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2022-01-10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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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樊少佳
她总是将目光空洞地投向窗外,有时停落在窗台上那盆正在盛开的白菜花上;而更多的时候,她做着向外张望的姿势,目光不知所及。
窗户正对着院子中央,她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石榴树又开花了;苹果树下有几只老草鸡正在啄食;家里的大黄狗从院门跑进跑出,叼来七八颗玉米棒子……这一切,都在她的眼皮底下进行着,但这是在院子里,事物一旦跨出院门,她的目光就被院墙阻遏,由于阻遏,这目光每次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望。
她瘫痪已久,三十多年来只能盘腿坐在炕上,透过炕头的木格窗户,看着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院子里,石榴树和苹果树逐渐长高了、粗了,大黄狗已经死去,她却始终没从炕上站起来,曾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情景,已经虚幻成一场梦,再不能身临其境了。
一直以来,窗外的世界,对她来说只有院子那么大;而命运留给她的世界,仅剩下一块炕头那么大。
在她瘫痪之前,每次下地,大黄狗都摇着尾巴跟在后面,有时忘记戴草帽,她就摸着头,对它比划一下说声,去,狗便领会其意,迅速跑回将草帽叼来。中午,人们都回家吃饭了,大黄狗却还蹲在田埂上,聚精会神地看守着劳动工具和庄稼。后来,疑是吃了被药死的老鼠,大黄狗死了。中毒后,大黄狗难忍疼痛,绝望地四处乱撞。它嘴里吐着血,肚子胀得像皮球……说到大黄狗的死,她叹气,眼神里满是怜惜。
因为习惯了劳作,在双腿瘫痪后,她仍然坚持做力所能及的活儿,我小时候穿的棉袄多数都是她在炕上做的。她戴着老花镜,把线头放到嘴里咂咂,然后对着窗户穿针,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双手慢慢靠拢,几次三番,却还是没能把线穿进针眼里,最后不得不让我帮她穿上针线,她一边缝着衣物一边给我说曲儿,我在她的歌谣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晚上睡觉时,我和她钻一个被窝,她让我摸摸她的腋下,里面长着一个肉瘤,竟有枣子般大小,我捏捏问疼吗,她说不疼。她把被头给我捂严实,我又弄开,她可能闻到了一股异味,便把脸一怒:小子,放臭屁了吧!我嘿嘿地乐了。
那时,她的炕边有个炭炉子,和炕一样,都是用泥盘起来的。在炉膛的一侧,留有一个炉洞,里面总是熥着香喷喷的红薯,红薯被熥过后就成了红薯干,特甜。因为嘴馋,红薯干成了我经常跑去她身边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喜欢看她的燕子。
从我记事起,屋顶上就有个燕子窝,在两条木椽之间倒扣着,直到现在我依然惊叹燕子的造窝技术。更惊奇的是,门头上有个心形小孔,只有拳头那么大,燕子就是从这里飞进飞出的。我不知道燕子是怎样第一次飞进这个小孔,并没有对这个屋里的人产生怀疑和惧怕,而是选择要在这里安家,和她朝夕相处的。它们似乎很喜欢她,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它们就会飞进来给她唱歌——它们仿佛就是为陪伴她而来的。偶尔燕子会歪着头看她,她也时常一个人默默注视着燕子的一举一动,眼神多少显得有些无助。而我喜欢的,正是坐在炕沿儿一边看飞进飞出的燕子,一边听她讲故事。
她说小的时候社会不平稳,有一次,她随大人赶着驴车往“山西”运粮食,走到半路,天空突然蹿出来一架飞机,扔下一颗炸弹飞走了,她们走运躲过一劫,但驴和一车的粮食被炸毁了。当时还没解放,她说从记事起家里一共遭过三次土匪。第一次,土匪抢走了她家的粮食和一头牛,她只好和家人去河边挖野菜根吃;第二次,土匪抢走了盖在她和家人身上的棉被,她则卷缩在炕角,寒冷和惊惧致使她的牙齿打架。她久久不语,未说第三次,当我问起时,她想想只说了句:不记得了。我没有继续追问,但她却像做补充一样又说了一句:后来,后来就解放了。
下半截失去知觉后,她的身体常年被盛放在离地一米之高的炕上,那些拥有行走自由的时光,在她的记忆里显得尤为珍贵。
她给我描述过一次,在立春节气那天,她曾和伙伴们一起,步行二十里到县城“打春牛”,回来的路上她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她在讲述的时候,心情很好,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她那时肯定是梳着两尾麻花辫,麻花辫在她踮起脚跟的跑动中迎着风,上下飘动。
也许,她就在这回忆里,让能够自由奔跑的快乐在时隔三十多年后一直延续着,她才得以找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吧。
记得那次她病得很厉害,躺在炕上不时地说起胡话,所有人都围在炕前。当时我还很小,听见她梦呓般含混不清的声音,有些害怕,刚进屋又退了出来。舅舅急忙开着拖拉机送她去县医院,颠簸到半路,她却意外地清醒了。后来她说她正走在去往阴间的路上,路很狭窄,不好走,突然感到一阵颠簸摇晃,她就醒了。
她似乎一开始就形象代言了命运的残酷和灾难。
她不到十岁没了娘,十岁出头又没了爹,后寄居人家起早贪黑做饭﹑纺棉,之间没少受歧视和委屈。那时她连灶台都还够不着,只好找来板凳踩上,有一次板凳踩翘了,她连人带锅摔在地上,锅坏了,东家二话不说拿起扫帚疙瘩把她赶出家门……她坐在门外的石墩上默默抽泣,心里想念着自己的爹娘,她想,如果,爹娘在,一定先关心她摔得痛不痛,转而大哭失声。
终于,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一个乡村医生赶着马车把她从十里外的地方娶回了家。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婚后她才发现他的坏脾气,因而夫妻间吵闹不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不到五岁时就夭折了,在给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很平静,已经看不到内心深埋的悲痛。
之后的日子,她过得并不如意。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放下平时的争执,把除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劳作。
那年秋天,整个村庄都忙作一团。在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后,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夕阳里归来,刚走到院门,突然有了尿意,就转身去了茅厕方便。但万没料想,她一蹲下便站不起来了!打这之后她的双腿时好时坏,总是在不经意间就突然摔倒。为防摔倒,她硬是找来一根长棍拄着,艰难地挪步到院外,打量着通往原野深处的道路,略带疑惑的目光近乎木讷。
她拄着拐棍从每天挪动几百步,几十步,十几步,直到双腿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她才百般无奈地向双腿妥协,她只好坐在炕上了,用双手将失去知觉的腿盘好,如同盘两根绳。
她只剩下半截身体可以活了。双腿只给她提供了童年通往青年的便利时光,从此以后,便不再听从她的指挥﹑不再为她服务,而像身外之物,成为她的拖累;抑或像坚韧的绳索将她与大地死死捆绑,直到她也化为大地的一粒尘土。村子深处,命运已经给她筑起了四面围墙,她更像一个无辜的“囚犯”,被囚禁在围墙内的土炕之上——没有期限,没有自由,没有希望。
然而,她很平静地面对着一切。
那个年代乡下人都很穷困,思想也陈旧,瘫痪了就认为是自己的命,加之她的男人又是乡村医生,只是在家熬些汤药,竟始终没去医院查看,结果瘫痪原因至今未解。多年后,我听到家人私下议论,乡村医生可能耽误了她的治疗,使她错过再站起来的机会。或许,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乡村妇人,已经练就了她强大的承受力,面对不期而至却接踵而来的挫折与伤害,她的内心已变得麻木、无波澜——她早已从骨子里认同了自己命运悲苦的角色。她依旧认真地活着,不抱怨什么。
早上,她起床用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打理好。她侧过身去,先用头和双手将上身支撑,然后腾出一只手伸下去把腿弯曲,待坐稳,再用双手将两条腿对折,盘好。我注意到,正常人盘着腿,膝盖是向上翘起的,很难按下去,而她腿上的筋脉早已没了半点韧力,膝盖紧紧贴着炕面。最初,她还每天穿裤子,每次都满头大汗,后来她干脆不穿了,说反正也下不了炕,就把被子捂在下面,夏天则换一块被单。记忆里,她总是穿着一件青色交领的古式上衣,扣子是用布条打结编制而成的,向左倾斜着将衣服系在身上。有颗扣子在靠近腋下的位置,每次她都很吃力地扭转上身才能扣上。她的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白了,她用一两个黑色的发夹简单归拢一下,就把目光转向窗外了。
当她向窗外眺望的时候,目光却难以逃脱束缚,她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于是耳朵就尽可能地聆听窗外的一切。鸡鸭猪狗以及小鸟的鸣叫与歌唱,这些来自村庄特有的声音她都听得入神。有时你跟她搭话,她并不理会你说了什么,仍然倾听着窗外的声音,只顺便向你传达一下她听到的事情。她还喜欢听村小学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那声音清脆而充满活力,她每次都能从中听出哪个是她小孙子的声音,然而,她的小孙子(我表弟),在十五岁时因溺水失去了还很年轻的生命。她总是默默用耳朵关注着村庄的动静,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她总能远远地听出是我的脚步声。
夏天的时候,屋子里闷热难耐,家人为让她能透透气,就在院门的过道里铺张席子,把她抱过去放在上面。这是她一年中唯一能出来看看院外的机会,但是我不明白,她经常拒绝好意,偶尔家人不依着她硬抱她出来,她的样子总是很害羞。席子铺在地上,她盘着的双腿常年不使用已经退化变形,细得皮包骨头,远远看去,她就像被埋了半截身体在土里的人。她抬起头,注视着那条古老的街道、树木、邻家房屋以及远处高低起伏的丘陵,目光慈祥、认真。路人过来给她打招呼,她都报以亲切的微笑。
有一天,母亲给她擦背,我在一旁看到了当年她让我摸过的那个肉瘤,它已经瘪得只剩下皮,却毅然孤寂地长在她的腋下,仿佛岁月的斑点。
住着燕子的老屋被翻盖后,窗外虽然还是原来的院子,但她总觉得空荡荡的,她只看到了比原来更高更严实的院墙。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弱,本来可以自由活动的双手,后来也抬不过肩膀了。
可惜,我没能有幸感受小时候被她拉着小手玩耍的幸福,我的脑海里也想象不出她走路时的姿态,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瘫痪,我有能力记忆时她已经在炕上为我缝制衣物了,我只在梦里梦见过她在屋里忙碌的身影,却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脚步,仿佛她是半悬在空中的。她常年生活在炕上,下不得地,出不得门,像从村庄消失了。我小时候还天真地想,她会不会已经被村庄遗忘,会不会被掌管生死的阎王爷遗忘,她会不会长命百岁?然而这个问题在三年前就有了答案。
2011年正月,她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她有一双飞翔的翅膀。
她是我外婆。她叫薛风珍。
樊少佳
她总是将目光空洞地投向窗外,有时停落在窗台上那盆正在盛开的白菜花上;而更多的时候,她做着向外张望的姿势,目光不知所及。
窗户正对着院子中央,她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石榴树又开花了;苹果树下有几只老草鸡正在啄食;家里的大黄狗从院门跑进跑出,叼来七八颗玉米棒子……这一切,都在她的眼皮底下进行着,但这是在院子里,事物一旦跨出院门,她的目光就被院墙阻遏,由于阻遏,这目光每次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望。
她瘫痪已久,三十多年来只能盘腿坐在炕上,透过炕头的木格窗户,看着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院子里,石榴树和苹果树逐渐长高了、粗了,大黄狗已经死去,她却始终没从炕上站起来,曾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情景,已经虚幻成一场梦,再不能身临其境了。
一直以来,窗外的世界,对她来说只有院子那么大;而命运留给她的世界,仅剩下一块炕头那么大。
在她瘫痪之前,每次下地,大黄狗都摇着尾巴跟在后面,有时忘记戴草帽,她就摸着头,对它比划一下说声,去,狗便领会其意,迅速跑回将草帽叼来。中午,人们都回家吃饭了,大黄狗却还蹲在田埂上,聚精会神地看守着劳动工具和庄稼。后来,疑是吃了被药死的老鼠,大黄狗死了。中毒后,大黄狗难忍疼痛,绝望地四处乱撞。它嘴里吐着血,肚子胀得像皮球……说到大黄狗的死,她叹气,眼神里满是怜惜。
因为习惯了劳作,在双腿瘫痪后,她仍然坚持做力所能及的活儿,我小时候穿的棉袄多数都是她在炕上做的。她戴着老花镜,把线头放到嘴里咂咂,然后对着窗户穿针,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双手慢慢靠拢,几次三番,却还是没能把线穿进针眼里,最后不得不让我帮她穿上针线,她一边缝着衣物一边给我说曲儿,我在她的歌谣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晚上睡觉时,我和她钻一个被窝,她让我摸摸她的腋下,里面长着一个肉瘤,竟有枣子般大小,我捏捏问疼吗,她说不疼。她把被头给我捂严实,我又弄开,她可能闻到了一股异味,便把脸一怒:小子,放臭屁了吧!我嘿嘿地乐了。
那时,她的炕边有个炭炉子,和炕一样,都是用泥盘起来的。在炉膛的一侧,留有一个炉洞,里面总是熥着香喷喷的红薯,红薯被熥过后就成了红薯干,特甜。因为嘴馋,红薯干成了我经常跑去她身边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喜欢看她的燕子。
从我记事起,屋顶上就有个燕子窝,在两条木椽之间倒扣着,直到现在我依然惊叹燕子的造窝技术。更惊奇的是,门头上有个心形小孔,只有拳头那么大,燕子就是从这里飞进飞出的。我不知道燕子是怎样第一次飞进这个小孔,并没有对这个屋里的人产生怀疑和惧怕,而是选择要在这里安家,和她朝夕相处的。它们似乎很喜欢她,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它们就会飞进来给她唱歌——它们仿佛就是为陪伴她而来的。偶尔燕子会歪着头看她,她也时常一个人默默注视着燕子的一举一动,眼神多少显得有些无助。而我喜欢的,正是坐在炕沿儿一边看飞进飞出的燕子,一边听她讲故事。
她说小的时候社会不平稳,有一次,她随大人赶着驴车往“山西”运粮食,走到半路,天空突然蹿出来一架飞机,扔下一颗炸弹飞走了,她们走运躲过一劫,但驴和一车的粮食被炸毁了。当时还没解放,她说从记事起家里一共遭过三次土匪。第一次,土匪抢走了她家的粮食和一头牛,她只好和家人去河边挖野菜根吃;第二次,土匪抢走了盖在她和家人身上的棉被,她则卷缩在炕角,寒冷和惊惧致使她的牙齿打架。她久久不语,未说第三次,当我问起时,她想想只说了句:不记得了。我没有继续追问,但她却像做补充一样又说了一句:后来,后来就解放了。
下半截失去知觉后,她的身体常年被盛放在离地一米之高的炕上,那些拥有行走自由的时光,在她的记忆里显得尤为珍贵。
她给我描述过一次,在立春节气那天,她曾和伙伴们一起,步行二十里到县城“打春牛”,回来的路上她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她在讲述的时候,心情很好,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她那时肯定是梳着两尾麻花辫,麻花辫在她踮起脚跟的跑动中迎着风,上下飘动。
也许,她就在这回忆里,让能够自由奔跑的快乐在时隔三十多年后一直延续着,她才得以找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吧。
记得那次她病得很厉害,躺在炕上不时地说起胡话,所有人都围在炕前。当时我还很小,听见她梦呓般含混不清的声音,有些害怕,刚进屋又退了出来。舅舅急忙开着拖拉机送她去县医院,颠簸到半路,她却意外地清醒了。后来她说她正走在去往阴间的路上,路很狭窄,不好走,突然感到一阵颠簸摇晃,她就醒了。
她似乎一开始就形象代言了命运的残酷和灾难。
她不到十岁没了娘,十岁出头又没了爹,后寄居人家起早贪黑做饭﹑纺棉,之间没少受歧视和委屈。那时她连灶台都还够不着,只好找来板凳踩上,有一次板凳踩翘了,她连人带锅摔在地上,锅坏了,东家二话不说拿起扫帚疙瘩把她赶出家门……她坐在门外的石墩上默默抽泣,心里想念着自己的爹娘,她想,如果,爹娘在,一定先关心她摔得痛不痛,转而大哭失声。
终于,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一个乡村医生赶着马车把她从十里外的地方娶回了家。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婚后她才发现他的坏脾气,因而夫妻间吵闹不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不到五岁时就夭折了,在给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很平静,已经看不到内心深埋的悲痛。
之后的日子,她过得并不如意。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放下平时的争执,把除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劳作。
那年秋天,整个村庄都忙作一团。在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后,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夕阳里归来,刚走到院门,突然有了尿意,就转身去了茅厕方便。但万没料想,她一蹲下便站不起来了!打这之后她的双腿时好时坏,总是在不经意间就突然摔倒。为防摔倒,她硬是找来一根长棍拄着,艰难地挪步到院外,打量着通往原野深处的道路,略带疑惑的目光近乎木讷。
她拄着拐棍从每天挪动几百步,几十步,十几步,直到双腿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她才百般无奈地向双腿妥协,她只好坐在炕上了,用双手将失去知觉的腿盘好,如同盘两根绳。
她只剩下半截身体可以活了。双腿只给她提供了童年通往青年的便利时光,从此以后,便不再听从她的指挥﹑不再为她服务,而像身外之物,成为她的拖累;抑或像坚韧的绳索将她与大地死死捆绑,直到她也化为大地的一粒尘土。村子深处,命运已经给她筑起了四面围墙,她更像一个无辜的“囚犯”,被囚禁在围墙内的土炕之上——没有期限,没有自由,没有希望。
然而,她很平静地面对着一切。
那个年代乡下人都很穷困,思想也陈旧,瘫痪了就认为是自己的命,加之她的男人又是乡村医生,只是在家熬些汤药,竟始终没去医院查看,结果瘫痪原因至今未解。多年后,我听到家人私下议论,乡村医生可能耽误了她的治疗,使她错过再站起来的机会。或许,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乡村妇人,已经练就了她强大的承受力,面对不期而至却接踵而来的挫折与伤害,她的内心已变得麻木、无波澜——她早已从骨子里认同了自己命运悲苦的角色。她依旧认真地活着,不抱怨什么。
早上,她起床用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打理好。她侧过身去,先用头和双手将上身支撑,然后腾出一只手伸下去把腿弯曲,待坐稳,再用双手将两条腿对折,盘好。我注意到,正常人盘着腿,膝盖是向上翘起的,很难按下去,而她腿上的筋脉早已没了半点韧力,膝盖紧紧贴着炕面。最初,她还每天穿裤子,每次都满头大汗,后来她干脆不穿了,说反正也下不了炕,就把被子捂在下面,夏天则换一块被单。记忆里,她总是穿着一件青色交领的古式上衣,扣子是用布条打结编制而成的,向左倾斜着将衣服系在身上。有颗扣子在靠近腋下的位置,每次她都很吃力地扭转上身才能扣上。她的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白了,她用一两个黑色的发夹简单归拢一下,就把目光转向窗外了。
当她向窗外眺望的时候,目光却难以逃脱束缚,她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于是耳朵就尽可能地聆听窗外的一切。鸡鸭猪狗以及小鸟的鸣叫与歌唱,这些来自村庄特有的声音她都听得入神。有时你跟她搭话,她并不理会你说了什么,仍然倾听着窗外的声音,只顺便向你传达一下她听到的事情。她还喜欢听村小学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那声音清脆而充满活力,她每次都能从中听出哪个是她小孙子的声音,然而,她的小孙子(我表弟),在十五岁时因溺水失去了还很年轻的生命。她总是默默用耳朵关注着村庄的动静,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她总能远远地听出是我的脚步声。
夏天的时候,屋子里闷热难耐,家人为让她能透透气,就在院门的过道里铺张席子,把她抱过去放在上面。这是她一年中唯一能出来看看院外的机会,但是我不明白,她经常拒绝好意,偶尔家人不依着她硬抱她出来,她的样子总是很害羞。席子铺在地上,她盘着的双腿常年不使用已经退化变形,细得皮包骨头,远远看去,她就像被埋了半截身体在土里的人。她抬起头,注视着那条古老的街道、树木、邻家房屋以及远处高低起伏的丘陵,目光慈祥、认真。路人过来给她打招呼,她都报以亲切的微笑。
有一天,母亲给她擦背,我在一旁看到了当年她让我摸过的那个肉瘤,它已经瘪得只剩下皮,却毅然孤寂地长在她的腋下,仿佛岁月的斑点。
住着燕子的老屋被翻盖后,窗外虽然还是原来的院子,但她总觉得空荡荡的,她只看到了比原来更高更严实的院墙。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弱,本来可以自由活动的双手,后来也抬不过肩膀了。
可惜,我没能有幸感受小时候被她拉着小手玩耍的幸福,我的脑海里也想象不出她走路时的姿态,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瘫痪,我有能力记忆时她已经在炕上为我缝制衣物了,我只在梦里梦见过她在屋里忙碌的身影,却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脚步,仿佛她是半悬在空中的。她常年生活在炕上,下不得地,出不得门,像从村庄消失了。我小时候还天真地想,她会不会已经被村庄遗忘,会不会被掌管生死的阎王爷遗忘,她会不会长命百岁?然而这个问题在三年前就有了答案。
2011年正月,她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她有一双飞翔的翅膀。
她是我外婆。她叫薛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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