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革补遗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1:19 编辑 <br /><br />○随笔
文革史补遗
——邓小平、刘少奇及江青等人围绕“工作组”发表的讲话
沙封
　　这本破旧的红色硬壳日记本，曾经为一位名叫李召武的人拥有并使用，他在扉页上印了两个自己的印章，写着“1966年2月12日购于西冶建院”。这本于35年前使用的笔记本，它记载着一些什么，将把我们带入怎样的一种回忆之中？
　　在简单的翻阅中，我发现这是一本很珍贵的文革笔记，记载着笔者作为赴北京的学生代表，在首都受到当时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时，当场记录下的一些宝贵的讲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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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1966，7，28）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师生的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自觉性，更有利于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办法，经验证明已经不适合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消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消之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学校的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各大专院校应该迅速地在统一会场（原文如此——摘录者），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个决定。
　　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由本校各单位提名，成立临时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负责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宣布上述决定后，上级派到各处的工作组应在该校集中学习，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时，可以随时回去。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我找到了一些介绍当时情况的资料。1966年6月，刘少奇一直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要保全自己，就得积极卖劲地批判修正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得维护中央对来势迅猛的政治运动的控制，特别是对高等院校运动的控制。5月25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写出一张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此行动受到了北大校方的抑制。在聂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了一个中央工作组到了北大，批评了聂的大字报。但是，毛泽东指示在6月1日向全国广播并见报。在这种造反声势日涨的情况下，学校领导纷纷下台，刘少奇心急如焚，他立即组织一大批工作组（约400个组、1万余名成员）迅速派往高等院校和中学。
　　下面是江青等人对派工作组事件的反映。
　　7月25日晚在北大的会议
　　江青：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北大革命师生万岁！
　　康生：……介绍几位同志：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曾玉娥。……比如对工作队。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队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他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院已两个多月，工作怎样呢？听说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错误，有的讲是路线的错误。敞开思想，有思念都可以谈，不要有顾虑。有的讲工作组在这儿好。有的讲工作组不在这儿好，文化革命依靠你们来搞还是依靠工作组一手包办呢，文化革命怎样搞法，陆平、彭佩云怎样斗，……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就是毛主席让我们先告诉你们的重要任务……
　　陈伯达7月26日（在北大的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工作组的调整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工作组这个问题上，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问题争论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赞同许多同志的意见，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阻碍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一个障碍。我们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路上，要搬去这个障碍物。在这里好象有些人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们擦粉，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种迷信，好象没有工作组就不能干革命了。其实这个工作组是压制你们的盖子，我们建议北京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很多人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象没有工作组就不能干了。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在工作组问题上，我重复毛主席经常讲的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你们怎么办呢？不是没有组织了吗？你们是不是成无政府了呢？你们可以不可以自己革命呢，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呢？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都不能由别人，外人包办代替……
　　7月26日晚：
　　江青：……我来北大四次了，但是张承先是怎样一个人，我还未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来了一封信，是打字的，也没有签名。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不严肃的……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政策，在领导核心组有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他（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他（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在这当中，江青讲话很激动，流了泪，我们没记录。大意是毛主席有个儿子得了精神分裂症，让一个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了，没有一点革命人道主义，硬跟他结婚，出来后，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记录者）另外有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本来在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李讷（毛主席的女儿，北大六年级学生，我去北大了解的，人人皆知，据说以前江青名叫李净，所以主席的女儿叫李讷。——记录者）跟他斗争，他进攻李讷和另一个同学。李讷的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太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你一点也不要说，可以（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
　　从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赴京学生的这份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动挑拨的证据。当时江青等人的这些活动是私自进行（不能以组织名义进行）的，所以当时讲的话没有正式的记录并未形成讲话稿或文件。也正因为这样，他们讲话时也显得很随意，内心的意图都一股脑都暴露出来，没有什么遮拦。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学生李召武无意中的这份记录，现在填补了这个史料上的空缺。
　　也有野史的趣味，比如，江青说到自家人时，那份家庭妇女的狭隘尖刻就露出来了，在一群与家事不相干的学生面前，说到家务矛盾，还哭起来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本来是粉抹登场，这下成了个大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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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邓小平在文革中涉及到工作组时的讲话。在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我也没有能够详尽地读到这样的讲话内容，其他一些有关邓小平的书中，连提都没有提到。
　　而且，这是一份为工作组事件所作的检讨。
　　当时的政治背景是这样的。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对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很生气，结束了他的杭州之旅返京，召集了各大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要撤回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我不行，省委也不行”，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所有高等院校和城市的中学撤出工作组，由学校师生员工选出“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
　　让我们看看当时在巨大压力下邓小平的这份检讨。
　　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7，29于人大食堂。本文经邓小平同志审校）
同志们：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
　　现在市委宣传部从大中学校撤离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很少，各大中学校革命学生和教师起来闹革命，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的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的。
　　另一种，是在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现在市（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消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须加以改变。
　　自从中央宣传部改组旧市委，报上公布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北京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猛烈地冲击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未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我们大中学革命师生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水平来说，是不难解决的。我们对于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匆（仓）促的。还有的决定，例如，中学集训、军训等问题的决定，也是比较匆（仓）促的。有同志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而工作组到各校，又是非常仓卒（促）的，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们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在这一些方面给工作组具体的交待，工作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导运动，有些不好的工作组还违背我们党历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方针，自己搞一套，瞎指挥，乱闹一通，结果在一个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弄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基本的教训是对于广大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觉悟，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对于革命师生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革命本领估计不足，对于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路线方法，领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锻炼、自我革命，从而□□和带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实行了广泛的、民主的伟大意义估计不足，这一个多月是一个曲折，要从这一段反面经验得到益处，使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任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领导群众运动，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益，市委工作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益，工作组的同志要从中得到教益。
　　再重复说一说工作组的问题，工作组有的同志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也有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们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见的人，严重地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把方向扭到错误的方面去，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广大师生对他们的不满，批判他们，以至要求撤换他们，这是完全合理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愿望上是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上面也讲过。在（再）加上工作组同志没有搞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毛主席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仓卒（促）上阵，用过去工厂农村的工作方法，有的甚至凭自己的想法去领导运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承担，工作组不少同志受到群众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工作组的一切好同志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教益，这对他们在今后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学会民主集中制极有益处。
　　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撤消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主席——记录者）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个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在我们国家里防止修正主义，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大中学校撤消工作组之后，北京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恢复运动开始的蓬蓬勃勃的局面，在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中央、市委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群众、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比较熟悉情况，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这个任务。
　　中央完全相信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能依靠群众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自觉性，用群众自己的革命形式，——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的形式，动员师生闹革命：能够经过运动，包括教育犯错误的人，实现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团结95%以上的大多数的方针和政策，我们相信，只有群众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即（及）时地总结经验，奋力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革命的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在当时情况下，努力地维护公义、真理的那份忠诚与耿直，在讲话中都表露出来了。嘴上说工作组错了，骨子里却在说一点没错。同时又在极力保护工作组成员少受打击，说“工作组有的同志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愿望上是把事情搞好的”，“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承担”。当然话里也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无奈。这样说话，工作组还有什么责任呢，邓小平把责任一揽子都接过去了，在那种形势下，空手搏万刃，邓小平没有明哲保身地只想着自己，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家的气魄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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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刘少奇为工作组所作的检讨。如果说这本学生日记材料属于野史的范畴，我说这份材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国家领导人的高大形象。我想再重申一句，这本日记所记载的材料是真实的。
　　刘少奇主席7月28（与邓小平讲话时间不同，可能笔误——摘录者）日在首都各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两位同志的讲话。我也是党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各大专学校的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如何革，如何进行到底？你们不清楚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老同志也不知道，主要靠你们。靠各校广大师生员工，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也是这样，也是学了一些马列主义，但是比你们学的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只晓得要革命，只有经过各种曲折，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一些，又犯了一些错误，又改正一些。没犯错误，人家说错了也莫名其妙。
　　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重新学习，你们我们都一样，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怎么革命？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学生，革命师生员工，广大群众，放手发动你们进行革命。现在只有这个方法，更具体的方法，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我们现在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半年不上课。吃饭了干什么？干革命，就是你们闹革命。如何闹，你们自己会搞的，你们干好了，有进步，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我相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示下，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遇到具体问题，就去请教毛主席的书，希望你们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成为你们的武器，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刚才邓小平讲了，1，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斗到底，这只是一小撮人，有的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2，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3，进行教育改革，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方法。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不能搞，只有靠你们，团结广大群众才能搞好，刚才邓小平讲的派工作队是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队这个方式，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消工作队，你们让他们走，就走，不让他们走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他们向你们做检讨了，就让他们走。他们在运动中的错误由你们下结论，至于有人还有历史问题，历史情况你们不清楚，这些你们做不了，让别人去做。现在你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以你们为主，你们是主人，工作队留在学校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的批评。你们选出自己相信的人，随你们酝酿成熟以后选出来。文化革命由你们组织起来进行，你们当了组员，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做主，党中央如果能帮助你们，尽量帮助你们，尽量支持你们。我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听取你们的意见，因为我现在不了解情况，不能以上级帮助你们。首先向你们学习，学习个时期后，看出了问题，有什么经验，然后再提一提。
　　你们的责任更大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北京市搞好了，对全国有意义，对将来有更大的意义，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有意义。
　　我们中央领导同志要下去向你们学习，希望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们愿和你们一道听你们的意见，但我们不能发言，长篇大论，因为我不懂。
　　今天我向你们提一点建议，请你们斟酌考虑：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因为有各种问题要讨论，要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会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开变成斗争会。今天可能是多数，明天可能是少数，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哪个问题上可能是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我亲自经过，毛主席开始时也不是少数吗？保护少数是个严重的问题。
　　怎样保护少数呢，就是对那些说错话，做错事的人，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以为自己是多数就可以打人，不要轮流和他们辩论，使他们不得休息，不得吃饭，这就不得了。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会，也可以不参加，可以退出会场。有他们的自由，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一辩论，他们是少数；你们就上桌子，举拳头，这样干不好。大会小会的辩论，会上会下的辩论，不同意见是经常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坏人，就是那（些）写反动大字报写反动标语，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保他们一定时期，让他们多说一些，好做结论。清华大学有个人说：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写了一个反动标语！结果人们都揍他，工作组只好来保护他。如果你们保护他，让他多说点，多做点，也不妨碍大局，几个月之后再做结论，也不会伤人，也不会影响运动，有好处。
　　我们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也可能保护了坏人，怕保护了坏人也没有什么必要，保护坏人只不过一下子，保他一个月不要紧，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垮台，清华的一张大字报动得很（狠），让他讲吧，让他写大字报嘛！假使反革命右派，假革命，写反动标语，搞反革命，总的讲不是坏事是好事，只有杀人、放火、放毒等对群众有威胁的抓起来，除（这）些以外，要让他们活动。活动一个时期再定案，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未定案以前还许他们活动。定案要经过一定手续，一定要在运动后期定案，无论黑帮、反革命、右派、假革命、假左派，都要到革命后期做结论，所以保护他们一个时期也可以，这个建议是否合适，请你们考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的同学们万岁！
　　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刘少奇在检讨吗，他在讲话中，说了两点：1，谁对谁错还不能下结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2，要保护少数，“保护少数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要限制他们自由”，“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几个月之后再做结论”，“一定要在运动后期定案”，“还要经过一定手续”。这些话内里是很硬的“原则”，是保护党的原则，保护人民的原则，透露出一个共产党员不惧危难的铮铮骨气！
邓小平和刘少奇这样的讲话在当时是不可能作为文件下发和给报刊发表的，学生李召武记下了珍贵的历史史料。
　　刘少奇当时已很清楚自己政治上的处境，当他和邓小平一样，仍然能够站出来挑起担子、责任，保护工作组的同志。不久（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剥夺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在党内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除此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象处理刘少奇一样，将邓小平不仅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开除出党的建议也在毛泽东干预后遭到全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