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墙之下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1:17 编辑 <br /><br /> 　　1、
　　在地质构造学说中，沈阳是一个完整的大陆板块，这决定了它的恒定性，决定了它古远的土地上供养古远的草木和生灵——与清昭陵隔空相望的新乐遗址，用残损的陶器、骨制品、琢磨过的煤精及谷物，装饰着新石器时代的沈阳。当我的目光穿越那些简陋草棚，幼儿的啼哭、柴的燃烧、食物蒸煮的翻滚，就源源拢成幻听，空灵而温情。
　　新乐人绝对是沈阳一幕奢华的集体出场，智商之高超越我等肉体凡胎。他们的存世物品中，最具神秘感的莫过于煤精。对于煤精，我算得上眼熟，在号称十里煤海的抚顺，这东西雕成各种工艺品，在古玩店里跟琥珀均陈列于醒目位置。不过，有些煤精雕刻堪称精品，有一些却被人玩儿坏了，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糊弄人骗钱。但在新乐遗址，在那些草和树中间，我看到的煤精被加工成各种形状，用途也让史学家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占卜工具，有人说是货币，有人认为是项链，以上种种揣测中，我比较感兴趣一位朋友的观点，他认为，七千年前的新乐人未必先进到从以物换物时代陡然进入货币时代，两者间应该有一个过渡，而煤精制品充当了介子，这就是物记。
　　猜想总归是猜想，谜底还需更大的耐心揭示，在此之前，我们更关注的是，第一代沈阳人从容自如地生活，穿行平阔的陆地，忙着渔猎或农耕，受阳光和雨水的恩养。他们单纯到来不及区分族群、血缘，统称为母系氏族社会。我想，人与同类最和谐时期，莫过于此吧，没有私产意识，物资平均支配，虽然艰苦但团结一心。
　　天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新乐人创造的文明不见踪迹，这些人是分流，还是整体迁徙到别的地方，我们一无所知。这让人把它与红山文明相联系，五千年前的燕山乃至西辽河上游，活跃着一支蒙古利亚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牛河梁遗址，那里出土的古玉、墓葬说明，红山人初步创建了文化体系，且起着先行者的引领作用。不过，按时间推算，它晚于新乐人二千多年才出现，属于新石器文明的延续——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的一环，源流可追溯到距今7600——8000年查海遗址，而新乐遗址的测定年代上限为7200年，如果把三者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查海遗址、新乐遗址和牛河梁遗址在时间上连成一线，且基本在辽河上下游的地理范畴内活动。这样一来，你想到什么？
　　有一拨儿查海人流徙到浑河平原与辽河平原之间的沈阳新乐来结庐而居。
　　有一拨儿新乐人和另一拨儿查海人在牛河梁相遇，然后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那么，他们后来去哪儿了，使牛河梁文化出现断裂？
　　我胡乱想的这些事情可能子虚乌有，也可能新乐人与查海、牛河梁压根儿没什么关系，因为就目前发掘来看，新乐人没有玉文化，而查海和牛河梁人对玉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但你也不能凭此断言，红山文化与新乐文化相互孤立，除了玉，他们的日常器具造型十分相似，明显有传代特征。然而，由于学术方面的见解不同，有人承认红山人与新乐人有传代关系，也有人不认这笔帐，把新乐人和红山人割裂开，各讲各的事情。而红山人和新乐人虽留下丰富的文化信息，却没有在原地生存下来，散为文明的碎片。
　　2、
　　新乐人栖居的沈阳敞向水草丰茂的大平原，风东西南北随便跑，没有障碍，没有阻挡。风一场一场的刮，刮着春夏秋冬赶到了燕。这时候，沈阳已经属匈奴东胡领地，东胡人与新乐人有没有血脉关系不好说，我们知道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着：“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大将秦开帮助燕王拓地千里，在辽东设五郡以制匈奴，此时的沈阳，在辽东郡辖区内，只是，司马迁没有明确交代彼时的沈阳称谓。
　　时间在起起伏伏中诞生了秦始皇，那位长着奇特五官的牛人击溃燕，统一中国，设三十六郡治理天下，其中包含辽东郡。大中国这么热闹，沈阳仍未在史籍中露脸，直到汉代，《汉书.地理志》才说，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三，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新昌、无虑、望平、候城……若干年后，史学家们把这些县一一对应起来，无虑乃北镇，武次为凤城，襄平现名辽阳，又因着郡之下设都尉防区，因此无虑叫西部都尉，武次叫东部都尉，候城叫中部都尉，问题在于，既然都尉按地理位置划分，那么候城在哪里？
　　讨论半天难下结论，碰巧沈阳连续出土古城遗址，战国、汉代、魏晋，层层鲜明，又有秦砖汉瓦，货币古井，嘀箭刀枪，人们便认定，迟迟无法定位的候城，就藏在沈阳城地表下。
　　如此一来，沈阳的前世今生清晰了，若从新乐人起算，漫漫七千多年的岁数，怎么说也够长够久。倘说新乐人莫名其妙地消失，到秦开拓地千里，沈阳已变作匈奴东胡领地，然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又发生多少人间事。而沈阳城在很久的时间里从未移动过，建了焚毁，焚毁再建。人说，最早的候城城墙厚度达24米，边长200米，维系五百年之久，魏晋时废弃，位置与沈阳故宫重合。
　　五百年，五个世纪。
　　这期间，候城干了什么呢？
　　候城什么也没干。
　　从战国到魏晋，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防御。
　　候，这个字的古意是保护、防卫，后来把守护边防，瞭望敌情的台堡称为斥候、烽候。也就是说，候城始终作为辽东郡东部边境的军事前沿，卫戍和攻防的战略重心，出于军事理念的城市定位，决定了候城的发展思路。最初，它是建在平原之上的大营房，出入往来的多为军人，后来迫于日常需要，才慢慢迁来商贾百姓，人烟繁茂。但这也改变不了它缺乏立足长远的根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当权者愿意把钱花在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地方，去提振那里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等。
　　比如，鲜卑人的三燕，他们在龙城大力农垦，开办学庠，传播宗教，以至于女人移莲步必金钗摇动，幼童认字读书，男人乘骝马，跨金鞍，晨暮中佛号声声。可是，候城近在身侧，三燕王朝的文明却不见福荫它。还有号称千年大城的辽阳，古襄平，与沈阳之近，现在才一小时多的距离。我坐着往来两城的大巴车上就想，隔过去，若骑马的话，也不费半日之功，即便步行，亦不过一天的脚力。奇怪的是，辽阳自公孙家族起就聚集了一批中原文士，教化乡民，文化传播如火如荼，但就是没让这块地节奏一致地热火起来。在汉代，辽阳的文明达到一个峰值，仓廪足， 识礼仪，百业俱兴。辽阳人身为大汉子民，过着丰裕的生活，闲暇时，官员驾着马车郊游、狩猎，健壮的红马黑马浑身油亮，鬃毛在飞奔中像麦浪一样起伏，车子有漂亮的华盖，辕、梁，装饰着花纹；士人喜欢聚会，三三五五，宽袍大袖，醉心于思想交流，如此等等。辽阳人风度翩翩，展示着大汉的优雅与自信，可沈阳仍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进步。沈阳的发展迟钝，使得我再三领教：有一回，我在沈阳站街头买樱桃，小贩让我先尝尝，这一尝，味道不大好，我就没掏钱。小贩立马开骂，污言秽语兜头而下，我像未得手的贼似的，灰溜溜走开。回头反思，沈阳人性格里的不管天地，一定与文化基因有关。好比大汉辽阳的美好风尚对候城的影响微乎其微，辽阳淑女弹拨箜篌、男子手捧册书抑扬顿挫的声音，从不扩散到候城。而这种文化信息的屏蔽，极可能受限于候城的功能定位，因此它从战国到两汉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作为。这导致后来的沈阳人文雅不足，粗旷有余。
　　3、
　　候城的称呼当止于汉末或魏晋。与此有关的记载是《三国志.东夷传》，说高句骊王高宫数寇辽东，辽东太守蔡风和玄菟太守姚光十分恼怒，两人合力兴师讨伐。高宫这个人很狡猾，见大兵来袭，就想出诈降的计策，意欲诱杀二位郡守。蔡风和姚光看穿高宫伎俩，根本不上当。于是高宫又生一计，暗中派人偷袭玄菟郡，放火烧候城，再入辽东残杀官民。后来，《晋书.地理志》就说，玄菟郡统县三，分别为高句骊、望平和高显，候城的名字消失。
候城出现真空，恶果是综合实力的全面下降，时间还相当长。后来，大唐与高句骊地方政权在浑河与辽河上下展开对垒，战火熊熊中，城的破坏首当其冲。辽河岸边厮杀不绝，富尔江畔尸体横陈，可以说，从集安到辽阳，这一条狭长的谷地平原完全被血淹没，而沈阳作为战事通道中的一环，竟然躲过刀枪，权属落到契丹人手里。
　　我没有查到史料记载契丹怎样得到的沈阳，此时，它称作沈州。人们猜测，契丹是趁着唐与高句骊拉锯战期间巧取。且不管什么手段，沈州与契丹地理上的近便，受到格外重视，这是以往朝代所没有的，在此基础上，候城以沈州的名义向城市化迈进。除此之外，契丹人围绕沈州城，建了祺州、滨州、双州，它们分别是今天的康平、新民、沈北新区，法库更是成为萧氏后族的墓地。
　　契丹把持的大辽，农牧业蒸蒸日上，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整个民族尚学成风，写诗作文者不计其数，宗教信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沈州城也感受着来自王权贵族的亲昵。不过，契丹独有的文明之光没有真正的照亮沈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他的儿子辽太宗对沈州的政策是移民，充填这块空虚八百年之久的土地，四野垦殖，建筑房屋，设市贸易，在哪座山上选址建塔，塔下建庙宇，大概也就这些吧。大辽看重人才培养，兴办教育，用儒家思想教导契丹子弟，比如时称东京的辽阳，开了不少官学、私学，启蒙幼童对世界的认知。这方面的情况，遗存实物也好，白字黑字的载录也好，辽阳随口数出一大堆。再反观沈阳呢，迄今，沈阳的大辽国考古发现可谓丰富，偏偏拿不出文化教育方面的实证，若提起这一点，只能用“或许”一类的字眼，至于当时是否有孔庙，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尚未查到。
　　有人说，大辽的沈州才能算沈阳建城之始，的确，契丹人在废弃已久的墙基上重建沈阳城，设置行政机构，让它具备了市的模样。但沈阳人烟稠密了，却没有发生激荡人心的故事，没有饱学之士留下一页半页诗文，所以，辽人的沈州城若算兴旺，也只是俚俗的热闹，缺少精神的昂扬。
不可一世的契丹终究被女真所灭，大金国虽得到辽河上下的土地，从森林走向平原，但他们自知天生的短处在哪里，于是汲取大辽经验，其中之一便是兴办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有资料说，金代的沈州设有官学，任命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官员和先生，当然，这些人承担的只是高级别官员的孩子的知识传授，至于低级别乃至富裕人家的孩子，会流向社会的私学。
　　风起云涌的时代，女真的大金注定短命，沈州城里刚刚还在响着孩童的读书声，蒙古人的马队就在进攻的路上踏起滚滚烟尘。交战中，大金的旗帜被砍倒，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的世界第一帝国。沈州照例随了蒙古民族的姓，元给沈州改动了一个字，叫沈阳路，归中书省辽阳管辖。应该说，元非常重视科技文化的进步，社会氛围宽松，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扶持事关民生的科技文化项目，地理学、天文学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农业、水利、医学等注入了科技。至于文化教育，也是值得提一提的，先不说官宦人家子弟的学堂，就是民间教育的普及也远远超过前朝。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必沈阳的官学私学也不应落后。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元代沈阳的人口也是忽必烈迁徙来的，构成复杂，底层民众多。
　　4、
　　时间总是那么无情，它可以树立一个民族，也能淹没一个民族。元帝国从所向披靡到没落分裂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然后被朱元璋瓦解，大明的旗帜插遍中国。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他有好学精神，当了皇帝以后尤爱作诗，虽然他的诗打油了一点儿，豪情气势是不缺的。这也表明朱元璋极力想解脱自己的文盲底色，仰慕文化知识，他还将这一思想认知转化为政治制度，向社会普及。于是，就有了尊崇孔孟，宣传教化，网络天下名仕之举。当然，他推广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就是各地书院，像后期的东林书院，造就了一派铁骨铮铮的学者，在朝廷的党派斗争中，他们以血的代价捍卫了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样在明朝，书院开始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美国的旧金山。
　　明朝的文化触角也要伸向关外的。此时的沈阳路，已被洪武皇帝改作沈阳卫。应该说，朱元璋对长城外的一干少数民族持相当的戒备之心，受其影响，他的儿孙们不管成器与否，一律瞪大眼睛盯着东北方向，想尽办法压制那些个性张扬的民族。而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也给儿孙们趟开了道儿：他把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实行都司卫所制，将鸭绿江至嘉峪关长城全线划分九个防戍区，即九镇，亦称九边，后来熊廷弼传首九边就是这么来的。都司是地方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下辖卫所，在全国范围内的16个都司中，包含辽东都司，辽东都司又下设25卫，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辽东二十五卫。其时，沈阳属辽东二十五卫中的中卫，下辖多个千户所。
　　这样的行政管理制度，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意味，在朱元璋的大棋盘上，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埋着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他不愿意在那里过多耗费资财，注重的只是增强卫戍功能，算计着怎么利用辽东部队来遏制兀良哈、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强盛，将他们拦在长城外。沈阳中卫更加处于长城防线的前沿，想谋求综合发展，还得等。
　　其实朱元璋也不是主动张罗着要建设沈阳卫，发展沈阳卫的文化教育，他是在开原卫军士马名广的建议下点头同意的，这已经是洪武二十六年后的事情。马名士说，定辽七卫均已设都司儒学，金、复、海、盖四州已有州学，至于开原、沈阳、广宁、义州原来也设郡学，原基础还在，应恢复办学。对于这个建议，朱元璋基本认可，还做了批示。但是，批示仅仅停留在奏折上，没有落到实处。一晃又过二十多年，另一个人也沉不住气了，再次上奏仁宗，这个人叫冯述，广宁中屯军士，他带着点儿质疑的口气问仁宗皇帝，辽、金、复、海、盖五卫早就开办官学，为什么沈阳、广宁、义州等地一直没开设呢？接着话锋一转，说，若在边缘军卫设立学校，教导官军子弟，使他们懂得忠君上，爱亲长，那么边地就会礼仪兴而风俗厚了。仁宗一听，这话对呀，如果关外官兵子弟都不懂得食君俸禄忠君之事，那国防不就乱套了吗。于是命礼部“议行”。
　　不过，仁宗的决议也没有马上落实，一直拖到英宗正统二年，才算有了动静——在沈阳城南开办儒学，学生入学要考试，进入学校学的就是四书五经。除了儒学，还有社学，规定每三十五家设一个社学，有秀才资格的人可以出任老师，教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既然官学办的热闹，私塾也随之流行开来， 1534年，御史常时平还在蒲河千户所建了一所蒲阳书院，收纳了蒲河两岸的学子，据说，这是沈阳当时最大的私塾馆。
沈阳，从新乐时期一路走到大明中叶，才算安安稳稳摆上几张课桌。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的沈阳，把大学城搬迁到蒲河一带的沈北新区，各校址设计高端大气，莘莘学子天南地北来此求学，给这里增添了文化色彩。而这一切的动作，不知是政府的认识回归，还是历史的巧合。我在沈北大学城转悠的时候总在思考这个问题，暗想着，一些看似无关联的事物重合到一起，一定是有着心灵指引的。
　　5、
　　在大明军事战略的池子里萌芽的文化，根须始终没有扎下去，漂浮、浅薄，根子不深，树就难以茁壮，产生不了名垂千古的思想家、哲学家就可以理解了，哪怕比唐寅、文徵明、祝枝山那样的画家、书法家次一等成就的人也凤毛麟角。中原文化锦缎般斑斓，烁烁夺目，沈阳还只徘徊于粗浅的领会，缺乏一以贯通的大本事，就如朔漠风雪无法匹敌流水小桥的温婉气质。
　　但是到了清朝，沈阳从边缘地位一下子上升到核心地位，它的翻身得益于努尔哈赤的一个决定：放弃大城辽阳，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因而被尊为“沈阳之父”，辽阳却尽失风光，至今记恨着这位清朝开国皇帝一个大疙瘩。
　　宁远战役后，努尔哈赤将崭新的盛京王都交给儿子皇太极，撒手西归。皇太极比他的父辈精明多了，首先改了国号大清，紧接着在盛京施展政治抱负。依我看，公开科考，选拔埋没在满清贵族中的汉人学士，给优秀者安排合适官职，最能反映皇太极的政治胸怀。科考的震动还不止在统治阶层，更是辐射到整个社会，人们看到，新兴满族持有的开放观念，不是停留在嘴上，而体现在实际行动上，这极大地坚定了汉官追随少数民族政权的决心，底层民众的敌对情绪也大大降低。
　　皇太极的开明做法还在民间教育的普及，他本人接受汉文化熏陶较早，虽然掠去赫图阿拉的那个老师龚正陆磕磕绊绊，毕竟燃爆了一个满族少年的求知欲，使他青年时代就把汉家经典烂熟于心。正因他汲取了汉家经典的营养，受益其中，更让他崇拜文圣公孔子为神，在盛京东南特建孔子庙，展示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如果说，科考和孔庙是皇太极在拉近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感情，那么“劝学令”就能真正看出皇太极经营盛京的决心，他希望本族的后代举止文雅，也希望他管理的社会懂文明，识礼仪。“劝学令”规定，凡八旗贵族子弟年龄达15岁，都要入学读书，平民的孩子也要进入相应学堂。
　　文庙，象征着一座城市尊儒重教的理想，娃娃教育是基础，但想要高级人才涌现，则需要学院，青年才俊们在书院继续深造，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于是，清王朝治下的书院就产生了。
　　盛京书院，该算沈阳城最早的高等学府了吧。 盛京书院也称萃升书院，创建于康熙二十八年，乾隆年间扩建，地址就在德胜门后身儿，紧挨着孔庙，与辽阳的襄平书院，铁岭的银冈书院，并称为盛京三大书院。德胜门修建于皇太极执政的天聪元年，曾经是沈阳城的防御设施。到康熙年间，时任盛京府丞任奕瓕为培养文化人才，创建了萃升书院。初始，书院规模仅限于三间厅堂。乾隆初，工部侍郎李永绍另择大南门再建。七年，府尹霍备募集资金再度扩建，使这座东北第一所大学规模完备，聚集了一批批才子。二十七年，盛京府尹欧阳瑾取“萃聚英才，升扬文化”的深意，亲为书院书写“萃升书院”的匾额，悬于书院仪门，并题跋记录书院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表达对后人的期许。
　　此时的盛京已作为陪都，虽不再是大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这片土地埋葬着大清皇帝的祖辈们，仍然至高至上。因此执掌萃升书院的山长（院长）一定要德高望重，才学过人，至少举人。进士出身才配担任。在历任山长中，有这么几位人物：道光年间的进士广东知县刘文麟，很受林则徐器重，因触犯上级被弹劾，转任盛京后，官场失意反成全了他的文坛盛名。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培祺，曾任国史馆编修，同时作为诗文名家，主讲萃升书院多年。那个疯传压倒三江的王尔烈，七十二岁致仕回归故里，执掌萃升。学术也是江湖，名儒学子们闻知王尔烈任山长，一时趋之若骛，希望得到他的指教。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大学士尚贤主持书院工作。此时的中国，新学、西学兴起，书院成为中西文化沟通的媒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尚贤主持开设了时势策论课程，追求学以致用，培养新人才，以扭转国家的落后状况。1901年，光绪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为三级制，使书院迈向近代、现代，贯通中国教育的血脉。然而，仅过两三年，沙俄侵占东北，萃升书院被俄军辟为军营与马棚，从此人去屋空，荒芜颓废。
　　6、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十分重视东北的文化发展，尤其上心国学的传承。他自任院长，出资二万大洋，重建萃升书院，购买大量古典书籍，开办图书馆。其实张学良的这一举动，也受大时代背景的影响——书院改制20年，有识之士如蔡元培、胡适等，发现了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学院的长处，联合发起二十世纪第一次书院研究和书院实践运动。这次运动形成的学术成果，包涵梁漱溟的勉仁书院、宋哲元的莲池书院和张学良的萃升书院等等。
　　在张学良的亲手主抓下，萃升书院建立了一套精干的领导班子，我国近现代古文字家于省吾，就是这时候来担任院监的。此外，萃升书院还聚集国一批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古文泰斗、史地专家。这些大家怀抱一腔热血，于乱世之中刻苦钻研，教授他人，期望救中华于泥沼。
　　萃升书院对于学生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主要由奉天省教育厅层层考试过关，个别有推荐和自荐情况。除了正式录取的学生，还特设院外生，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旁听生。在学习管理方面，无论正式生还是院外生，均必须遵守月考制度。同时，他们一律平等享受免受学费和奖学金。至于各位教授的著述，则发表了院刊《萃升丛刊》上。
　　风雨飘摇的20世纪的东北，在太多人的努力下，顽强的保持着这一缕细弱的文脉，对抗强势的侵略文化。可惜，九一八事变终于还是发生了，东北彻底沦陷，再也找不到一座院落，容许教授和学生们出入。萃升书院，倾注一代代人心血的地方，从此野草满地......
　　从头算一算，侯城沈阳文化根基的不够坚实，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它不能像江浙湖广、江西福建那样，数得着的书院一口气说出十几个、几十个，也不能以家族、村庄城镇那样形成源源文脉，温婉优雅的从一而终。我们说沈阳大，沈阳豪迈，却不敢说沈阳多么书卷气。所以，它可以把酒鬼似的工作人员放在省档案馆那座端庄优雅的小红楼里，容得下财税部门的铜钱样建筑，民粹主义过度张扬的某大舞台。
　　听说，沈阳就快复建清代文庙和萃升书院了，我觉着这是好事，是沈阳的自我文化觉醒。我想在不久后的日子，再到大南门去，能看到《盛京城阙图》中的文庙，在不起眼的萃升小巷里，看到透着古典之风的“萃升书院”的匾额，高高挂在一座院子的门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