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皮面
2022-01-09经典散文
[db:简介]
几十年来,一种东西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榆皮面。
其实,榆皮面,我没见过,但我肯定吃过,邻居婶子常说,我母亲是做榆皮面的高手。只可惜,三十多年前,随着唢呐哽哽咽咽的哀乐,愚钝的我,把对母亲的记忆定格为一片空白。我脑海里有关母亲和榆皮面的记忆散片,大多来自邻居们偶尔间的感叹。
我很小的时候,小到我的大脑细胞还不能记忆任何事情的时候,母亲只要一听说哪里伐倒一棵榆树,便会拿着一把磨得铮亮的镰刀,以极快的速度赶到那里。她用镰刀把树皮一条条刮下来,一点点去掉厚厚的外皮,只留下里面的一层薄皮。母亲把薄皮放在阴凉处晾干,拿到邻居麦奶奶家。麦奶奶家有棵大枣树,树下有个半米高的石碓窑(石臼),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着长木柄的碓锤(石杵)有三四斤重。母亲把树皮一点点地放进碓窑,用碓锤使劲榷(砸),使劲榷,直至树皮完全被榷碎,榷成碎沫,再用细箩一点点筛,筛出细面来。
母亲用红薯面等杂粮擀面条,一边擀一边一层一层地撒着榆皮面,据说,这样擀出来的面滑溜,吃到嘴里筋道。擀好面,母亲走到院里,从搭在墙头上的红薯秧子上掐一把干红薯叶,用水泡开,和面一起下到锅里。我们几个孩子,你一碗我一碗,而母亲的碗里则是另一种红薯制品:红薯粉渣。红薯粉渣是红薯提取淀粉后的渣泽,当时很多人家都有储藏。储藏的方法很简单,在长条凳上绑上一块木板,用白纱布把粉渣包成一个个圆球状,放到木板下使劲压,压出里面的水分,压成长方形的片状,晒干后收藏。别人家的红薯渣饼留着喂猪,我们家的留着食用。在吃的时候,母亲把饼用水泡开,放上一点盐,上锅蒸。
那时候,我家很穷。哥哥患小儿麻痹症,姐姐患脑炎,省城医院基本上成了我们的家。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家是生产队里最大的缺粮户。每逢队里分粮,别人家是用架子车一车车往家拉,我家不但分不到粮,还要向生产队上交数目不菲的缺粮款。父亲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这个家。野菜,泡桐花,榆树皮,红薯粉渣等都曾光临过我们家人的肠胃。在母亲眼里,掺有榆皮面的杂面面条应该是最好的食物。
滑溜、筋道、母亲舍不得吃的面条,哥哥却不爱吃。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的心头肉。为此,母亲常端着碗,来到门口的饭场。那时,农村人吃饭喜欢聚饭场,大家或坐或站或蹲,你一碗我一碗,边说边笑边吃。我家门口的弯腰老柳树下,是最热闹的饭场。母亲个性要强,吃饭时,总是关起门,她不去凑饭场,也不允许我们去。可是,任性和贪吃的哥哥,把母亲的自尊一层层的剥落。母亲从这人碗里挑几根掺有小麦面的面条,从那人碗里倒几口玉米面糊糊,幸运时,还会讨回来半块纯小麦面的馒头。以至现在,哥哥还不断地向人吹嘘:小时候,家里的好东西全让我吃了。
听人说,母亲患有精神病,我不信,问奶奶,奶奶肯定地点点头。那时,母亲经常一人发呆,三番五次地寻找泯灭她生命轨迹的契机。严重时,父亲不敢去上班,哥哥不敢去上学,形影不离地守护着她。她曾多次半真半假地和邻居婶子说着心里话,如果她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略有残疾的儿子。母亲的病,我以我现在的浅薄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应该是抑郁症。贫穷像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错误地选择了逃避。75年深秋的一天,母亲把哥哥姐姐哄进学校,把我和妹妹们送到奶奶家,自己到麦奶奶家,一锤一锤地榷着榆树皮,一箩一箩地筛着榆皮面。傍晚,哥哥放学后,却怎么也叫不开家门。左邻右舍闻讯赶来,慌忙撞开门,母亲已经在一根绳子的陪伴下,沉睡不醒,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盆新箩好的榆皮面。那年,母亲三十一,父亲三十三,哥哥十岁,姐姐七岁,我四岁,大妹两岁,小妹三个月。
哥哥说,他恨母亲,恨她自私,姐姐说,她也恨母亲,恨她残酷。我不恨,没有理由,就像我不爱她一样,也没原因。从我有清晰的记忆起,我的母亲是另外一个女人,别人告诉我,她是继母。听姐姐说,母亲唯一的一张照片,被继母偷偷地撕掉了,我对生母的记忆永远定格在茫茫的空白处。只是,潜意识下,我总爱跑到大枣树下,望着那个大大的碓窑发呆。老枣树下的碓窑,是母亲使用过的、唯一的一件留在世上的东西。为此,继母曾狠狠地骂我:这丫头,中邪了!后来,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枣树没了,石碓窑也作为时代的象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踪迹。没有了石碓窑,我的心一下子空落起来。
从记事那天起,我就没见过继母刮过榆树皮,做过榆皮面,我家吃过的最差的食物,就是玉米和小麦的混合,我想,继母也许是个和榆皮面无缘的人。榆皮面在我们家,已经彻底地成为了历史的产物,风化在岁月的风尘中,让我忘记了它的味道。一般来说,对于忘记的东西,就应该永远封存记忆,而我是个固执的人,对于榆皮面,非要一次次刷新大脑的内存,回放着以前的生活片段,让我的记忆和榆皮面接吻,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温存。于是,在我生命的几十年里,我执拗地常常做着一个类似的梦。
在梦里,一棵枝繁叶茂的枣树下,一个年轻的妇人,用一个圆圆的石杵使劲地杵、杵,杵着石臼里的东西。这东西,在我梦中的意识里,就是榆树皮。这妇人,梳着两条垂肩麻花辫,身着红白格的粗布上衣,脸上密布着一层层地汗珠。当妇人撩起衣襟擦汗时,我惊愕地发现,这人竟是我自己。我扑通扑通的心跳,惊落了枣树上红玛瑙似的大枣,枣儿一颗颗闪烁着霓虹般的光,飞离枝头,变成流星雨,划破长空。妇人也在我愣神的之际,和枣儿一起,幻化成流星,消失在夜空。
梦里的妇人,是我的母亲。几十年来,我多次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原版刻画着母亲的形象,在梦中和母亲邂逅。
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哥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在饭店里摆了很多桌。昔日让人生厌的红薯面窝窝,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孩子们稀罕,争着抢着闹着。这时,我愚钝的脑细胞一下子大面积的苏醒,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榆皮面。我问,榆皮面是什么味道?哥哥想了想,摇了摇头,姐姐想了想,摇摇头。坐在旁边的继母说,滑滑的,筋筋的,有一种榆木的香味。顿时,我的脸火辣辣的烫。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榆皮面和与生母邂逅的梦里徘徊,而忽视了这位把我养大、把我嫁人的老人,今天,我又在她面前,提起和生母有关的记忆,我觉得是对老人家最大的不恭。我的心在忐忑不安地内疚着。
父亲生日后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概九点多,一阵“滴滴答答”的门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一看,是继母。她手里拎个食品袋,里面有二三斤细面。这面,浅浅的褐红色,滑滑的手感,淡淡的清香,我一下子怔住了。继母说:“你冯叔家的榆树砍了,我就刮了点树皮。你爸到集市上买个大点的蒜碓窑,石头的,没事时,我就榷一点。家里没有得劲的物件,要不,还可以多榷点。”继母还一再叮咛:“这东西尝尝就算了,不能多吃,吃多了难解大便。”我看着继母苍老的面孔,眼睛渐渐地迷离、迷离,继母蹒跚而行的身影和我梦中的年轻妇人的身影,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我!
我家没有杂粮面,我就用小麦面粉和榆皮面掺和在一起,擀起了面。下面时,我炒了西红柿,打了鸡蛋,下了一把荆芥叶,香喷喷的,很诱人。可是,我捣蛋的儿子,像我哥哥小时候一样,特挑食。他看见我擀的面条,嘴撅的老高,气呼呼地闹起了罢食。我搂着儿子,给他讲了榆皮面的故事。儿子惊讶地看着我说:“老妈,真的假的?太煽情了吧!”
这天,不爱吃面条的儿子,夸张地吧唧着嘴,破天荒的把满满一碗面扒拉个精光。我看着儿子的吃相,心里一阵欣慰,我猜,他一定吃出了特殊的味道。
其实,榆皮面,我没见过,但我肯定吃过,邻居婶子常说,我母亲是做榆皮面的高手。只可惜,三十多年前,随着唢呐哽哽咽咽的哀乐,愚钝的我,把对母亲的记忆定格为一片空白。我脑海里有关母亲和榆皮面的记忆散片,大多来自邻居们偶尔间的感叹。
我很小的时候,小到我的大脑细胞还不能记忆任何事情的时候,母亲只要一听说哪里伐倒一棵榆树,便会拿着一把磨得铮亮的镰刀,以极快的速度赶到那里。她用镰刀把树皮一条条刮下来,一点点去掉厚厚的外皮,只留下里面的一层薄皮。母亲把薄皮放在阴凉处晾干,拿到邻居麦奶奶家。麦奶奶家有棵大枣树,树下有个半米高的石碓窑(石臼),一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着长木柄的碓锤(石杵)有三四斤重。母亲把树皮一点点地放进碓窑,用碓锤使劲榷(砸),使劲榷,直至树皮完全被榷碎,榷成碎沫,再用细箩一点点筛,筛出细面来。
母亲用红薯面等杂粮擀面条,一边擀一边一层一层地撒着榆皮面,据说,这样擀出来的面滑溜,吃到嘴里筋道。擀好面,母亲走到院里,从搭在墙头上的红薯秧子上掐一把干红薯叶,用水泡开,和面一起下到锅里。我们几个孩子,你一碗我一碗,而母亲的碗里则是另一种红薯制品:红薯粉渣。红薯粉渣是红薯提取淀粉后的渣泽,当时很多人家都有储藏。储藏的方法很简单,在长条凳上绑上一块木板,用白纱布把粉渣包成一个个圆球状,放到木板下使劲压,压出里面的水分,压成长方形的片状,晒干后收藏。别人家的红薯渣饼留着喂猪,我们家的留着食用。在吃的时候,母亲把饼用水泡开,放上一点盐,上锅蒸。
那时候,我家很穷。哥哥患小儿麻痹症,姐姐患脑炎,省城医院基本上成了我们的家。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家是生产队里最大的缺粮户。每逢队里分粮,别人家是用架子车一车车往家拉,我家不但分不到粮,还要向生产队上交数目不菲的缺粮款。父亲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这个家。野菜,泡桐花,榆树皮,红薯粉渣等都曾光临过我们家人的肠胃。在母亲眼里,掺有榆皮面的杂面面条应该是最好的食物。
滑溜、筋道、母亲舍不得吃的面条,哥哥却不爱吃。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的心头肉。为此,母亲常端着碗,来到门口的饭场。那时,农村人吃饭喜欢聚饭场,大家或坐或站或蹲,你一碗我一碗,边说边笑边吃。我家门口的弯腰老柳树下,是最热闹的饭场。母亲个性要强,吃饭时,总是关起门,她不去凑饭场,也不允许我们去。可是,任性和贪吃的哥哥,把母亲的自尊一层层的剥落。母亲从这人碗里挑几根掺有小麦面的面条,从那人碗里倒几口玉米面糊糊,幸运时,还会讨回来半块纯小麦面的馒头。以至现在,哥哥还不断地向人吹嘘:小时候,家里的好东西全让我吃了。
听人说,母亲患有精神病,我不信,问奶奶,奶奶肯定地点点头。那时,母亲经常一人发呆,三番五次地寻找泯灭她生命轨迹的契机。严重时,父亲不敢去上班,哥哥不敢去上学,形影不离地守护着她。她曾多次半真半假地和邻居婶子说着心里话,如果她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略有残疾的儿子。母亲的病,我以我现在的浅薄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应该是抑郁症。贫穷像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错误地选择了逃避。75年深秋的一天,母亲把哥哥姐姐哄进学校,把我和妹妹们送到奶奶家,自己到麦奶奶家,一锤一锤地榷着榆树皮,一箩一箩地筛着榆皮面。傍晚,哥哥放学后,却怎么也叫不开家门。左邻右舍闻讯赶来,慌忙撞开门,母亲已经在一根绳子的陪伴下,沉睡不醒,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盆新箩好的榆皮面。那年,母亲三十一,父亲三十三,哥哥十岁,姐姐七岁,我四岁,大妹两岁,小妹三个月。
哥哥说,他恨母亲,恨她自私,姐姐说,她也恨母亲,恨她残酷。我不恨,没有理由,就像我不爱她一样,也没原因。从我有清晰的记忆起,我的母亲是另外一个女人,别人告诉我,她是继母。听姐姐说,母亲唯一的一张照片,被继母偷偷地撕掉了,我对生母的记忆永远定格在茫茫的空白处。只是,潜意识下,我总爱跑到大枣树下,望着那个大大的碓窑发呆。老枣树下的碓窑,是母亲使用过的、唯一的一件留在世上的东西。为此,继母曾狠狠地骂我:这丫头,中邪了!后来,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枣树没了,石碓窑也作为时代的象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踪迹。没有了石碓窑,我的心一下子空落起来。
从记事那天起,我就没见过继母刮过榆树皮,做过榆皮面,我家吃过的最差的食物,就是玉米和小麦的混合,我想,继母也许是个和榆皮面无缘的人。榆皮面在我们家,已经彻底地成为了历史的产物,风化在岁月的风尘中,让我忘记了它的味道。一般来说,对于忘记的东西,就应该永远封存记忆,而我是个固执的人,对于榆皮面,非要一次次刷新大脑的内存,回放着以前的生活片段,让我的记忆和榆皮面接吻,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温存。于是,在我生命的几十年里,我执拗地常常做着一个类似的梦。
在梦里,一棵枝繁叶茂的枣树下,一个年轻的妇人,用一个圆圆的石杵使劲地杵、杵,杵着石臼里的东西。这东西,在我梦中的意识里,就是榆树皮。这妇人,梳着两条垂肩麻花辫,身着红白格的粗布上衣,脸上密布着一层层地汗珠。当妇人撩起衣襟擦汗时,我惊愕地发现,这人竟是我自己。我扑通扑通的心跳,惊落了枣树上红玛瑙似的大枣,枣儿一颗颗闪烁着霓虹般的光,飞离枝头,变成流星雨,划破长空。妇人也在我愣神的之际,和枣儿一起,幻化成流星,消失在夜空。
梦里的妇人,是我的母亲。几十年来,我多次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原版刻画着母亲的形象,在梦中和母亲邂逅。
父亲七十岁生日那天,哥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在饭店里摆了很多桌。昔日让人生厌的红薯面窝窝,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孩子们稀罕,争着抢着闹着。这时,我愚钝的脑细胞一下子大面积的苏醒,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榆皮面。我问,榆皮面是什么味道?哥哥想了想,摇了摇头,姐姐想了想,摇摇头。坐在旁边的继母说,滑滑的,筋筋的,有一种榆木的香味。顿时,我的脸火辣辣的烫。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榆皮面和与生母邂逅的梦里徘徊,而忽视了这位把我养大、把我嫁人的老人,今天,我又在她面前,提起和生母有关的记忆,我觉得是对老人家最大的不恭。我的心在忐忑不安地内疚着。
父亲生日后不久,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大概九点多,一阵“滴滴答答”的门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一看,是继母。她手里拎个食品袋,里面有二三斤细面。这面,浅浅的褐红色,滑滑的手感,淡淡的清香,我一下子怔住了。继母说:“你冯叔家的榆树砍了,我就刮了点树皮。你爸到集市上买个大点的蒜碓窑,石头的,没事时,我就榷一点。家里没有得劲的物件,要不,还可以多榷点。”继母还一再叮咛:“这东西尝尝就算了,不能多吃,吃多了难解大便。”我看着继母苍老的面孔,眼睛渐渐地迷离、迷离,继母蹒跚而行的身影和我梦中的年轻妇人的身影,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我!
我家没有杂粮面,我就用小麦面粉和榆皮面掺和在一起,擀起了面。下面时,我炒了西红柿,打了鸡蛋,下了一把荆芥叶,香喷喷的,很诱人。可是,我捣蛋的儿子,像我哥哥小时候一样,特挑食。他看见我擀的面条,嘴撅的老高,气呼呼地闹起了罢食。我搂着儿子,给他讲了榆皮面的故事。儿子惊讶地看着我说:“老妈,真的假的?太煽情了吧!”
这天,不爱吃面条的儿子,夸张地吧唧着嘴,破天荒的把满满一碗面扒拉个精光。我看着儿子的吃相,心里一阵欣慰,我猜,他一定吃出了特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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