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立于红色印迹之驿

　　中国的四大名亭，我去年到过湖南的爱晚亭，发现那里最清晰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探求中国革命之路的印迹，印象最深的是红彤彤的爱晚亭名匾，今年到了四大名亭中的另一座，位于北京的陶然亭，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彤彤 “陶然亭的红色印迹-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主题展览”的大牌子，这座亭子同样与毛泽东有联系，同样与中国革命之路相关。

　　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不但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北京西南城隅的一处名胜古迹，陶然亭在慈悲庵内西侧，庵为元代古刹，明、清时几经修葺；亭为清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修建，因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而名，亦名“江亭”。

　　庵前一株高大的古槐，立牌介绍：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萧三与当时在京的“辅社”成员来陶然亭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曾在此树下摄影留念。原树已枯，1979年春重新移植。

　　我发现，革命者早期的聚会之所，多是风景清幽的游憩觞咏之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而商议做出的决定，也往往代表着蓬勃的新生力量的利益。有柱有顶无墙谓之亭，开阔的视野能感受八面来风，在这里商讨事宜做出决策，就非常知冷知热，容易获得人民的认同。一旦走入高楼大厦，关起大门再讨论起事情，就经常脱离了群众；做出的决定，也没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庵的门楣上有“古刹慈悲禅林”的字样，里面匾额为“招提胜境”，但没有出家的僧人，照壁上是“90红色华诞1921-2011”字样，没有任何宗教气息。

　　北殿为三楹的观音殿，位于慈悲庵中轴线上，是元代的建筑，康熙二年重修，殿内原祀大乘佛教的三大，即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屋顶脊兽，有狮、麒麟、海马等，显得庄严肃穆，古色古香。横批“自在可观”，楹联“莲宇岧峣天去五尺临韦曲；芦塘森漫在水中央认弥陀”为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丞曹学闵撰书于乾隆三十六年。

　　与观音殿相对的南殿是准提宝殿，也为三楹，北面有墙无窗，正中一间为门，原供奉准提等三位菩萨，现均已无存，楹联为潘衍鋆所题：“法雨慈云众生受福，金轮宝盖两戒长明”。

　　庭中有一块《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石刻，为光绪年间步青云所撰，详细记载了重修后慈悲庵的建筑规模和布局等。

　　院内有金代经幢，始建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九年四月十九日，重修于康熙六年十一月，经幢四面刻满了经文咒语。历史要比慈悲庵早，不知怎么放到了慈悲庵里。

　　殿内没有了佛像和神像、祭器、供具，陈列着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展览之几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此活动的先驱印迹。如“李大钊领导的中共早期秘密活动地”、“毛泽东与‘驱张’战友聚会的陶然亭”、“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等。“五四”运动后，僻静的陶然亭成为了无神论的革命者点燃“星星之火”的秘密活动场所，佛祖大概也是想象不到吧。

　　最早的陶然亭，其实无亭，而是工部郎中江藻在古刹慈悲庵西面修建的三间敞厅，进深一间半，面积90平方米，供临时休息之用。亭上有苏式彩绘，屋内梁栋饰有山水花鸟彩画，两根大梁上绘《彩菊》、《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刘海戏金蟾》，这里的“亭”，用古代“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原义，“亭”与“停”同，是供行人歇息的房舍，并非作为园林景观的“亭”，故有“江亭无亭”之说。

　　亭东门柱有内阁大学士翁方纲书写的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也解释了为什么革命者会选择这里作为秘密活动场所，因为僻静得“无人到”，因为风雅得“有月来”，既不被当局注意，又能欣赏美景。

　　亭内匾额“陶然”下楹联“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为著名的近代历史人物林则徐所题，同样写的是陶然亭幽雅清静之境，仿佛陶渊明笔下“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在亭的南北墙上有四方石刻，一是江藻撰写的《陶然吟》引并跋，二是江皋撰写的《陶然亭记》，三是谭嗣同著《城南思旧铭》并序，四是《陶然亭小集》，这是王昶写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诗中的竹君即朱筠。此诗是王昶作于乾隆四十年左右。

　　亭西门柱是郭沫若题的“陶然亭”匾额。楹联是楷书“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回看亭内还有一联，“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 是康熙十八年的进士沈东田所题，是一幅可以媲美江南的美丽景色。

　　李大钊纪念室并不是李大钊的住处，那是1921年夏，“少年中国学会”陈愚生的夫人金琦病故，葬于陶然亭，李大钊嘱咐陈愚生以守墓为名，租赁了这两间南房。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陈愚生与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同志在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周恩来纪念室也不是周恩来的住处，那是1920年8月16日，由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与“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在这里商讨“五四”运动后爱国运动的发展和联合斗争问题。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出席了会议。

　　配殿张照珏题写的对联挂在画的两侧“爽气挹山岚，万苇清风带古寺；高踪怀水部，一轮明月照江亭。”

　　在“绿阴昼静”匾额下，有蔡锦泉题写楹联：“登高喜见诸天月；入座微闻百合香”。殿堂里面是两个人的纪念室，这两个人虽然不如李大钊、周恩来的名气大，但与这两个人的关系都特别不一般。这两个人一男一女，是一对来自山西的“京漂族”情侣。男的高君宇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他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他也是为周恩来、邓颖超传送情书的“红娘”，女的石评梅，则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陈列的前言以石评梅的《墓畔哀歌》开头，讲述出一段圣洁又凄婉的爱情故事。

　　高君宇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18年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五四”运动中他是学生爱国游行的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1920年就当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1年到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等的接见。他在团的一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是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开拓者。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参加党的四大后不久，因急性阑尾炎割治无效而去世，时年刚刚29岁。

　　石评梅出身于书香门第，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卓而不群的她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结识了第一个山西籍共产党员高君宇，得知两家为世交，便建立了友谊，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友情很快转为爱情。1923年在校读书的石评梅就发表了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毕业后担任师大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这年秋，她接到在香山养病的高君宇的一封信，信封内是香山红叶一片，上面写着两行题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表白了如香山红叶那样火一般的爱。而石评梅因为有过失败的初恋，内心虽爱高君宇，却固守着“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终不肯言婚论嫁。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高君宇非常尊重石评梅，在信中说：“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达爱意，高君宇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自己参加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当生日礼物，另一枚戴在自己的手上，高君宇写下了这样火热的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此刻，石评梅也真正地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石评梅戴上了那枚具有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这对白色戒指，象征着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并回信说“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或许一语成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高君宇突然病故，首先变成了无生命的枯骨，让本来就具有悲观哀怨性格的石评梅遭受了巨大打击。

　　石评梅大量的业余时间都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等，写出许多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深受北京女师大教授鲁迅等的关怀和支持，鲁迅的《寡妇主义》等文章就发表在《妇女周刊》上。也是在高君宇死后，她更多理解了高君宇追求的理想和事业，文字开始关注社会和民生。在段祺瑞政府制造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枪杀著名学生领袖、北师大英文系学生刘和珍后，鲁迅忿然写下大家非常熟悉的《纪念刘和珍君》，石评梅也发表了《血尸》、《痛哭和珍》等文章，文中表达了极大地愤怒：“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她和鲁迅等人的文章在舆论上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一个月后，段祺瑞政府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下台了。她追随的，又岂止只是刘和珍的英魂，何尝没有高君宇的影子在眼前晃动，何尝没受到“二七”惨案中高君宇写的《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等文章的影响。

　　高君宇病中曾对他的评梅说：“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评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我知道我是生也孤零，死也孤零……”遵照高君宇生前遗愿，由石评梅出面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他曾指给她看的地方，北京陶然亭畔。一起葬入墓穴的，有石评梅的一张小照，还有一枚象征他们“冰雪友谊”的象牙戒指。石评梅亲手在墓旁植下十株松柏，并在墓碑上题写了碑记：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完全是一个现代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面对那片充满爱情渴望的香山红叶，她说出“上帝允许我的祈求罢！我生前拒绝了他的，我在他死后依然承受他。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

　　在“沉默深刻，容忍涵蓄一切人间的哀痛”中她不知不觉中患了脑炎，年仅26岁的年轻生命令人痛惜的猝然而止，友人根据石评梅生前遗嘱“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把她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左，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历经磨难真情在，天长地久不分开”了。一对有情人，生未成婚，死而并葬，立时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陶然亭公园也因此名贯京城。出了名的陶然亭，就不再适宜做秘密工作地点了，所以陶然亭的红色印迹至此画上了哀婉而美丽的句号。

　　在六十年代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周恩来强调要保护好高、石之墓，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慈悲庵还有一处道教的建筑文昌阁，为二层，上下各三楹，阁下祀文昌帝君和魁星，阁上祀玉皇大帝。清代来京应试的南方考生多到此地求签问卜，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自己金榜题名。文昌帝君在道教中是主宰功名利禄之神，北方考生有孔子保佑，南方考生就在慈悲庵建立了文昌阁，让文昌帝君和魁星带来功名利禄，之所以选择慈悲庵，是因为湖广会馆、湖南会馆等南方会馆环聚于周边，是南方考生进京的主要通道和汇集之地，文昌阁逐渐成为南方考生的必拜之地。毛泽东等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湖南人在慈悲庵前留影，也就是因为这里距离他们住的湖南会馆较近的缘故。

　　遭遇人生之喜而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敬赠给了文昌阁表达心意的匾额和对联，文昌阁匾下是光绪九年徐瓒谨的对联“爽气抱西山，窗外峰峦挑笔阵；文光凌北斗，花间楼阁接天梯”，里面则是道光二十七年黄生芝的“因材而笃”匾额。

　　从小处说，科举考试是能够改变个人命运的家事，而从大处说，通过科举考试广招人才，是能够改变社稷命运和历史进程的国事，就是那句常被提及的“知识改变命运”。

　　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也好，毛泽东、罗章龙、萧三也好，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也好，高君宇、石评梅也好，他们都是通过读书，通过考试，开始忧国忧民之人生的，没有考试的制度，他们不可能发奋读书，不读书，也就不可能投身革命的，在这个意义上，“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的文昌帝君，对于红色政权的建立是有大功的。

　　方之外的古刹禅林，成为革命者的秘密据点，已经很意外了，更意外的是，这里居然还成为现代革命者的爱情圣地，正应了高君宇说的那样：“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捏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 本帖最后由 运涛涛 于 2011-11-11 19: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