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向沟渠系列二十五：漕运路，鸟会飞，鱼会游

我心向沟渠系列二十五：漕运路，鸟会飞，鱼会游
　　“鸟会飞，鱼会游，彩霞姑娘要出头。”小的时候，心窗蒙上阴影看不到属于自己的天明时，我会心戚戚然的躲在没人的角落念这一句话。这一句来自苏教版小学五年制的语文课本里，读到的这一句，我只有九岁，然而它伴我的心田却伴了二十个春秋，至今。这是一句传说，传说中的一个民间叫彩霞的姑娘，受尽地主婆的折磨，在民间做尽苦活，后遇上神仙终于升天交了好运，离开了苦难。这些年，每次回家，看到那些泥土，我总想起我的农民身份，不，准确的说，现在我是农妇的身份，为这一身份，我觉得我的世界永远是黑色的。我的故事永远不是传说，传说遇见我 ，让我更加的寂寞。我是女子，到底只是女子吗？走在一座城市，任感情和任何一条路汇集在一条河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这样问自己，真的吗，妹不是传说，妹只是淮安的女子？我的天空不大，四角天空，不过一个走不出的淮安，然而我繁星似斗的心事都装饰在这片天空里，帘后春秋，与它共。
　　有人问我，淮安没山没水，真不知道怎样形容它是好，你怎么就像反复在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将它讲述的那样让人唏嘘流泪呢？这样问我，我要怎么回答他们是好呢？因为我在它的眼底，它收揽我的忧伤，我收揽它的繁华，即使它是巴掌大的世界，可那是我的全部呀。给你我的全部，这是我的心在放逐。你见到它，自然就见到千万颗如我这样蝼蚁人生，卑微女子的心了。我把淮安这个蜗牛所居一样卑微的路说给天涯海角的你听，天涯海角我们就一起走了，聚在一颗心的梦口。
　　梦是一个端口，我站在梦一样的端口，自然就听到了水流。说淮安这座城市没山没水是不准确的。盱眙有山，清江有水，尽管盱眙是一个县城，但它到底是淮安这座城市统辖的，子与母的关系，只是外地的人没研究清楚罢了。 水对一个城市更是不缺，前几年去洪泽，赶上春天，洪泽湖的水波澜起伏，人心晃动，鱼跃鸟翔，水草招摇，那心邂逅它后，这些年，没有一次不柔软的。我一直渴望我的心柔软下来，在岁月里柔柔的，过滤。自由的时间里，我会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而不自由的时候，我也是要过滤的，就近原则，我把心过滤在清江浦一带的水边，譬如里运河。要去里运河 ，得走漕运路。因此，漕运路在这座城市里是能够过滤我心烦忧的一条柔软的路。
　　漕运路只是一条路，上善若水的路。它不像北京路那样，为了生计奔波我才走它，不像大治路那样，要心事萎靡才看它，也不是西安路，让我的心有八面埋伏的惶恐，也不会让我像走水渡口那样，一走就走进时光的渡口，却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记忆的花。漕运路，走它的时候，我只要简单的沿着里运河畔的那条线，拖着裙辐，守着春光，用我的目光和那些青苔，斑驳的石瓦交接就行了，或是吟一句 “古老的故事在你的心底埋藏了多少叹息”，我只要这么样，我就能在漕运路里走出一个我没能过滤过的时光，让我的心在到来后有了一扇亮堂的小窗，让我逐渐远去的青春有了片刻的反光。
　　走漕运的脚步要慢，要轻，要柔，因为这里有一段轻柔的时光落在青苔上。轻柔的漕运路东西横亘在里运河畔，西接红卫桥，东接承德路清江埔。说到这个清江浦，这也是个模糊的概念。真实历史遗留下的清江浦在西头红卫桥附近，可淮安的城市为了改造，在承德路靠近慈云寺的地方立了一个新的清江浦大石碑子。原生态的清江浦石碑上的字迹已模糊，除了上了年纪的老一辈的当地人知道，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红卫桥那样偏僻的地方还有这样的古迹了。漕运路是一条长长的路，早年听过它的名字，只知道它大概的位置，经过它也只是匆匆一瞥，从没想过要将它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的端口。前段日子在报纸上看到刘季写的小说《清江浦》，我才想起，追问一个清江浦究竟有多大。谁知道为了这个问题，我走了一段路寻了一下才发现，不要问清江浦多大了，我想还是先看看漕运路有多长吧。漕运路分东西，中间有经过人民路，北京路，淮海路，承德路，大运河广场，水门桥，面粉厂，老人民剧场，周恩来童年读书馆，淮安名人文化馆。依水而存的这些物象，不是顺水而来，我还真不敢相信，这一条路写的那么丰满，在水的庇佑下。
　　经过周恩来童年读书馆，我就不得不羞愧自己是淮安人。土生土长的淮安人，三十而立了，我早年为了瞻仰这样一个伟人竟然乘车一个人跑到楚州周恩来纪念馆去。在我的印象和概念里，周恩来是楚州人，他的少年有关一切当然是在楚州，近来走里运河，涉足漕运路，才知道，他虽是楚州人却在漕运路上有住宅房子的。他童年读书的地方，居住的地方，以及他的父母都在地道的淮安，原名叫淮阴，最准确的位置是清江浦。
　　风和日丽的春天，阳春四月，我推开古迹斑斑虚掩的门，发现这真是一座地道的清末时代的老房子，古老的四合院子，里面有客厅，有厢房，有周总理童年读书的笔墨桌椅子，还有他的奶妈和亲生母亲，以及养母用过的什物，从那些摆设和布置看，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个从上海过来的老人到这里游玩，拿着相机，一边站在客厅里拍摄周家用过的那些陶器，一边说，这真是一户大户人家啊。他那一句大户人家使我想起童年时代乡村老人常说的那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周恩来总理的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都是出身大户人家，她们虽是女子，但在文学修养和诗词文赋上都精通，有一定的造诣，有人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我想他的两位母亲对他的成长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吧。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因为他与普通人的志向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能发出“为中华人民崛起而读书”铿锵有力的声音，这令我辈不说在少年，就是在成年后的今天到底还是望尘莫及的。少年读书，每个教室里都会挂上名人的语录，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多的就是陶行知的和周恩来的，还有居里夫人的，其他的都随着岁月尘封了。陶行知的那一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的奉献精神，我们现在再回首读它如念天书，念是念上来，没入心里，在物欲横流的世俗里都被光阴如水冲垮了热情，倒是周恩来的“为崛起而读书”于我这样世俗的底层女子来说，只记得后句入心，前句入眼了。书是一直渴望读的，但不是为什么崛起，只是为了能让蝼蚁人生能够维持下去，让蜗牛一样的我有那么一天爬出贫困，失落，有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知识就是力量，书就是一个女人最有利的救命稻草。
　　站在周恩来童年读书馆里，伫立在春风柔柔的院子里，看伟人惜日时光里留下的手书“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噗嗤一声，笑了一下，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友说，神经病，你好好的发什么傻笑，一点敬畏的精神都没有。他摇头叹息，我不答，唉，男人哪知道我们女人的心思啊。我不说，只在心里思量，前几日看到的一篇文章，是潘霞写的，《两个女人》，一个是鲁迅夫人朱安，一个是徐志摩的太太张幼仪。看了潘霞的很多文章，就觉得她这一篇写的最绝了，很多年前，我在心底就将这两个人做过比较，可终究没有潘霞想的透彻，是啊，同是被男人和社会遗弃的女人，为什么命运却迥然不同呢？出身背景有的时候真是无奈，多少左右一个人的最终命运，朱安之所以说自己是蜗牛爬不动，不是因为她没有张幼仪那样的勇气，而是她没有那样适时的条件给她爬。朱安长在乡下，没有读过书，还裹过脚，思想和身体都被束缚住。而张幼仪不同，她哥哥和父亲都是社会名流，她本身是豪门望族。朱安如果跟鲁迅离异了，她的路只有一条，受人白眼，在人们的歧视目光里再嫁，无论她嫁给谁，命运都赌注在别人身上，她是个彻底没有退路的输家，而张幼仪被诗人丈夫徐志摩抛弃，刚好把她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她被哥哥利用这个机会送去国外留学，深造，有了自立自强的资本，成了真正与时俱进的新女性。她的离异，别人说对她是不公平的，而我的认为恰好相反，很公平，徐的无情给她制造了一个偶然的且不可多得的脱胎换骨的机会。她在民国时期的风云叱咤商界，巾帼不让须眉，足以令后人多少我辈女子仰慕。我想张幼仪若站在周恩来童年读书馆这里，她若看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一句话，一定不会像我们在教室里听老师言传身教那样，受其感染，她最多发出感叹，中华崛起与我们这些卑微的女子有何关系呢，我们读书不过是想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下去的支柱。女子读书，读的不过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世界，我近日常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发现史先生的精神世界里也只是自我渴望呐喊出声音，所有的读书追求最终定位在与天地万物对语，与我们的心灵话语慰籍。小时候，老师问：“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于是答案纷纷，为服务社会，为报答父母，为报效祖国，于是老师按等次打分，如今想来那分数确切吗？那句句出于自己童年之口的话，在光阴流年里真实过几回？
　　清明前后，走上漕运路的一些古迹遗址，带上相机，不时给自己喀嚓几下，留下片片，踏青的时光里总是走神，不时有熟悉的人打电话发短信问，清明放假在哪玩呢，节日过的快乐吗？祝你清明节快乐呀。晕，先是没反应过来，觉得这天涯海角能有一些相知相惜的人牵挂祝福你，真是幸福，后想想，反常，好好的一个祭奠祖先的节日，怎么戚戚然的悼念之心没有，全是一些快乐永相随呢？真不知道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在面对清明前后的日子，会不会比我们活的更欢呼，连什么叫祭奠都不知道了。
　　未来，永远是一个未知，而过去，却是一个定格的画面。至少，我现在可以确定，我是比我祖辈一代的人活的欢呼的。我们敬爱的淮安清末时光里出现的那个少年像一只鹏程万里的大鸾飞出了淮安的天空，在淮安天空飞不出的是我今日激情的水，用目光打量历史的温暖，用脚步丈量人生意义的长度，用手指撩拨光阴中曾经羞愧的那些虚度。我是我，漕运路，拾取光阴如水，沿里运河畔，上善如水，过滤。鸟会飞，鱼会游，我的心何时也可以走上你身心里徜徉着的这些自由？ [music]http://ai.aitingge.info:8135/mp3/21/16686.wma[/music]
[ 本帖最后由 郭玉琴 于 2011-4-24 07: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