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忆村学（三）

青灯有味忆村学（三） 李老师想必是好好研究过篮球技术的，他是一个不错的篮球教练。
红霞小学的体育课，是以扎实著称的。无论你多么弱不禁风的学生，只要上体育课，都必须上场奔跑。我个头很小，又瘦，仿佛永远没吃饱似的，长得跟一枚跳蚤差不多吧，体育课上照样被李老师逼着满场飞跑。跑着跑着裤子往下掉，他就在场下喊起来：右手持球，左手保住裤子！于是成了全场的笑料。李老师也跟着大笑，笑完喊人把我换下来，说不错不错，最小的土行孙都上去了，我们班的篮球运动可以普及了。
除了在操场撒野，李老师还带我们到田野上去：勤工俭学――捡桐籽，种药材。
捡桐籽在初冬。下川东是西南油桐的主产区，漫山遍野都是桐树。桐果一天天红起来后，每个生产队都要拿出一周的时间来，集体组织打桐籽。打完收完，选个大院子堆一座小山，沤起来。冬天里大家烤着桐木疙瘩火，慢慢地剥。队里的桐果收完，李老师的队伍就开动了，沟头地垴，乱坟高岗，石壁裂隙，凡是有桐树的地方，都要梳一遍，摸、扒、勾、掏，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直到把大人遗漏的桐果收拾得干干净净，背回学校。也找个墙角堆起来，请人剥壳晒干。
种药材是春天耘籽，秋冬采收。药材种在学校北面一里远的山林里，乱石荒坡上，就一种：藿香。地是李老师抽周末一点一点开出来的，种子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撒下去的。长成一片开紫花的青纱帐，远看像一铺火烧云。收药材的时节我们停课一天，蚂蚁炸锅似的倾巢而出，割的割，捆的捆，搬的搬，把藿香运回操场，晾晒起来。刚采收的藿香很难闻，有一股刺鼻的药味，熏得人直想吐。架不住人多快活，热火朝天的，收药材成了我们的节日。
藿香和桐籽晒干了，大队会派人来收购。藿香就卖到附近几个村子的药铺里。收藿香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背一个特大号的粗篾大花篮（这里的人管大的背篓叫“花篮”），装好了，吭哧吭哧背着往外走。远远地看，像一座缓缓移动的草房子。
卖藿香、桐籽的钱干什么呢？
买书，买教具，买铅笔，买篮球，买习字本。
这个学校每间教室的后墙上，都有一个占了半壁的图书角。钉着好几排钉子，横七竖八挂满了图书：《雁鸣湖畔》、《西门豹的故事》、《英雄的乡土》、《刘文学》，《儒法斗争简史》、《<论语>批注》（供批判用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新旧杂陈，琳琅满目。多是字书，也有少量连环画。连环画脏不拉叽的，都翻得破旧不堪了。奇怪的是里面有一本线描的《柳荫记》（书名听高年级说的），讲梁山伯与祝英台“耍朋友”的，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不知谁拿了来挂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
我这人大概天生是一书呆子，从小迷书，迷一切有字的东西。小时候坐在灶间，帮母亲架柴煮饭，猛然从柴草堆里翻出一片旧报纸，哪怕泛了黄，也要研究半天。这副德性，除了天生的性格以外，受李老师的影响应该是个主要原因。李老师的课，是什么文史知识都要拿来讲讲的。后来我进县城读高中，听刚反正的“右派”唐和术老师讲历史。唐老师是公认的渊博，但他说的许多掌故，我早就听李老师讲过了。
我们那时的农家子弟，真是穷得厉害，平时连一分钱也见不到。有时趁母亲不在，搬个高凳站到立柜门前，把手伸到柜顶装杂物的大箱子里一阵乱掏，总想掏出一点什么来消化消化。多数时候当然是一无所获，有一次手指头好像长了眼睛，竟掏出两张四川粮票来，一张一两的，一张半斤的。心里那个窃喜，溜出门来，老榆树底下蹦个高，赶紧往学校跑，跟班上一个姓陈的同学换钱去。
陈同学是“弹花匠”世家，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常年达川市摆摊设点弹棉花，急需这东西。一两票，三分钱。三六一角八，可以买两本小人书了。
偷偷托了一个在南雅街上读初中的堂兄，几天以后果然从新华书店买回来了，一看就一本，还不是连环画，是本字书：《新来的小石柱》。开始心里不乐，后来发现这种书字多，耐读，心里液美了好几天。就琢磨着能不能再从那耗子洞里掏点什么出来呢，冷不防就让我母亲知道了。有一天上课，李老师把我和那位陈同学喊起来做检讨。我的错误是不该当“家贼”，但姑念是初犯，又没拿去换零食吃，批得不算厉害。陈同学的错误说起来就严重了：四分钱一两的粮票三分钱买走，这叫什么呀？“投机倒把”！
不过粮票卖了也就卖了，书买了也就买了，怎么办呢？
记住了，下不为例！
现在想想，多亏那几两粮票，让我知道当年那一大堆“高大全”的革命形象里，还有一个叫“小石柱”的体操少年。
我自己最喜欢的却是挂在教室后墙上的一本小说，叫作《梨园哨兵》，百十来页，应该算个中篇吧。说的是一群红小兵在集体的果园里抓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吸引我的当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那果园的美。书里的小伙伴居然在果园的大梨树上搭了一座小木屋，有星光的晚上从瞭望口里望出去，果园里什么动静都看得见。
这样的故事让人想入非非。 故事看多了，李老师让我们学着讲故事。
红霞小学有两个闻名全乡的“故事娃”，一个叫“平妹儿”（我们那里的男孩叫“妹”的很多），一个叫“香菌儿”——“香菌儿”就是我。“平妹儿”是熊老师班上的，矮我两个级，个头比我小许多，童星效应却比我大很多。起初我们都是讲些短的寓言故事：“农夫和蛇”，“狐狸与小鸡”，“东郭先生与狼”。语调弄得很夸张，有时即兴比划两个动作。像我们这种不大爱说话的农村孩子，很多场合都是拘谨的。但只要往台上一站，立刻就“人来疯”起来，便似乎很有趣，比较招人喜欢。大伙儿或者想：这俩孩子咋这样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搞明白。
后来故事就讲长了，可以走村串乡了。“六一”到南雅街上庆祝儿童节，脸上打起“登登红”，沿乡村公路往街上走，一路都有人看。
南雅乡的中心校，原是一座古旧的关帝庙。很大很气派，有上、中、下三重大殿，居间还有一个雕梁画栋的老戏楼。站在台心立定，一片掌声过后，面对底下黑压压的人头，讲一个《马蜂战》。《马蜂战》说的是越南土民兵打美帝的趣事儿，中间有个好玩的噱头，就是群蜂飞舞，追着美国兵的肥屁股一片乱蜇的情景。讲故事的人可以尽情意淫夸张美国鬼子的狼狈样儿，台下没有不乐的。
在乡上混出点名气就可以见官了。见到最大的官是后来做过副县长的聂达武，当时好像是个区委书记，到这个乡来检查工作的，不知怎么把我喊去了。于是站在公社的圆拱门下，岔开腿即兴说一个。说的是个什么早忘了，印象深的是一个小屁孩硬要在大人面前麻起胆子耍活宝，很刺激，也很滑稽，很有一点恶作剧的味道。
除了讲故事，偶尔还唱唱京戏。
我们这个村的回乡知青多（多是李老师的学生），文艺空气浓，又喜欢凑热闹，是全乡排“样板戏”敢演全本的两个大队之一。其实那种演出，也多是出于热情，敷衍一个情节，论运字行腔，实在是很不足道的。后来听到原汁原味的所谓“红色经典”，才知道村里当年唱那些段子，把好多节拍都唱丢了。但夏夜是如此的漫长，夜生活是如此的单调，男男女女不聚在一起以革命或艺术的名义捣鼓一点什么，怎么对得起清贫而如花的年华呢？忙乎两三个月之后，一部样板戏就“对”成了（我们那里管“排戏”叫“对剧”）：《奇袭白虎团》。
演出的那个晚上，自然石全村的一件盛事。
大队部宽阔的土戏台上，高挂两盏雪白的煤气灯，将全村男女老少的脸照得雪亮。一共八场的大戏一幕幕演下去，中间换场把幕布一拉，下面就哄闹起来。于是赶紧把我们从布缝里推出来，即兴表演小节目作“过场”。这时候讲故事是没人听的，那么也唱一段京剧。印象中《红灯记》是不唱的，因为苦戏太多。要唱就唱《沙家浜》。记得我那时唱得最多的是“太阳照在阳澄湖上”。无论是上水库工地慰问民工，还是搞文娱汇演打穿插，一般都唱这个段子。这个段子的主角叫郭建光，是个穿四个兜的新四军。至于他到底是多大一个人物，我至今也没弄清楚。
李老师偶尔也来串串场子。我感觉他五十来岁的人了，未必真对这种活动有多大兴趣，但顾虑到自己的家庭与身份，拿捏好分寸参与一下，对保护自己还是有必要的。李老师不善唱，上台的时候，一般都喊彭老师搭档，合说一段相声。两个人都把白衬衫扎到裤子里，或把去乡上开会用的中山装穿起来，硬生生的往台心一站，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紧着脸一个笑成了花。段子还没开口呢，下面早已稀里哗啦笑成了一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1NDc2MDA=.html [ 本帖最后由 百媚生花 于 2009-5-28 13: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