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笔记之三十三：满天星

满天星 低眉 几十年前，海边上有些讲究人家，堂屋间朝外都有一张木柜，或者圣橱。条案也有，少数。木柜圣橱上放一对帽筒，里头没帽子，有花。花是干的，枝杈瘦骨嶙峋，枯成灰黑色，但是有风骨。灰黑色的丫杈上，缀满小白花，星星一样好看。那时候，迷这种花。觉得凡是有这种花的人家都是讲究人家。有一次，在一户人家的帽筒里，还看到两根孔雀毛。插在花里头，左右各一根。顿时惊为天人。孔雀毛这么的漂亮！暗绿色的目一样的斑点，眼波流动，妩媚极了。更难得的是，一把干花在漂亮的孔雀毛那里，依然也还是好看的，静得不得了，有一种弱势的美。
他们一般叫它海星花，海盐花。不知它真正的名字叫个啥。总之它应该是我这一生，爱上的第一种花了。尽管，它是一种干花，来到人家的柜子上，已经干瘪多时。但它就是不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一年，它的星星一样白的花朵，仍然缀在枝杈上，不掉。它不是赌气，也不是倔强，更不是爱美。大概天性就是如此吧。和气性无关。
也很想要这种花，插在家里的圣橱上，必定是漂亮的。有一年夏天，和小姨娘下海，才发现海滩上多的是这种叫海盐花的花。也摘了两把回去。没帽筒，就找一对玻璃瓶插上。圣橱上有两把干花，从此也是讲究人家。
它真正的名字，到底叫个啥呢？现在已经无可考证。海滩现在变成了小洋口旅游区，四个A。万里海堤外，种着从外地引进的大米草，半人高，长势茂盛，叶子垂得很绿。新有了一个名字，南黄海草原。海盐花已经看不见影子了。叫它满天星，是因为觉得满天星和记忆中的它很像。
写满天星，是为了怀念一个曾经叫我拉二胡唱民歌的老人。他也喜欢满天星，办公室的桌子上，除了满铺的曲谱，电影画报，一把已使用多年看起来很乖很顺的二胡。之外，永远都会有一把满天星，插进阔肚细颈的白瓷瓶。纯白的白瓷瓶，没有一点花色。这把满天星耳朵里灌过太多民歌小调了，转世投胎肯定是一个会磨人的小妖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的时间，我在这个老人的办公室，拉二胡，唱民歌。亦师，亦友。没见过这么热爱的人。作为光荣乡文化站的站长，他原先是小学老师，也教过我父亲。文化站和我工作的光荣小学，一河之隔。嫌走远路费事，少不更事的我，常常一下课就挎着我的二胡，抄近路，翻过一条枯水的小沟，去文化站玩儿。在当时的如东音乐界，他算是响当当的人了。老师名叫张玉富。我叫他张老师，他那里总不缺去玩的少年人，跟他学二胡，学民歌，顺带替文化站管理图书。我去纯粹是因为没别的事可做。
不要脸的讲一句，我本来是学大歌的人，但是张老师喜欢小调。痴痴不忘念念不绝废寝忘食，真不是夸张。他其实是没多少事情可做的，除了唱歌，就是拉二胡。但是他有本事忙得连饭都来不及打。中午就在办公室吃泡饭。要不是亲眼见到，谁信？他就是一只腻虫子，腻在音乐的花枝上，醉了，眠了，苦了，笑了，不下枝，不罢休。小调和大调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调是柔和的，缠绵的，金烈的，跳脱的，这些具有极端个性的词语，都可以在小调那里感觉到。很多摇篮曲，情歌，民歌，都是小调。
我们这粗旷豪放的海边碱地里，如何会出得张老师这样柔媚的异数来？这个阴性的男人。我只能将此归结为天意。他的脸，有点像胡兰成。不说笑话，是真的像。
张老师已经没了。他要是还在，恐怕有一百岁了吧？
跟张老师学的，全是民歌情歌。一定程度上，这会使人的性情有所改变。在张老师已离开多年的今天，仍然会想起他。想起他，就听一首民歌，让自己软下来。这些民歌对我的影响，很可能已经刻入骨髓。
一年里阳光最金烈的时刻，我都不下楼。停在空中，停在时间里，听蝉叫。蝉是有本事把自己的声音飙出金属气质来的人。它在大伏天正午的鸣叫，正是最纯正的金子在最浓烈的火焰里发出的回声。金太阳在人间的回声。蝉以万物为乐器，进行自己的弹奏。依靠一己之力，把一个离群索居者的灵魂深处，激荡出最原始的波纹。潮水退却，沙纹可以证明它来过。
不过是寂静的空隙罢了，蝉鸣的摇滚，阳光的回声，金子的嘶喊。它们都只是一些带花纹的事物，停泊在夏日正午巨大的寂静之上。这寂静如果有颜色的话，它也只能是金烈的。在一片金烈的空白之处，我会听到歌声。绵绵的柔软的民歌，苦着的一张脸，似哭似笑分辨不出来的表情，不管不顾在我的耳朵里唱起来。各种民歌，小调，带着最原始最天真的热烈，像内心的荒草生长，把夏日炎热寂静的正午弄出月亮升起幽草暗处的感觉。间或来一弦二胡，临空高蹈着响起，没有序曲，没有尾声，让人愁肠百结。很快又消散，没头没尾，没入无边的时间和荒寂里。我很疑心它是否真的来过，下一刻它便又在我的心底响起，换一个调子，从《三十里铺》变成了《走西口》。
如此巨大的寂静和回声。它们的背景，全部都是满天星。铺天盖地，摇曳在潮湿腥咸的海滩上，摇曳在一个老人铺满曲谱和画报的书桌上。曲谱上有一把二胡，像梵高笔下的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