勉厚道的富裕之家。兄弟们每人必须学会一样手艺，以便大家庭分裂时能够独立谋生。外公被他的父亲指派到城里经营店铺。
       那时外公已经娶了外婆。从村里的家到城里的店铺，二十多里地，外公都是走去走回。村道都是土路，间或还有石子。外公隔几日回来一趟，便向外婆要鞋。外婆的女红在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我见过她纺线、织布、绣花、纳鞋底子，我惊叹外婆做这些针线活时那么灵巧麻利。而我所能看到的景象已经是外婆的老年，年轻时的她就该是天上的织女下凡吧？鞋子要得如此频繁，外婆渐渐起了疑心。有一天她守在村口，远远地看见外公从城里的方向走来，同行的还有几个店铺的伙计。他们边走边做出踢石子的动作。外婆闪身躲在大桐树后面，看这几个小伙子在村口分手，说着今天谁赢了谁输了的话。她惊奇地看见伙计们都穿着她做的鞋。鞋帮上的标记是她习惯留下的。而小伙子们，竟然是边走路边各自踢着一粒石子回来的，他们大概在比赛谁能够把石子踢带的久或者远，用这种方式解除路途的寂寞无聊。而一双手工布鞋，纵使再细密结实，也经不住年轻有力的脚这样不爱惜地踢踏。
       我听到这里，低声笑了。我天天见到的那个好脾气的瘦老头，年轻时竟是一个仗义顽童。母亲说，外公是一个心理年龄永远小于生理年龄的人，外婆则恰恰相反。经营不善，店铺倒闭注定要在外公手里变为现实。
        大家庭到了分裂的那一天，大至土地、房子、牲畜、粮食、尚存的产业，小至锅碗瓢勺、板凳桌椅被一一分配。没有绝对的公平，大致的公平也谈不上，为了尽量保住家业，理智的父母重新权衡儿子们的才干。经商失败的外公回到田地。他从家族领到十四亩土地的所有权。在一个夜晚，分家的持续喧闹终于结束，外公和他的兄弟们从上房走出，他们的妻子都在夜幕中的院子里伫立等待，夫妻们在黑暗中也能迅速交换表情。
       母亲说，那天晚上，外婆神色凝重。十四亩土地，对经验丰富的农民而言是福音，是一家老小衣食饱暖的依靠。但对于外公，却未必。
       我无法想象十四亩土地有多阔大，只听说从那时起，外公性情大变。他沉默寡言，他的帮手，一头牛，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夏收以后分到田地，整个秋天，沉默的青年，带领他的牛在他的十四亩土地上，拉犁背耩，镂耙耕种。有时候，大舅舅和母亲也会被带到地里，他们被外公安排站在犁耙上，用他们不满十岁的体重增加压力，使得耙齿更深地进入土地。待到耩种，已到深秋，外公扶着耩，掌握着方向，来帮忙的亲戚在前面牵着牛，外婆带着孩子们伫立地头。这是外公最紧张的时候，像画家在宣纸上落笔，他让种子落进田野。
       但这不是一幅优美的田园画，母亲说不是。
       长冬来临，冬小麦在冻土和雪中，藏起农人的希望也掩盖了他的技艺。麦子在雪下沉睡，外公在炕头重重地磕他的旱烟锅。他忐忑。他不知道雪下那些他拼尽全力侍弄的庄稼，来年春天有怎样的长势。天地可以作证他的勤勉，一家老小的肚子却要检验他的成果。待到麦苗有了腰杆，农人在大地上的绘画便见了眉目。田平、垄直、棵旺，这是外公在梦里都想念的情景。
       然而，母亲说她饿。母亲关于童年的记忆是丰富的，但是只要提到一个饿字，其它内容便都黯然失色。饿，是她的童年背景。她总是眼巴巴地看着外婆从一口大锅里捞面条。第一碗要给外公，那是家里的顶梁柱；第二碗第三碗是大舅舅小舅舅的，传宗接代的男孩；轮到外婆和母亲，就成了照得见人影的稀汤。
       母亲的饥饿童年证明外公是田野上失败的画家。但是他不能罢笔，他必须继续。他牵着他的牛，走过原野，走过小麦地、玉米地、高粱地。他坐在邻居的地头，看人家的庄稼长势，一坐几个时辰，直到外婆来找他。农民的儿孙，怎么就摆弄不好这片土地？自卑的情绪覆盖他的前半生。
       母亲讲述到这里，语气里并没有埋怨。现在她也是一个农民，她知道土里刨食的艰辛。
       冬天快要结束了，母亲在越来越短的黑夜里，给我讲的故事也越来越短。最后一天的故事，只有一句话：下放农村前，在领导办公室，她大义凌然地说，大不了回家种地，有啥可怕！然后摔门而去。
       黑夜中，我感觉母亲笑了一下，接着，她长长叹口气说，土地，它总是成为人的一条退路，从天上摔下来，有地接着。


                                                                           （四）

       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在南石山度过的第一个麦假。乡村学校特有的假期，合着庄稼生长的节拍，全部的假期作业就是捡麦穗。
       母亲为我准备好了篮子。她说，把篮子挎在胳膊上，下面垫一块手绢儿，要不，篮子重了，胳膊上会勒出血印子。又给我装好一瓶水，放几片薄荷叶子进去，把擦汗的毛巾搭在我脖子上，看着我走进学校的拾麦队伍。
       我们去收割过的麦田捡拾从麦秆上脱落的麦穗，然后交到生产队。颗粒归仓的大标语挂在打麦场上。我们很少能见到大穗，放孩子们进来的麦田，往往已经是大人们捡过一遍的，那些逃过大人视线的小麦穗，等待我们的小眼睛发出喜悦的光。偶尔，我也会发现一支大穗，藏在麦茬里，看着饱满，拿着沉甸。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篮子最显眼的地方，在它的衬照下，那些小穗瘦弱干瘪，像饥年的孩子。
       有时候路过一块正在收割的麦田，我看见母亲正在挥舞镰刀。她没有看见我，她不抬头。割麦子的大人们都没有时间抬头。他们说，割麦子是龙口里夺粮。
       小舅舅是我们的领队老师。我们在地头的树荫下休息的时候，他便给我们讲故事。母亲的家族成员都擅长讲故事，小舅舅的故事更是惊心动魄。他讲鬼、讲盗墓贼的故事。以至于我和我的同学们不敢去麦田中央那个大大的荒冢前找麦穗。
       北邙之上遍布这样的古墓。我一直想象那些荒冢里或许还沉睡着千年的古尸，或许已经是一个空冢，盗墓贼在深夜手持洛阳铲，走过黑暗狭长的墓道，掀开一口黑漆大棺材，从一堆白骨中，拈出一粒夜明珠。
       小舅舅讲的故事害人不浅，我在皂角树覆盖下的小屋，深夜曾从梦里惊叫至醒。
        成年后我知道，外婆家所在的北邙岭，是秦岭余脉，这里土厚水低、黄土结构紧密，抗震抗压强度高，黄土的垂直节理又极利于挖掘墓穴。自古以来，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是广为流转的俗语。加之，仰观翠云、俯瞰洛伊的好风水，使得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把这里当作长眠的福地。帝王们有宏大的地下宫殿，精美巍峨的程度不逊于苍天之下他们生前居住的另一个。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那一年，青年民办教师领着一群孩子，在麦收后的田野，在巨大的土冢前，曾经高声诵读。


                                                                            （五）
   
       如果以那一年的麦假为时点的话，两年以后，小舅舅以全县第一的成绩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脱颖而出，进入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三年以后，母亲带领我们姐弟重返城市；五年以后，大舅舅一家定居城市。
       我们离开土地和庄稼，我们不再为小麦的产量而纠结。我们拿着城市户口本、粮本，从粮店的自动传输带上购买口粮。
       仍然以那一年的麦假为时点，十年以后，外婆离世，她睡进墓穴；十六年以后，外公追随而去。他们合葬在黄土深处，也离开了土地和庄稼，以另一种方式。不，应该说他们从未离开，而是进入得更深，麦子长在他们的身上。
       南石山村，以唐三彩为主的仿古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盗墓行为日渐盛行。要想富、去盗墓，这样的顺口溜是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一个嘲讽。
       外婆家，空房子、空猪圈、空鸡舍。
       土地之下也是一片空虚，盗墓的地道纵横交织、四通八达。
       再也没有人焦虑土地之上麦子的产量，这里，家家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