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呵,你就是我们最华美的宫殿 [原创]
2022-01-11抒情散文瘦棠寒蝉
李晓春【1】在家乡,造屋和结婚生子是一个人的头等大事。我的母亲,一生的心愿就是为我们造一座世界上最华美的宫殿,为此,她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只有一间正屋和柴房。在我留存的记忆中,两间屋子,幽暗而潮湿,墙是泥墙,瓦是青瓦,屋里……
李晓春
【1】
在家乡,造屋和结婚生子是一个人的头等大事。我的母亲,一生的心愿就是为我们造一座世界上最华美的宫殿,为此,她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只有一间正屋和柴房。在我留存的记忆中,两间屋子,幽暗而潮湿,墙是泥墙,瓦是青瓦,屋里没有窗户,借光靠北墙上一个凿开的孔。一到冬天,朔风尖叫,为了抵挡寒流,父亲就用一块杉木板将那个孔遮住。一个冬天,屋里就黑成一个漫长的夜。 母亲是个有长远眼光的人。分家的时候,母亲执意要了靠西的那两间破房子,而把修缮一新的东边那二间宽敞的正房让给了大伯。为此,大伯对母亲感激了一辈子。有人笑我母亲傻,谁不想分到好一点的东西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得人,为了财产,不惜拳脚相向,反目成仇。 回到房里,父亲也小声地责怪母亲。母亲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把父亲的手牵着,放到自己柔软的肚子上。那时,母亲生下姐姐后,又怀上了我。她的腹部已经有些突起了。她说,我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我要给每一个孩子盖一间天底下最美最好的房子。她拿手戳了一下父亲的额头,你傻不傻呀。东边的两间房子虽好,但它紧靠老金伯家,已经没有发展余地了。而西边是一片旷野,等我们有钱了,可以盖三间、四间,更多的房子。
母亲的“宏伟蓝图”让父亲目瞪口呆。 【2】 母亲是个很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她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百折不挠,矢志不移。 母亲开始实施自己的宏伟蓝图,是10年后的事了。那时,我9岁,上小学四年级,而且,我之下又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
母亲说如果没有弟弟,造屋可以提早好几年。我的弟弟在常人眼里,是个“残疾”人。他天生兔子唇,受他人歧视,包括我的爷爷,他在弟弟出生时,看到小孙子的兔子唇,视为怪物,拂手而去,至死不理。但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是她的宝贝。弟弟的缺陷,更让母亲心痛、内疚,因此,她对弟弟更加呵护有加,从不让他受到半点的委屈。记得有一次,有人骂弟弟“派(破)出(嘴)所长”。当时,母亲正在刈稻,当她听完弟弟含混不清的哭诉后,操起镰刀满山遍野找那个辱骂我弟弟的人拚命,她当时的模样据说骇人极了,披头散发,象一只发疯的母兽。从此,村里再没人敢当面骂我的弟弟了。经过此事后,先把弟弟的缺陷治好,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那时,家里造房用的材料基本上已经备好。但为了给弟弟治病,母亲把那些材料变卖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整容技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高明,县市一级的医院根本不会做这种手术,只有上海杭州这样的省城大都市才能做,而且,还不能一次成功。至于母亲如何为弟弟操劳奔波,因时间久远,加上年幼,我的记忆里已经相当模糊了。只记得弟弟去过三次杭州,每一次回来,母亲的脸上都挂满了灿烂的笑意。 因为弟弟,我们在那两间潮湿黑暗的破房子里多住了好多年。当时,父亲在城里工作,有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稳定工资,相比较而言,日子应该算好了,但给弟弟治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但随着弟弟整容成功,我们的日子过得清贫、拥挤,但心里却充满了欢乐。
治好了弟弟这块心病后,造房子又摆上了母亲的议事日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母亲十分节俭,父亲的工资全部被母亲存入银行。家里还饲起了一头小牛犊。一家人都为造房子动员起来了。母亲整日在田地里忙碌,父亲下班回家,就到地里帮衬母亲干活,我们四姐妹,也没有空闲,放学回家,放牛、拔草,日子过忙碌而充实。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在离家老远的地方,就闻到从家里飘出来的浓浓的肉香。那股香味忽忽地直往我心里头钻。回到家里,我看见母亲破例没有去地里劳动,而是围着锅灶忙活,那天,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晚饭终于有肉吃了。但那个晚上,我并没有吃到香喷喷的红烧肉,连肉汤都没有喝到一点。因为,那碗肉是用来招待老金伯的。老金伯是大队书记,母亲想从队里批二间屋基。那个晚上,父亲陪老金伯喝酒,父亲也不吃肉,那些肉属于老金伯一个人。我看着老金伯一块一块地往他没了两个大门牙的嘴里塞肉,最后,老金伯还连碗带走了吃剩下的肉。我在看老金伯吃肉时,拚命地往肚子里咽口水。我真惊诧自己的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抑止不住嘟嘟地直往外冒。当时,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书记,有红烧肉可以任自己尽情的吃!
屋基如愿批下来了。三个月后,三间明亮宽敞的泥墙屋拔地而起了。尽管那几间泥墙屋用现在的目光看起来简陋不堪,但那里是我欢乐的港湾,我从这几间充满浓郁泥土香的屋里长大,在温馨的爱中成熟,积蓄起了力量。 【3】
再次造房子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当时,我们已经从乡村来到城里,一家人都住在外婆家里。我和姐姐、弟弟都有了工作,我和姐也结了婚。当时,家里人最操心的事是弟弟的婚烟大事。
我的弟弟长的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而且有一个好职业,司机。当时,驾驶员在我们的小城里十分吃香,远不象现在满大街一抓一大把。弟弟惟一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是他的兔子唇。尽管,弟弟年少时,就去省城大医院整过容,但囿于当时的医疗技术,弟弟仍不能像原装艺术品一样没有一点瑕疵。在他的上唇上,还是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疤痕,尤其是说话时,口腔上的创伤,为他的发音造成了一些障碍,说话时,翁声翁气模糊不清。
那些年,全家总动员,为弟弟找媳妇。护士,教师,营业员,工人,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找的心灰意懒了。母亲私下绝望地对我们说,实在不行,到玉山(我们那里的一个深山冷坞)去找一个,人好就行。
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复凝无路的时候,弟弟自己柳暗花明了。一天,他兴奋地说,有女朋友了,是单位里的同事。全家人当中,最高兴的是母亲。她瞒着大家偷偷到弟弟公司的大门口去蹲点,偷偷地跟踪弟,想早点看到未来的儿媳妇,尽管,一切都是徒劳,但她还是在很长时间里,乐此不疲。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弟弟的脸上“晴转多云”为止。那天,弟弟脸上愁云密布,弟弟是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内心痛苦欢乐与否,从他的脸上可以一目了然。那天,我们看弟弟的脸色,就知道他碰到麻烦了,而且肯定与他的终身大事有关。
和女朋友闹别扭了。母亲担心地问她的小儿子。没有。弟弟翁声翁气地应了一声。那到底啥事。一连问几声,弟弟都不啃声,母亲急了,伸手就是一巴掌。说话,小兔崽子。她说要和我结婚。问急了,弟弟嘴里“嘣”地一声嘣出了这句让母亲心花怒放的话。好事呀,干吗哭丧个脸。母亲脸上忧虑之色尽消。她有个条件,要一套房子。弟弟的头低的更低了。一套房子,象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不啻于一座大山。见母亲不啃声,弟弟低着头嚅嚅道。要不跟她吹了。造房子。母亲沉思了一会后斩钉截铁地说。一幢房子换回一个儿媳,值!
母亲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的外婆一共有三个女儿和二个儿子,两个女儿远嫁他乡,两个儿子在台湾,身边只有我的母亲。她的想法是拆掉外婆家的旧房子,盖新房子。当时,造房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尽管,我们一家人都参加了工作,家中也有了些积蓄,但要盖一幢新楼,这点积蓄是杯水车薪。父亲提议把老家的旧房产卖了,征求我意见时,我也同意了。但到最后,老屋没有卖掉,母亲在回乡寻找卖主时,改变了主意,她说,老屋是她身上掉下的肉,买了,心会痛。
这一次造房,母亲走尽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半年后,弟弟顺利地把老婆娶回了新房。 【4】
同前两次相比,我家的第三次造屋,更象是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整整打了四年,我们的敌人强大无比,四年来,我们孤军奋战,尤其是母亲。我们尝遍了人间的艰辛和世态炎凉。在这四年中,许多曾经的好友,邻居为了名利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离开了我们,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这四年,我们经历着的一种无奈,甚至陷入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绝望中。我们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好多次,我们都准备放弃,准备认输了,是母亲,执著地坚持着,最后,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泪水淋然,伤痕累累。
1998年夏季,我们居住的黉门广场,列入城市规划,需要拆迁重建。我们的家,是原国民党中常委、台湾《联合报》系的董事长王惕吾老先生少年读书的地方(我的外公是王惕吾的亲舅舅)。王老先生晚年斥巨资在家乡建学校、办医院、修图书馆、造体育馆等,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能是出于一种回报吧,当我们向市政府提出原拆原建的要求时,市委通过常委会讨论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半年后,黉门广场重建工程开始,然而,当我们按照市委的抄稿单和建设局的规划设计图准备动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建房,遭到跃(所在村村书记的弟弟)带领的邻居们的阻挠,而且,事先没有一点的预兆。跃和许多参加阻挠的人原先都是我家很要好的邻居呀。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要造的楼层(八层)太高,遮住了他们的阳光。可造八层不是我们的决定,而是市建设局规划的。
讲道理。说好话。没用。这些以前很通情达理的邻居在这件事面前变得蛮不讲理了。无奈之下,我们向分管此事的副市长求助,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副市长听了情况后,让我们先停下来,让当地镇政府出面做通工作后再动工。
我们感到不解和困惑。一个政府决定的事,怎么能因一些人的无理阻挠而停止呢? 我们原以为,这种等待是短暂的,我们相信政府很快会帮我们妥善解决。一天,副市长打来电话,说市里决定由镇长吴某负责处理这件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分高兴,那个吴某原先是我父亲一个单位里的同事,平时对我的父亲十分尊敬。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镇长现在是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在当地几乎没有他办不了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美好的愿望落空了。吴某像是换了一个人,对我们父母的求见避而不见。 有了解底细的人私下对我们说,关健在村书记,吴镇长和他是一路的。只有村书记那一关通过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难道市政府决定的事,还要一个村支书同意吗。
但恼归恼,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我们赶紧亡羊补牢,但村书记也是个大忙人,怎么找都找不到,有时明明看进他进屋了,他的家人仍说他不在。我们知道,他在故意避我们。有一次,父亲在路上同村书记相遇。我的父亲是个直性子,火爆脾气,没说上几句两人就大吵起来。村书记当着众多围观者说,李承茂(我的父亲)你要是能把屋造上去,我登倒头爬(头朝下走的意思)。
父亲回来后,大病一场,在医院里住了二个多月。医生告诫,以后绝不可情绪冲动。此后,母亲每次去找有关的人,都瞒着父亲一个人偷偷地去。也有人劝母亲,你年纪怎么大了,还出来跑,叫你儿女们来跑。母亲苦笑了笑说,我还跑得动,这种触霉头事,还是我一个人来做吧。当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再后来,分管的副市长调离了,市委书记也要调走了。我们家造房子的事变得更渺茫了。母亲说,为了房子,她走的路,比25000里长征都长了。那四年,只要有人说那个人有用,她就去找,有时就一整天痴痴地站在门口等。那时候的母亲,象堂吉诃德,一个人在和一张无形的官网作斗。
那些年,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让我们出几万块钱,由他们(类似于黑社会,他们和村书记有隙)出面去办,称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帮我们,他们看中的是这件事的合法性,他们可以借此打击对方。在情急气怒之下,我们有好多次想铤而走险了,但在最后关头,都被母亲理智地阻止了。因为,她的心里头有一个朴素的信念:邪不压正。当时,也有人劝我们放弃那块地基。如果我们放弃,政府可以在另一块地方给我们划拔一块地,面积比原先的大几倍。但母亲不肯妥协,也不为所动,她始终坚持着。
2002年10月21日,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村书记因受贿被双规了。镇政府通知我们去开协商会,这种会在过去的四年开过多次,每次都因跃不到场而不了了之。这一次我们说出我们的担忧,镇干部说,这一次他不到场,也无所谓,事情必须在今天解决。
整整四年,我们终于胜利了,尽管,这胜利来的那么迟。当母亲看到挖掘机顺利地从屋基里挖出第一锹土时,她一屁股坐在湿漉的土地上,忍不住,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现在,我们已经住在这座历尽沧桑的楼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有些年头了,想起,仍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楼造好后,我的母亲,明显地老了,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最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母亲居然又和那些和我们交恶的邻居重归于好了。父亲骂她没记性。她笑笑说,屋都造好了,我们还去计较什么,邻居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和为贵。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计前嫌,坚韧,宽容,大度,善良。
在家乡,造屋和结婚生子是一个人的头等大事。我的母亲,一生的心愿就是为我们造一座世界上最华美的宫殿,为此,她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只有一间正屋和柴房。在我留存的记忆中,两间屋子,幽暗而潮湿,墙是泥墙,瓦是青瓦,屋里没有窗户,借光靠北墙上一个凿开的孔。一到冬天,朔风尖叫,为了抵挡寒流,父亲就用一块杉木板将那个孔遮住。一个冬天,屋里就黑成一个漫长的夜。 母亲是个有长远眼光的人。分家的时候,母亲执意要了靠西的那两间破房子,而把修缮一新的东边那二间宽敞的正房让给了大伯。为此,大伯对母亲感激了一辈子。有人笑我母亲傻,谁不想分到好一点的东西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得人,为了财产,不惜拳脚相向,反目成仇。 回到房里,父亲也小声地责怪母亲。母亲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把父亲的手牵着,放到自己柔软的肚子上。那时,母亲生下姐姐后,又怀上了我。她的腹部已经有些突起了。她说,我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我要给每一个孩子盖一间天底下最美最好的房子。她拿手戳了一下父亲的额头,你傻不傻呀。东边的两间房子虽好,但它紧靠老金伯家,已经没有发展余地了。而西边是一片旷野,等我们有钱了,可以盖三间、四间,更多的房子。
母亲的“宏伟蓝图”让父亲目瞪口呆。 【2】 母亲是个很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她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百折不挠,矢志不移。 母亲开始实施自己的宏伟蓝图,是10年后的事了。那时,我9岁,上小学四年级,而且,我之下又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
母亲说如果没有弟弟,造屋可以提早好几年。我的弟弟在常人眼里,是个“残疾”人。他天生兔子唇,受他人歧视,包括我的爷爷,他在弟弟出生时,看到小孙子的兔子唇,视为怪物,拂手而去,至死不理。但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是她的宝贝。弟弟的缺陷,更让母亲心痛、内疚,因此,她对弟弟更加呵护有加,从不让他受到半点的委屈。记得有一次,有人骂弟弟“派(破)出(嘴)所长”。当时,母亲正在刈稻,当她听完弟弟含混不清的哭诉后,操起镰刀满山遍野找那个辱骂我弟弟的人拚命,她当时的模样据说骇人极了,披头散发,象一只发疯的母兽。从此,村里再没人敢当面骂我的弟弟了。经过此事后,先把弟弟的缺陷治好,成了我家的头等大事。那时,家里造房用的材料基本上已经备好。但为了给弟弟治病,母亲把那些材料变卖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整容技术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高明,县市一级的医院根本不会做这种手术,只有上海杭州这样的省城大都市才能做,而且,还不能一次成功。至于母亲如何为弟弟操劳奔波,因时间久远,加上年幼,我的记忆里已经相当模糊了。只记得弟弟去过三次杭州,每一次回来,母亲的脸上都挂满了灿烂的笑意。 因为弟弟,我们在那两间潮湿黑暗的破房子里多住了好多年。当时,父亲在城里工作,有几十块钱一个月的稳定工资,相比较而言,日子应该算好了,但给弟弟治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但随着弟弟整容成功,我们的日子过得清贫、拥挤,但心里却充满了欢乐。
治好了弟弟这块心病后,造房子又摆上了母亲的议事日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母亲十分节俭,父亲的工资全部被母亲存入银行。家里还饲起了一头小牛犊。一家人都为造房子动员起来了。母亲整日在田地里忙碌,父亲下班回家,就到地里帮衬母亲干活,我们四姐妹,也没有空闲,放学回家,放牛、拔草,日子过忙碌而充实。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在离家老远的地方,就闻到从家里飘出来的浓浓的肉香。那股香味忽忽地直往我心里头钻。回到家里,我看见母亲破例没有去地里劳动,而是围着锅灶忙活,那天,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晚饭终于有肉吃了。但那个晚上,我并没有吃到香喷喷的红烧肉,连肉汤都没有喝到一点。因为,那碗肉是用来招待老金伯的。老金伯是大队书记,母亲想从队里批二间屋基。那个晚上,父亲陪老金伯喝酒,父亲也不吃肉,那些肉属于老金伯一个人。我看着老金伯一块一块地往他没了两个大门牙的嘴里塞肉,最后,老金伯还连碗带走了吃剩下的肉。我在看老金伯吃肉时,拚命地往肚子里咽口水。我真惊诧自己的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抑止不住嘟嘟地直往外冒。当时,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书记,有红烧肉可以任自己尽情的吃!
屋基如愿批下来了。三个月后,三间明亮宽敞的泥墙屋拔地而起了。尽管那几间泥墙屋用现在的目光看起来简陋不堪,但那里是我欢乐的港湾,我从这几间充满浓郁泥土香的屋里长大,在温馨的爱中成熟,积蓄起了力量。 【3】
再次造房子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当时,我们已经从乡村来到城里,一家人都住在外婆家里。我和姐姐、弟弟都有了工作,我和姐也结了婚。当时,家里人最操心的事是弟弟的婚烟大事。
我的弟弟长的人高马大,孔武有力,而且有一个好职业,司机。当时,驾驶员在我们的小城里十分吃香,远不象现在满大街一抓一大把。弟弟惟一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是他的兔子唇。尽管,弟弟年少时,就去省城大医院整过容,但囿于当时的医疗技术,弟弟仍不能像原装艺术品一样没有一点瑕疵。在他的上唇上,还是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疤痕,尤其是说话时,口腔上的创伤,为他的发音造成了一些障碍,说话时,翁声翁气模糊不清。
那些年,全家总动员,为弟弟找媳妇。护士,教师,营业员,工人,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找的心灰意懒了。母亲私下绝望地对我们说,实在不行,到玉山(我们那里的一个深山冷坞)去找一个,人好就行。
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复凝无路的时候,弟弟自己柳暗花明了。一天,他兴奋地说,有女朋友了,是单位里的同事。全家人当中,最高兴的是母亲。她瞒着大家偷偷到弟弟公司的大门口去蹲点,偷偷地跟踪弟,想早点看到未来的儿媳妇,尽管,一切都是徒劳,但她还是在很长时间里,乐此不疲。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弟弟的脸上“晴转多云”为止。那天,弟弟脸上愁云密布,弟弟是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人,内心痛苦欢乐与否,从他的脸上可以一目了然。那天,我们看弟弟的脸色,就知道他碰到麻烦了,而且肯定与他的终身大事有关。
和女朋友闹别扭了。母亲担心地问她的小儿子。没有。弟弟翁声翁气地应了一声。那到底啥事。一连问几声,弟弟都不啃声,母亲急了,伸手就是一巴掌。说话,小兔崽子。她说要和我结婚。问急了,弟弟嘴里“嘣”地一声嘣出了这句让母亲心花怒放的话。好事呀,干吗哭丧个脸。母亲脸上忧虑之色尽消。她有个条件,要一套房子。弟弟的头低的更低了。一套房子,象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不啻于一座大山。见母亲不啃声,弟弟低着头嚅嚅道。要不跟她吹了。造房子。母亲沉思了一会后斩钉截铁地说。一幢房子换回一个儿媳,值!
母亲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的外婆一共有三个女儿和二个儿子,两个女儿远嫁他乡,两个儿子在台湾,身边只有我的母亲。她的想法是拆掉外婆家的旧房子,盖新房子。当时,造房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尽管,我们一家人都参加了工作,家中也有了些积蓄,但要盖一幢新楼,这点积蓄是杯水车薪。父亲提议把老家的旧房产卖了,征求我意见时,我也同意了。但到最后,老屋没有卖掉,母亲在回乡寻找卖主时,改变了主意,她说,老屋是她身上掉下的肉,买了,心会痛。
这一次造房,母亲走尽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半年后,弟弟顺利地把老婆娶回了新房。 【4】
同前两次相比,我家的第三次造屋,更象是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整整打了四年,我们的敌人强大无比,四年来,我们孤军奋战,尤其是母亲。我们尝遍了人间的艰辛和世态炎凉。在这四年中,许多曾经的好友,邻居为了名利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离开了我们,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这四年,我们经历着的一种无奈,甚至陷入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绝望中。我们挣扎在崩溃的边缘,好多次,我们都准备放弃,准备认输了,是母亲,执著地坚持着,最后,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泪水淋然,伤痕累累。
1998年夏季,我们居住的黉门广场,列入城市规划,需要拆迁重建。我们的家,是原国民党中常委、台湾《联合报》系的董事长王惕吾老先生少年读书的地方(我的外公是王惕吾的亲舅舅)。王老先生晚年斥巨资在家乡建学校、办医院、修图书馆、造体育馆等,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能是出于一种回报吧,当我们向市政府提出原拆原建的要求时,市委通过常委会讨论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半年后,黉门广场重建工程开始,然而,当我们按照市委的抄稿单和建设局的规划设计图准备动工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建房,遭到跃(所在村村书记的弟弟)带领的邻居们的阻挠,而且,事先没有一点的预兆。跃和许多参加阻挠的人原先都是我家很要好的邻居呀。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要造的楼层(八层)太高,遮住了他们的阳光。可造八层不是我们的决定,而是市建设局规划的。
讲道理。说好话。没用。这些以前很通情达理的邻居在这件事面前变得蛮不讲理了。无奈之下,我们向分管此事的副市长求助,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副市长听了情况后,让我们先停下来,让当地镇政府出面做通工作后再动工。
我们感到不解和困惑。一个政府决定的事,怎么能因一些人的无理阻挠而停止呢? 我们原以为,这种等待是短暂的,我们相信政府很快会帮我们妥善解决。一天,副市长打来电话,说市里决定由镇长吴某负责处理这件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分高兴,那个吴某原先是我父亲一个单位里的同事,平时对我的父亲十分尊敬。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镇长现在是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在当地几乎没有他办不了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美好的愿望落空了。吴某像是换了一个人,对我们父母的求见避而不见。 有了解底细的人私下对我们说,关健在村书记,吴镇长和他是一路的。只有村书记那一关通过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难道市政府决定的事,还要一个村支书同意吗。
但恼归恼,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我们赶紧亡羊补牢,但村书记也是个大忙人,怎么找都找不到,有时明明看进他进屋了,他的家人仍说他不在。我们知道,他在故意避我们。有一次,父亲在路上同村书记相遇。我的父亲是个直性子,火爆脾气,没说上几句两人就大吵起来。村书记当着众多围观者说,李承茂(我的父亲)你要是能把屋造上去,我登倒头爬(头朝下走的意思)。
父亲回来后,大病一场,在医院里住了二个多月。医生告诫,以后绝不可情绪冲动。此后,母亲每次去找有关的人,都瞒着父亲一个人偷偷地去。也有人劝母亲,你年纪怎么大了,还出来跑,叫你儿女们来跑。母亲苦笑了笑说,我还跑得动,这种触霉头事,还是我一个人来做吧。当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再后来,分管的副市长调离了,市委书记也要调走了。我们家造房子的事变得更渺茫了。母亲说,为了房子,她走的路,比25000里长征都长了。那四年,只要有人说那个人有用,她就去找,有时就一整天痴痴地站在门口等。那时候的母亲,象堂吉诃德,一个人在和一张无形的官网作斗。
那些年,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让我们出几万块钱,由他们(类似于黑社会,他们和村书记有隙)出面去办,称一定把事情办好。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帮我们,他们看中的是这件事的合法性,他们可以借此打击对方。在情急气怒之下,我们有好多次想铤而走险了,但在最后关头,都被母亲理智地阻止了。因为,她的心里头有一个朴素的信念:邪不压正。当时,也有人劝我们放弃那块地基。如果我们放弃,政府可以在另一块地方给我们划拔一块地,面积比原先的大几倍。但母亲不肯妥协,也不为所动,她始终坚持着。
2002年10月21日,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村书记因受贿被双规了。镇政府通知我们去开协商会,这种会在过去的四年开过多次,每次都因跃不到场而不了了之。这一次我们说出我们的担忧,镇干部说,这一次他不到场,也无所谓,事情必须在今天解决。
整整四年,我们终于胜利了,尽管,这胜利来的那么迟。当母亲看到挖掘机顺利地从屋基里挖出第一锹土时,她一屁股坐在湿漉的土地上,忍不住,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现在,我们已经住在这座历尽沧桑的楼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有些年头了,想起,仍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楼造好后,我的母亲,明显地老了,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最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母亲居然又和那些和我们交恶的邻居重归于好了。父亲骂她没记性。她笑笑说,屋都造好了,我们还去计较什么,邻居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和为贵。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计前嫌,坚韧,宽容,大度,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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