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

　　去年，我加入了竹山县作协。在会上听过几位前辈的报告，他们讲了竹山解放后几十年的文学发展概况，让我获益匪浅。他们尤其提到了一个人罗维扬，说这个人对我们竹山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周后我回到乡下，像往常一样，一切照旧。突然有一天，有人开车到学校，还指名要见我，这让我感到很意外。车上走下来两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这个中年人是新闻办的副主任袁斌先生，袁斌先生同时还是县作协副主席。这个老年人，两鬓已经斑白，据他们介绍，原来就是罗维扬先生。老人家退休后，想回到自己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这让我大吃一惊，罗老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怎么会来到我们这样的山区，还去见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呢？ 　　袁斌先生说：“罗老要看你的作品，你把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然后跟我们去一趟政府招待所。” 　　我就去打印，没想到打印机出了问题，那个文档只打了偶数页，奇数页都没打出来。我只好表示歉意，然后坐他们的车去了政府招待所。 　　我跟他们解释说，学校的打印机出了问题，文档只打了一半。袁斌先生说：“没事，你只选有代表性的一两篇重新打出来就行了。我们是中老年人，眼睛都老花了，字要打大一点。” 　　我于是到政府的文印室，挑了两篇文章打出来了。我选的有一篇小幽默《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那时候刚刚发表在中财论坛上；还选了一首新诗《老屋》，这首诗发表在《大家教育周刊》上面。 　　罗老一边抽着烟，一边看我的文章。文章很短，他却看得很仔细。他说：“你这篇文章《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说得很对。那个专家声称‘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老师就拜专家为师。最后老师发现还是有学生不会教，专家推卸责任，让老师找自己的原因。老师问得很好：‘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那你没把我教会，这是谁的问题呢？’这一问很有力度。”罗老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教育不是万能的，谁能保证把每个学生都教好呢？孔子弟子三千，达者才七十二人嘛！” 　　罗老很健谈，他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他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毛笔字不如另一个同学好，作业得不了高分。他于是找老师评理，老师也觉得他很有个性。他还讲了自己当初离开竹山去武汉《今古传奇》工作的经历。 　　当然，罗老更多地谈论的还是他对当下的文学、社会的看法。他说：“池莉说自己此生不藏书，我觉得这就要不得。你不藏书还很光荣吗？”他在谈到贾平凹时，说：“你以为贾平凹是靠赚稿费生活吗？他是靠卖字。”他还谈到农民工问题，他说：“我们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农民工，不能一味强调他们颠沛流离，与亲人分别的痛苦。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工推动了社会进步，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城市化。”这些观点都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我们一直谈了很久，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一直送到门口。罗老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文人气质的人，能坚持写就是好事。作家就要经常处在创作状态中。” 　　后来，袁斌先生我去县城时见过几次，但罗维扬先生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了。我至今仍时时想起他，感觉他仿佛就在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