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 母 杨 福 兰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00 编辑 <br /><br />祖 母 杨 福 兰不亦乐乎
杨福兰是我的祖母的姓名。
祖母有六个儿子，一个养子，两个儿子夭折。健康成长的五个儿子结婚生子，因为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的国策，民众又不懂如何避孕，祖母就有了很多孙子和孙女。祖母还有五个女儿，她们给祖母生了一大堆外孙和外孙女。祖母亲自照看过很多孙子和孙女，外孙和外孙女，但她的孙辈中真正能说出她的姓名的只有我一个，可能因为我是长孙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祖孙两代太过亲近，亲近到只知她是祖母，忽略了她的姓名。
祖母比祖父幸福。祖父只见过一个很小的孙子和一个更小的孙女——我和我的大妹妹，而祖母亲手抱过的孙儿无数。祖父1952年病逝，年过六旬，祖母1983年无疾而终，年愈九旬，祖母比祖父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了30多年。
祖母当了十多年大清的子民，后来，在民国生活了近40年，再后来，在新中国生活了30多年，她是“三朝元老”。
祖母是广东蕉岭广福乡人，不识字，除了客家话，任何别的语言,她都说不出，听不懂。她是劳动妇女，除了下地干活，就是生儿育女。祖父是读过书的人，教书，当郎中，参加北伐，当保长，什么差事都愿干，就是不愿种田。耕种家里的12亩地就成了祖母日思月虑苦心经营的大事。土改前，祖母带着一家老小早出晚归辛勤耕耘。她任劳任怨，从未说过一个“苦”字。她就是祖父的“长工”，但她却一直认为自己是“主人翁”。
1952年，南方的土改结束，祖父戴着一顶“地主”的帽子去见孙中山了。家里没地了，祖母和她的儿媳们翻身得解放，再不用在地里做牛做马了。她们来到江西，投靠儿子和丈夫。
第一次来到城里，远离家乡，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祖母觉得别扭，只想回老家。可儿媳们却觉得这外面的世界太奇妙了，太好了，那老家是人呆的地方吗？祖母有三个儿子在江西，他选择了我父亲，因为我的父母，我和妹妹，平日里在家都讲客家话，我们家是个客家人聚集的小世界，祖母只有在客家话的语境里才感到舒心。祖母还有一个儿子在福建的南平尤溪，这个儿子也想孝敬母亲，也想享受一下有母亲在身边的温馨，就把祖母接了过去。祖母在尤溪生活了几个月，度日如年，难受极了，因为儿媳是福州人，不会说客家话。祖母偷偷地求别人帮她写信，寄到江西。父亲收到信后，立刻叫我母亲，不远万里，去把祖母接了回来。
好像是在1963年还是1964年的某一天，街道居委会的大姐来到我们家。她通知我们尽快送祖母回原籍，说上面下达了红头文件，地富分子必须回原籍，不能在城里生活。我父母听到这个通知后，决定送祖母到尤溪叔叔家暂避风头。祖母却说她早就想回老家了，要我们赶紧送她回去。这人老了，会变得很固执。祖母觉得，自己没有欺侮过别人，没有做过亏心事，只有老家的人才知道，别个地方的人就不知道了，真当她是“黄世仁他妈”了，只有回老家去，才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别说，老人家想得挺实在的。其实，祖母真想回老家。她的夫家，娘家，还有几个女儿的家，都在那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地方，许多亲朋好友和一块长大的老姐妹十多年没见了，怪想念的。最叫祖母留恋的是，那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说客家话。
景叔送祖母回到老家，他的几个姐姐争着要把老娘接去，可祖母哪家都不愿去。她说她还能自理，还是在自个儿家呆着吧，叫她们几姐妹有时间来看看就行了。景叔临走时，拜托村干部关照老娘。村干部叫景叔别把老太太扔在这里，说不肖子孙会招报应的。景叔说，没办法，老太太思乡心切，一定要回家乡住住，请他们让她在家乡住两年。村干部说，住两年当然可以，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别怪他们。景叔离开祖母时，心里特难受，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来。祖母知道儿子心里难过，安慰他说，没事，本乡本土，乡里乡亲，不会有什么事，要他回去转告大家，她在家乡会过得很好。
在老家，祖父和祖母德高望重，乡亲们叫祖父“章公”，称祖母为“杨伯”。客家人对长辈的称呼听起来很不合理。祖母是女性，却被尊称为“伯”。还有更叫人稀里糊涂的，客家话管妈叫“奶奶”，管奶奶叫“妈妈”，我就是这样叫着长大的。开初几个月，很多人来拜访，访客的第一句话就是：杨伯归来啦。
祖母把土改时分给我家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过去，一大家人住不下，祖母一人住，就成大房子了。一人住寂寞，左邻右舍给祖母送来小鸡和小兔。几个月后，小鸡长大了，下蛋了，兔子也长大了，成兔爹兔妈了。祖母觉得养小动物不过瘾，找生产队长，提出要帮生产队放牛。队长听老太太说要放牛，挺奇怪的，因为放牛是没人愿意干的事，放牛很烦人，成天要跟着它，一下没看住，这牛就跑到田里糟蹋庄稼了，还有，放牛这差事，工分很低。小队长想了半天，答应了老太太。不过，他再三对祖母交代，是她自己要去放牛的，要她跟她的儿子们说清楚。祖母满口答应。其实，祖母就是想到处走走，一天到晚，一个人呆在屋里，闷得难受。这放牛可自由了，想到河边玩，就把牛赶到河边，想到山上溜溜，就把牛牵到山上。放牛时，还能摘野果，採兔草，拾柴火，可以干很多事。祖母有时还会把牛赶到大队部附近的林子里。大队部是个大宅子，有池塘，有亭子，有全村独一无二的三层楼房。这是我们家的祖宅。祖母看见这座宅子，倍感亲切，她在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她想，自家的宅子成了村里的“政府大楼”，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她想到这，就会笑，笑得很灿烂。不久，祖母托人写信给儿子们，叫他们不要寄钱给她了，说她丰衣足食，每天都很开心，不要挂念她。
文革初期，斗争矛头直指地富反坏右，祖母也上台挨批，因为祖父的那顶地主帽子落到了祖母的头上。大队干部偷偷地告诉祖母不要怕，在台上站累了就说一声。祖母说，她不怕，不会累。后来，斗争矛头转向当权派，干部们挨批，他们对祖母的关照成为一条罪状。祖母说，那些小孩不懂事。文革还没结束，祖母已年逾古稀。她不想一个人过了，大姑把她接去了。其他几个姑姑也想接她去，但祖母更愿意住在大姑家，因为大姑的儿子经常跟他的舅舅们通信，祖母可以经常从这个外孙嘴里听到儿孙们的消息。祖母在大姑家没有闲着，大姑的孙子和孙女都是她带大的，祖母带过的曾外孙有七、八个。
因为祖母在老家，我们每年都得有人回老家探望她。我们回去的时候，是祖母感觉最幸福的时刻。我们离开祖母的时候，是我们心里最难过的时刻，这时祖母会笑着说，明年再回来，她会等我们。回去次数最多的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妹，还有尤溪的叔叔。祖母80岁时，大妹同二弟专程从赣北来到闽西，要接祖母回江西，祖母欣然同意，她太想念外面的子孙了。可是，年纪不饶人，班车行驶不到40里地，祖母已不省人事，大妹急得大哭，又把祖母送了回去。从此，老太太绝了与儿孙们再次团聚的念想，日日夜夜，一门心思等候子孙能够回来看望她。
1982年，祖母已90高龄。那年春节，她的子孙后代从四面八方回到老家，祝福她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老祖母平生头一回做寿。看见这么多子孙来到自己身边，祖母真开心啊！老人家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戴着一顶新帽子，一连几日，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在客厅里四平八稳地走来走去，一会摸摸这个孙女的脸，一会拽着那个孙子的手，用客家话不停地问：几多岁了，什么名啊？孙子孙女听不懂客家话，老太太听不懂普通话，我成了老太太的翻译。祖母身体健康，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一点不糊涂，因为她热爱劳动，思想淳朴，性格开朗。
1983年夏，祖母逝世。去世前，她没有丝毫不良感觉，她没有打搅任何人。其实，她是睡着了，没有醒过来。她离开时，一定是心满意足。
中国有句格言，家喻户晓，叫“母以子贵”。祖母的几个儿子个个学有所成，忠厚老实，安分守己。祖母的几个女儿个个聪明能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祖母有很多孙子孙女，很多外孙外孙女，他们聪明好学，人才辈出。
祖母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