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的独特经历

　　 一个知青的独特经历
　　
　　2006年6月24日清晨，一阵刺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大伯，我爸爸病危，你快来！”电话里传来了侄女云焦急的哭声。我迅速起身，和妻子赶到大理州医院，我的二弟榆昏迷不醒地躺在病床上，右半边身体已经瘫痪，病情十分严重。主治医生告诉我，榆患的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并伴有严重的糖尿病，无论是手术治疗或是保守治疗，都希望甚微，估计最多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要我们准备后事。我万万没有想到，与共和国同龄，年仅57岁的弟弟竟然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看着他那熟悉的面容，病入膏肓的躯体，看着他身边焦急、忙碌而悲痛的儿女、妻子，想到即将与他阴阳两隔，我的心头百感交集，点点滴滴的往事像一个个电影镜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住在门顶的知青
　　
　　在我家四兄弟中榆是与我年龄最接近，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我们一起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一起下农村当知青。但下农村以后，我们的境况却大不相同。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在农村认真劳动锻炼，返城后老老实实地工作，过着普通而平淡无奇的生活。而他的知青经历，在所有知青中，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见的。
　　记得下乡期间，母亲去探望我们。她先来到我所在村庄，这里，她欣喜地看到，虽然条件很差，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大家团结、欢乐，充满朝气，便放心而满意地离开了。我陪她来到弟弟榆所在的广庄。广庄临近县城，比我住的村庄富庶得多。母亲心想，弟弟的生活至少不会比哥哥差吧。但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在知青集体户里竟然找不到他。知青们说：他和大家搞不拢，独自搬走了。我们多方打听，才在一道大门的顶上找到了他。人们常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贫如洗，可榆这里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因为他的住处根本就没有墙，只有四根又朽又旧的木柱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房顶。房顶矮得除了孩子，任何一个人进去，都得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敬。几块土基上搭着三块木板，就是床，一块土基上丢上件破衬衫，则是他唯一的凳子。三块石头架着一口脏兮兮的铁锅，一个装着半碗剩饭的破碗，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见到此情此景，母亲心酸地流泪了。榆见到我们，惊喜之余，显得有些尴尬，因为他不知道，晚饭用什么来招待我们。对此我倒不愁，当知青最大的好处，就是到哪里都能混饭吃，只要你是知青，只要你到了知青点，哪怕是临时去偷鸡摸狗，也要让你吃饱。果然，广庄的知青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母子，连二弟也捎带一起吃了顿晚饭。晚上，母亲和素不相识的女知青挤在一起睡，我则和榆在四面透风的门顶上，享受了一夜“餐风露宿”。临别前母亲含泪要我好好照顾二弟。我当即找到了生产队干部，随即向县知青办反映了情况。几经交涉，终于在知青住的大房间中隔出3平方大的一小间，单独开门。榆非常满意，这间没有窗户，没有电灯的小屋伴随着他度过了在广庄的知青生活。以后我多次到过广庄，看到他小日子过的不错，居然能独自招待我吃顿饱饭，然后在漆黑一团的小屋里美美睡上一个午觉。但听别的知青说，他出工不多，分红时不但分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真不知他哪来的钱，我几次问他，他总是含糊其辞，避而不答。
　　 三进监狱
　　
　　榆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妻子莲、儿子平和女儿云焦急地守护在身旁。不一会，我的两个弟弟和弟媳也赶到了。榆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唯一能动的左手烦躁地挥舞着，和我们几兄弟不太一样的大脑袋眉头紧蹙，嘴巴抿得紧紧的，不知他是在和死神搏斗，还是在回顾自己多灾多难的一生……
　　1971年底，开始在宾川知青中招工，我毫无悬念地第一批返城工作，榆表现一般，继续留在农村劳动。几个月以后，父亲所在单位接到了一个莫明其妙的电话，是宾川县公安局打来的，问榆回家了没有？父亲吃了一惊，联想到几天前请人给榆带东西，居然找不到他，感到他可能出事，要我马上回宾川了解情况。在县公安局了解到的情况，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一念之差，一个鬼使神差的情节，竟使榆陷入了牢狱之灾。
　　事情的起因是，那天，榆唯一的一床被子在晾晒的时候，被人偷走了。无被可盖的他到县知青办反映情况。在当时，一床被子对穷困的知青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财产，直接影响到他的基本生活。但县知青办的同志要他自己解决，随随便便就把他打发出来。本来如果他确有困难，可以向家里求助，但对留在农村极为不满的榆，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心生怨恨，竟做出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选择，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走上与其他知青大不相同的道路。
　　他趁人不备，将县委值班室中的被子抱起就走，结果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警惕性极高的县委机关工作人员抓个正着，立即被吊在会议室里痛打。他凄惨的哀叫声惊动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自然比下面的人有政策水平，他严肃地说：“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送公安局处理，你们在这里随便打人是错误的。”这些人本来想打一顿就放了，书记这么一说，只得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公安局听说是县委书记叫送来的，虽然明知这种情况达不到逮捕，也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关起来再说。关了几天之后，经过审查，实无大罪，又是知青，决定将他释放。按照当时的惯例，释放之前，要带出去劳动几天。谁知逍遥自由惯了的榆哪里受得了这种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监狱的饭菜，又少又差，饿得他吃着上顿就想着下顿，时时刻刻在想着如何脱离这个鬼地方。结果一带出去，他立刻遛之大吉。犯人逃走，这在监狱是件大事，公安局立刻组织全力搜捕，并四处打电话查找，这就是父亲单位接到电话的缘由。
　　榆逃走之后，在炼洞的大山中乱转了一夜，又冷又饿，被迫下山找吃的，很快就被撒下天罗地网的公安人员抓个正着。这次他被打得更惨，辛苦了一夜的抓捕者把气全撒在他身上。我到达宾川，要求与他见面，被拒绝了。其理由，表面上说是他曾经逃跑，实际上是不想让我看到他身上的累累伤痕。
　　几天以后，父亲亲自前往宾川。在他的坚持下，见到了榆。父亲没有像别的父母那样，忙着查看儿子的身体或抱头痛哭，也没有向公安人员求情或护短，而是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训斥了榆两个多小时。据榆后来回忆说，当他拖着孱弱疼痛的躯体见到父亲时，头脑中一片空白，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感到万念俱灰，一切全完了，连父亲都不原谅他。父亲的话二弟没有听进去，在旁的公安民警反而听进去了，他们看到榆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亲。当时知青中偷鸡摸狗的事不少。一年以前，一伙知青冲进县委招待所，将里面的饭菜全部抢光。县革委紧急调动民兵将招待所团团围住，将那些知青全部抓获，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偷床被子实在算不得什么，逃跑也是事出有因。经过研究，再次决定，将榆释放。释放之前，又再次将榆带出去劳动。但榆对此一无所知，他一心想的是：如何逃离监狱，重获自由。这样在外出劳动的时候，他再次出逃。这一次他有经验了，没有到处乱闯，而是迅速跳上一辆汽车，来到广通，然后扒上火车，逃往省外。
　　父亲听到榆再次逃走的消息，极为震怒，他想不到自己苦口婆心的教诲，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而母亲和我更担心的，则是榆的命运。他身无分文，在外地怎样度日，被抓以后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他的后半生将怎样度过？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收到了榆从广西柳州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过得很好，要我们放心。信的末尾还满怀激情地写到：“生活像大海，我跟大海在搏斗。”随信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和我们想象的大不一样。衣着整洁，心情愉快，神态自若，根本不像一个逃犯，也不像一个流浪者，倒像一个逍遥自在的旅游者。以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他从湖南、安徽、浙江、四川等地的来信和照片，告诉我们，他又到了哪些地方，过得如何快活自在。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竟把逃亡当成了免费旅游。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一人在外无以为生。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打工绝无可能，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盗窃度日。而小偷的下场，我在省外千里扒车时已亲眼所见。被失主抓住，常常被打的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如果被抓进公安局，查明是逃犯，那是罪上加罪，任有深明大义的父亲，任你披着知青的外衣，也在劫难逃。即使他回来，事情也远比逃跑之前难办得多，因此，我感到深深的忧虑。那可怜的母亲，则是既盼他回来，又怕他回来。
　　八月底的一天，天已尽黑。一个黑影幽灵般地钻进了我家住的小院，轻轻地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来。家人一看，全惊呆了：“是你！”那正是久违了的榆，他急忙把手指放到唇边，贼惊惊地作了个不要做声的手势。大家平静下来之后，他才详细向我们讲述了他几个月来在外的经历。
　　这里，我不想详细叙述榆是怎样在外流浪的，只想讲述其中的一个片段：
　　一天，天气炎热，榆身上的钱粮已经用尽，百无聊赖地在淮河中游泳。一个中年男子路过，见他游得正欢，问道：“河水凉不凉快？”他答：“凉快，凉快。”那人脱下衣服，跃入河中。榆马上爬上岸，慢吞吞地穿好衣服，眼见那人游到河心，榆抱起他的衣服，一趟就遛。那人急得大叫：“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可人在河中，鞭长莫及，即使上岸，光着身子，如何去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榆把衣服偷走。榆卖掉衣服，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可是设身处地为那位中年男子想一想，他将如何上岸，如何回家，其处境是何等的尴尬和狼狈。榆在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把自己的生存和一点点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榆回来了，他还活着且健康，令人高兴。但今后怎么办，却是一大难题。我最担心的是，如果被公安发现，在我家被抓走，那不但他罪上加罪，全家也会因包庇罪受到牵连和处罚。考虑再三，最好的办法是让榆投案自首。但榆坚决不同意，他被关怕了，也被打怕了，生怕回去后像上次那样被打个半死，更怕被关到猴年马月。因此只想见见家人后，再度外出流浪。我和父亲自是坚决反对。我们一方面做他的思想工作，指明外逃是没有前途的，只会增加更多的犯罪，下场将会更惨，还要牵连家人。只有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至于挨打，也只有投案自首，才可减少或避免。另一方面，我迅速与我所属的教育部门领导和知青办取得了联系，反映了榆的情况，说明我们正在做工作，让他投案自首。万一公安局突然采取行动时，请他们予以证实。同时，我利用文革中与领导干部的良好关系，找到已经出来工作的州检察院齐副检察长，请他与宾川公安局联系榆投案自首的相关事宜。对榆担心的挨打一事，齐副检察长告诉我，最近中央下达了严禁打骂犯人的通知，在这种时候，榆是投案自首，又是知青，应该不会有事。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我正式告知宾川公安局，送榆前来投案。宾川公安局正为榆逃之夭夭，久不归案而烦恼，听到这一消息，自是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一定会按政策正确处理。就这样由我护送，榆第三次走进了监狱。
　　一个多月以后，我和母亲到宾川监狱看望榆。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和母亲几乎认不出来了，和刚进去时判若两人，瘦得连脸都变形了，神情呆滞，表情木然。母亲一见，眼圈立刻红了，强制着没有流下泪来。我急忙问：“挨打了没有？”他摇了摇头，好半天才说出了第一句话：“你们赶紧想办法把我整出去。”我细问后才知道，他进去后，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号牢房中。在大牢里，犯人之间互相说说话，日子还好混，单独在一间，无人交流，孤独和寂寞像可怕的魔鬼，时时噬咬着他的心，使他几乎发疯，时间一长，人就痴呆了，再加上榆饭量本来就大，监狱里根本吃不饱，因此变成了这副模样。离开监狱，母亲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我再三劝慰问，好容易才使她平静下来。回家后，伤心的母亲一再催促我，想办法把弟弟救出来。
　　 二当知青
　　
　　病床上的榆睁开了双眼，看了看四周的亲人，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在他一生的多次危难中，都是我出面解救的，他这样看着我，难道又一次把希望依托在我的身上？
　　我使出了混身解数，动用了所有能用的社会关系，到处求人，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两个月以后，榆被释放了。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榆所在的广庄，拒绝他回生产队，宾川其他地方，听说了他的情况，没有一处愿意接收他，榆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县知青办和公安局经过反复研究，做出了一个中国知青史上从未有过的决定：将其户口转回下关。回城，是所有知青的梦想。除部分因招工、入学顺利返城的知青外，多少知青为了实现回城的梦想，花费了多少心血，做出了多少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榆，一个有罪的知青，在与他同时下乡的不少知青还在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为早日返城费尽心力的时候，却因祸得福，不费吹灰之力，轻轻松松地回城了。事情是那样地不可思议，但它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榆回到家，母亲十分欣喜，父亲也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都希望他从此改邪归正，好好做人。重获自由之后，榆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也迅速好转，瘦弱的身躯强壮起来。有位作家说过，要使人迅速身体强壮的办法是：让他挨俄，每天只吃能勉强维持生命的一点点粮食，使他的肠胃功能发挥至极致，然后再让他尽量吃饱，定能使人在短时间内身强力壮。榆用自己的身体证实了这一理论。
　　然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榆回城的喜悦很快就淡去，现实的问题日渐显露出来。榆虽然回城，但没有工作，整日在家无所事事，闲极无聊。想找工作，难似登天。当时，百业凋零，又不准个人创业，少数几个集体和国营单位，招工名额少得可怜，城里的待业人员排成了长队，下乡几年的知青都顾不过来，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得下乡，即使有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在家里吃闲饭，二十多岁了还要家人供养他，这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他的特殊经历，传遍了下关城，一些人社会闲散人员、地痞流氓莫明其妙地来家中找他，要拉他入伙。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冒充他的同学老乡，也来找他，要做他的女朋友，有的甚至明确表示要嫁给他。父亲见此，勃然大怒，把他们通通赶了出去。但我们都要上班，不可能时时在家守着他，对这些人，防不胜防。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全家人为此烦恼不已，想不到千辛万苦把榆从狱中救出，并从农村回到家中，本来是极大的好事，却陷入了如此尴尬为难的境地。
　　找工作根本不可能，但为榆找一份工作却是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时，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出现了，市里组织应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当知青。我返城后曾在知青办工作过，现在市里组织知青下乡的又是我中学的老师，市革委王副主任。我想，实在没有办法，干脆让他到农村去，再当一次知青。榆居然同意了，一方面他看到了自己给家中带来的种种困扰，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他并不太怕在农村生活。在广庄，他和知青的关系不好，但与农民的关系却相当不错。他曾经在农村找过对象，甚至准备结婚，在农村安家落户，实现所谓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在离开广庄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去几次，这在所有知青中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取得榆的同意后，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父亲立即赞成，母亲虽然心疼儿子，但面对现实，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于是，我找到王副主任，如实说明了榆的情况，提出了这个不情之请。王副主任挠头了，已经回城的知青，再当知青，这在全国闻所未闻，更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实在不好办理。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并没有规定当过知青的不能再下农村。没有明文禁止就是可行。知青办经过认真研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于是共和国知青史上，又一个奇迹出现了，一个人居然当了两次知青。在全国两千多万知青中，还从未听说过哪个知青，在返城以后又重新回去当知青的。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在榆的身上发生了。
　　1974年1月25日，知青队伍出发的那天，在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榆站在比他年轻许多的高中毕业生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我已请求知青办对他的事严格保密。知青办也答应了这一要求。
　　为了保险起见，我和一些家长一起把榆送到他落户的永平县杉阳公社阿海寨大队山咀生产队，把一切都安排好后才离开。临行前，我还找了开团代会时认识的一位知青，这位知青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在知青中很有威信，为人谨慎细心，请他给予帮助和照顾。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纸包不住火。几个月以后，榆的经历就在永平知青中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他一出现，许多知青就对他指指点点，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他。榆按照家人的嘱托，不予理会，老老实实地劳动、生活。可不久消息传到永平县知青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派人专程到我家中了解情况，我们如实相告。永平县知青办经过研究，认为榆已下乡当过知青，不符合当知青的条件，要将他返回下关。如果要留在农村，则将取消其所享有的一切知青待遇。也就是说，住房自己解决，每月15元的知青补助及30斤粮的供应全部取消。这消息，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震得全家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谁都知道，农村在分红之前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这样，榆在农村的全部费用将由家中承担。何况当时全家工资收入很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更头疼的是，我们哪有多余的粮食，供食量颇惊人的榆在农村食用。将他返回下关，那之前所有的努力白费不说，他闲散在家所带来的麻烦和后患，我的家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幸运之神再一次降临到榆和我们全家的身上。就在这时，下关市决定，将所有下乡到宾川的本市知青全部召回下关，安排工作。榆显然符合这一条件，而且主管这一工作的又恰是我所熟悉的市革委王副主任。我又一次找到了他，这是既符合政策又做人情的好事，他何乐而不为。于是大笔一挥，榆就再次不费吹灰之力，轻轻松松地返回下关，而且安排进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他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全家长舒了一口气。
　　 一进收容站
　　
　　病床上的榆再次不安地躁动起来，他的一生总是那样地不安份，想不到临终前也依然如此。
　　再次回城并取得正式工作的榆平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好景不长，渐渐地，榆对每天按时上下班，枯燥重复的工作越来越失去了兴趣，他常常怀念起自己在省外流浪的潇洒自由的生活。终于在一天清晨，榆拿走了自己的全部钱粮，没有给家人和单位打任何招呼，就突然失踪了。母亲伤心落泪，父亲则对他彻底失望，说：“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以后再不管他的事了。”
　　和上次一样，我们不时榆收到寄来的信和照片，得以知道他的行踪。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全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奇怪的是，从那时开始，就再没有榆的任何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总不会也随着毛主席一起去世吧！
　　几个月过去了，这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只有简短的几个字：“榆在昆明收容遣送站，他病了，快去接他！”看来这是榆请与他一起关在昆明收容遣送站的人寄来的。怪不得几个月得不到榆的消息，原来是被收容遣送站抓去了。
　　听说榆被关了，而且生病，母亲焦急万分，一再要我马上想办法把他接回来。我先到下关收容站找人了解了接人方法和要求，得知只要被收容人的所在单位开个证明，交纳相关的费用就行了。于是立即找到榆的单位领导，请他们开证明。谁知，榆的单位领导对他私自外出极为不满，正想趁机收拾他一顿，以警戒其他职工，因此不同意开证明，推诿说：“我们不去接，遣送站也会送会来的，何必多此一举。”我再三求告不成，只得放出狠话：“他现在病得很重，如果单位同意，让我们及时接回来，有问题我们家庭负责处理，绝不找单位的麻烦。如果不开证明，我们无法把他接回来，他身体受损，今后必定会给单位添加麻烦，万一死在里面，单位也难脱干系。”这样才迫使单位勉强开出证明。
　　第二天，冒着的凛冽的寒风，我乘坐同学大王的车赶往昆明，直奔收容遣送站。有了单位证明，再交了钱粮，榆被顺利地接出来了。乍一见面，我见到的是一个活脱脱的丐帮弟子。面黄肌瘦，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和手又脏又黑，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臭气熏天，在寒风中哆嗦着缩成一团。我急忙拿出准备好的绒衣给他穿上，再把他带到理发店理了个发，到旅店里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最后饱饱地吃了顿饭，才使他恢复了人样。
　　从他口中，我才得知了他此行的情况。他这次外出，由于有了上次出逃的丰富经验，乘车、住宿根本不用花钱，身上又带有一年多的全部积蓄，到处游山玩水自是潇洒自如。谁知来到上海，恰逢毛主席逝世，形势骤然紧张，到处清查可疑人员，他身上无任何证件，但又无犯罪证据，因此被关进上海收容遣送站，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之后被辗转送到昆明。收容站的环境极其糟糕，许多人挤在一起，空气污浊，饭菜又少又差，只够勉强维持生命。有单位或家人来接还可早点出去，无人来接，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他想尽办法，终于托被关在一起的即将被放出的昆明人，出去后写了那封信。至于生病，也确有其事，但只是感冒发烧，已经好了。
　　在返程的汽车上，榆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他时而闭目养神，时而谈笑，时而在沉思中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他为自己重获自由兴奋不已，却不知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
　　 辞职下海
　　
　　回家的第二天，我带他来到了单位保卫科。保卫科科长一见到他，气不打一处来，当着我的面，劈头盖脸整整骂了他一个上午，严令他回去作深刻检查。榆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在父亲的责骂声中，流着泪写检查，头天的兴奋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一连几个星期，下班后榆所面对的都是班组工人对他的批斗会。回家后是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的典型事例，不斗才怪呢！
　　批斗终于结束了，但榆已是疲惫不堪，万念俱灰，他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这一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大家清楚地知道，他这份工作是何等地来之不易。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社会上根本没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存在的余地。辞职后，榆做什么呢？他将何以为生？对榆的辞职，单位自然求之不得，因此象征性地挽留了一下后，就批准了。在以后的年月里，辞职下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1977年初，主动放弃到手的正式工作，自谋生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全国也极其少见。然而，他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做的就是与众不同的怪事。
　　榆辞职以后，为了生存，做过许多工作，卖肉、照相、家电维修、陪护病人……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干。由于“非法经营”，多次被处罚过。但他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渐渐地，形势变化了，个体经营合法了，他也掌握了一定的维修技术，于是便成了以家电维修为主的个体户。他娶妻生子，不知遗传基因是怎样组合的，他夫妻相貌不咋的，却生了一双俊男靓女。榆对他们疼爱有加，靠自己一个人的劳动，养活了一家四口人。我们四弟兄，除榆以外都有正式工作，如只靠一个人的工资是绝对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的，幸而各人的妻子也都正式职工，有工资收入，才得以勉强度日。榆的妻子是农民，结婚以后，只是偶尔打打工，基本上没有收入。而榆不但自己能自立，还在四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一臂之力。榆的辞职是对是错，实在难以评说。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榆没有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人嘲笑他：“不该乱的时候瞎乱，该放手大干的时候反而成了缩头乌龟。”他也不为所动。岁月将他送进了晚年，两个孩子在他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能够供养孝敬老人，榆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病魔缠上了他。早年的种种磨难，损害了他的健康，埋下了病根。多年的辛苦操劳，讳疾忌医使病情逐步恶化，终于召至了死神的降临。
　　 一笔孽债
　　
　　在病床上陷于弥留状态两天的榆睁开了眼睛，他显得比刚才精神了许多，也许这就是回光返照吧。他逐个看了看身边所有的亲人，眼光仍焦急地四处搜寻。所有的亲人都在病房里，他还在找什么呢？面对其他人的迷惑，我清楚地知道：他在寻找他在宾川的大女儿和年幼的孙子。
　　原来，与众不同的榆还有一笔不为人知的孽债。
　　在全国两千多万知青中，孽债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漫长的知青生涯中，劳动的艰苦，生活的枯燥，心灵的空虚，前途的无望，成了孽债滋生的土壤。但在下关下乡到宾川的一千多名老三届知青中，这样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资本。可是，没有听说过不等于没有，这事就偏偏发生在榆的身上。
　　那是在我回城工作以后的事。已经无心出工劳动的榆，经常到农户家串闲。其中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婚后三年，妻子尚未怀孕，原因是丈夫性功能丧失。守了三年活寡的年轻少妇，遇上了充满活力，不拘一格的榆，干柴烈火，自然一点就着。当少妇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榆已因一床被子被抓进了监狱。少妇在求助无门，万般无奈中产下一个女孩。幸而丈夫生性善良，认养了这个孩子。榆彻底从监狱中放出，回到广庄，得知自己的几度风流，已经有一个女儿的时候，他惊呆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决定与这名少妇结婚，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来到杨家，得知无法忍受无性婚姻生活的少妇，已经抛下不幸的孩子和丈夫，远嫁它乡了。经多方打听，榆找到了少妇在永胜的新家。少妇见到他，惊恐万分，生怕自己的新丈夫知道两人的关系，三言两语就把他匆匆打发走了。榆与之结婚的愿望因此告吹。
　　女儿在杨家逐渐长大，榆经常去看望她，这就是榆每年到广庄数次的真正原因。女儿勤劳能干，不幸的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嫁了个吃喝嫖赌俱全，不务正业的外乡人，还生有一子。无助的她被迫挑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生活痛苦而艰难，使榆一直牵挂在心。他每次去都要带些钱粮，但女儿得知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之后，心总充满了怨恨之情，对他不理不睬，更不认他，使榆倍感伤心。许多年以后，经过善良的养父一再的劝导，女儿才带着孩子，来到下关，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段孽债似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此时，榆渴望见到自己女儿和孙子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可是，他二人远在宾川，能赶得来吗？更难的是我的建议遭到了榆妻子和身边两个孩子的断然拒绝。使榆的临终的愿望未能实现。
　　 永远在父母的身边
　　
　　在久寻未果之后，榆闭上了双眼。他的表情渐趋平静，呼吸逐渐缓慢。11时25分，榆告别了身边的亲人，告别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在医生的催促下，一辆专车把他送进火葬场。一个多小时以后，榆变成了一堆白骨，放进准备好的骨灰盒中，存放于殡仪馆，两点多钟丧事全部结束。整个丧事，只有我们三个兄弟夫妇和榆的妻子莲、女儿云和儿子平，别无他人。这大概是在正常时期，少有的最简单、最节约的葬礼，榆在他去世以后，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几个月以后，榆的孩子托人买了块墓地，重埋骨灰，使自己的父亲入土为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榆的坟墓竟与父母的坟墓紧紧连在一起。
　　在我家四兄弟中，父母最疼爱的是我，最讨厌的是榆，因为榆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和痛苦。榆的长相与其他三弟兄大不相同，性格、为人处事更是大相径庭。有人甚至怀疑，他是捡来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榆出生时的情景。而且，在家庭极为困难的时候，母亲曾把三弟送人，而留下了他，就是明证。在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我和另两个弟弟都离开了父母，搬到了单位所提供的新居，只有榆长期没有单位，没有住房，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照理说他应该多尽一些照顾父母的责任。可是，无论在经济上或是生活上，他对父母的照顾和帮助远远少于父母给予他的，也少于其他三个弟兄给予父母的。他还时常做出些惹父母生气的事。然而，厌恶归厌恶，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母亲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榆。临终的时候，她一再嘱咐我：以后好好照顾榆。父母去世时，丧事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三兄弟分担，榆分文不出，所有家产全部留给榆，三兄弟一件不要。后来，除了物资上的资助外，榆的住房问题，他两个孩子的上学、就业问题都是我帮助解决。我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喜欢的不在一起，讨厌的却时常在眼前晃。父母生前与榆一直住在一起，死后竟也紧紧相连，永不分离。这冥冥之中莫非真有什么神灵在操弄，我百思不得其解。
　　榆默默地走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留下债务和财富，没有留下什么思想或功绩，却留下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该怎样评价他的一生呢？作为对他最知情的人，我感到无从下笔。他为什么具有如此独特的人生经历呢？我有些惘然。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精神，按照唯心主义的看法，主观决定客观，但它们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环境出现的不同思想行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环境中却产生出相似的人性。俗话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像娘”，“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是人们这些现象最朴素、最客观的理解。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曰：“性本恶”都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想。初生的婴儿连意识都不清楚，哪有什么善恶可言。圣经说：人是有原罪的，人生就是来吃苦、赎罪，更不知罪从何来。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就多数人而言，现实的客观世界，总的潮流大势，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基本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但就个体而言，个人的一念之差，一个偶然的事件，足以改变人的一生，甚至改变整个历史。物质与精神，必然与偶然，善与恶，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都不是单独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相互制约，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群，出现五彩斑斓的人生。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5-25 22:2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