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东风不与周郎便”随想

　　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咏史、怀古的名作，题为《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的前两句从正面题咏当年的赤壁之战，提醒人们由赤壁之战去认识三国历史，乃是咏史、怀古诗的惯常写法。可后二句却打破惯常思维，用假定语气提出赤壁之战的另一种结果：如果当初不刮东南风的话，也许孙、刘联军就要败于曹操之手，而三国时期的两个大美人——二乔就要变成曹操的战利品，被安置在铜雀台上，陪伴曹操安享晚年了。也许人们会说，这杜牧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怪想法。怪虽怪，但杜牧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战争胜负的偶然性问题。

　　按《三国志》所写，是没有诸葛亮借东风之事，但曹操之败又的确是因为孙、刘联军“火烧赤壁”，虽然曹操自己不承认败于周瑜之手，说是因为北军疫病流行，他才自己火烧战船，然后主动撤退的，但史学家们却众口一词，都说是周瑜在赤壁火烧曹军，迫使曹操退回中原。 　　但不管何种说法，曹操大军败于孙刘联军的大火则是铁定无疑的。曹军在长江以北，孙、刘联军在长江以南，联军要火烧曹军少不了要借助东南风，而当时是隆冬季节，一般情况下只有西北风；而没有东南风，南军想火烧曹军就是一句空话。可古代与今天一样，也有反常天气出现，受大气环流和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冬天有时也会刮东南风的。南军就是抓住了这难得的东南风，周瑜与黄盖又演了一场苦肉计，骗得曹操误认为黄盖真要投降他，于是让黄盖接近北军水寨，黄盖顺风点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把曹操苦心经营的水军变成一片火海；同时，孙、刘联军又在陆地上围追堵截，从而使曹操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曹操本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乔公本是熟人，早就知道乔公的两个女儿是绝色美人，虽然也知道二乔早已嫁与孙策与周瑜，但那时的人们还似乎没有“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并不在乎女子的再嫶，因此曹操对二乔早就垂涎欲滴，虽不能说他率军南征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二乔，但诚如其子曹植《铜雀台赋》所云：“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你想天下一统，身边又有美人朝夕相伴，人生之乐，莫过于此，曹操那有不心驰神往的呢。

　　的确，如果东南风不帮周瑜的忙，孙权赢不了赤壁之战，那不仅没有后来孙权的东吴帝业，就连自己的嫂嫂大乔和爱将周瑜的妻子小乔也将成为曹操的战利品，伴随曹操度过晚年，那就真成了杜牧诗中所说的“铜雀春深锁二乔”了。这种后果的确是不堪设想！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作为名震古今的赤壁大战，早就定格在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中了。杜牧作这种大胆假设，并不是希望改变赤壁大战的结果，让孙、刘联军失败，曹操获胜，而是借古喻今，提请李唐统治者不能沉溺于欢乐，要有忧患意识，否则或许就会出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悲剧了。别看杜牧写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的放荡诗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身处晚唐的他，对于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常常是忧心忡忡的，他的很多咏史怀古诗，甚至是写景抒情诗，往往都寄寓着对时政的讽喻和劝戒。象他的名作《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是一首明里是讥剌歌女，实则是讽喻晚唐统治者的诗作。

　　杜牧的这首诗还包涵着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思想。本来，冬天刮西北风这是必然，而刮东南风这只是偶然，但由于周瑜作为联军统帅却抓住了寒冬腊月刮东南风的偶然机遇，从而借助东南风火烧曹军，使曹操大败而归，不得不退回北方，并因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曹操则盲目相信冬天刮西北风的必然，放松了警惕，从而让周瑜钻了空子，一把大火把自己的水军烧得“樯橹灰飞烟灭”，也把将二乔掳往铜雀台，陪伴自己安度晚年的美梦烧得无影无踪。显然，这是偶然战胜了必然，弱小的孙、刘联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曹操的百万大军。

　　历史的发展本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必然性向前发展的，但历史的发展又不是直线性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式前进，有时还免不了进一步退两步。有时，偶然性是可以打败必然性，从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就如三国历史吧：如果大将军何进接纳曹操的意见，只需命一位司法官员奉朝廷之命抓捕为首的宦官加以审讯即可，而拒绝袁绍的召外镇入京的建议，那么就不会发生董卓进京、垄断朝政的局面，也就不会发生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即汉献帝）的事情，东汉的政局也就不至于象滑坡之车不可收拾了。又譬如曹操当初如果没有采纳荀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而是坐使袁绍将献帝迎去，使献帝成为袁绍手里的工具，那结果又会如何呢？单就这两件事，就足以改写三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例子是偶然性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如果当初秦始皇不杀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不立少子胡亥，也许秦朝就不会二世而亡了；如果当初玄武门之变的赢家是太子李建成，而不是李世民，那么不仅没有后来的贞观之治，只怕连李唐王朝的历史也得改写；再譬如，如果朱元璋不是让长孙朱允炆继位，而是直接立四子朱棣为帝，那么就不会发生靖难之役，明朝的都城也就不会是北京了，人们也就很难预测今日的首都在何处了……

　　可惜这些偶然性的事件都将历史定格在扭曲的轨道上了，人们再也无法将它们改变过来了。这种偶然性造成的历史是好还是坏，是喜剧还是悲剧，只怕就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清了。

　　虽然“铜雀春深锁二乔”没有变成现实，但杜牧的这一假设却给了人们启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出台重大举措时不能不考虑偶然与必然的问题，不能不在多种选择中慎重其事。既要预测事情的必然发展，也要考虑偶然性因素可能会改变事情发展的轨迹；在面临多种选择时，不能不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对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反复权衡，只有深思熟虑，才不至于到头来手忙脚乱。

（因忘记申明著作权，只好重发一遍）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5-13 16: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