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思念我的东京婆婆

　　　　　丈夫光雄告诉我，独居在东京的婆婆今天给他，挂了电话，说明天就要进医院动手术。丈夫—脸的愧疚，已70高龄的婆婆膝下只有光雄一个孩子，在她最需要亲人安慰的时候，做儿子的却不能陪伴在老人的身边，这总是人生的一大缺憾。我知道婆婆是因为怕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才迟迟将她的病情告诉我们的，她就是这样一个愿意一个人承受压力的人。 　　我的日本婆婆名叫斋藤淑，是一个热爱中国，也热爱自己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年轻时，她曾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个中国穷留学生，并鼓励和跟随着他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尽管十年浩劫让她和她的家人受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苦难，但坚强的意志却让她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她用自己的瘦小的身躯为家人抵挡住了黑风的侵袭，并鼓励着牢房里的丈夫，让丈夫看到黑暗背后的光明。 　　我是在丈夫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描绘中认识我的婆婆的，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着这样的传奇经历的婆婆，竟然是那样温柔和蔼、善解人意的老人。初次见面时，作毛脚媳妇的我多少有些紧张，面对—个有着不同国籍、不向生活背景的婆婆，我不知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才能让她满意和高兴。面前的她头发花白，背已经瘘曲，但她高兴的样子却像一个孩子，她拉着我的手，—个劲地说：“真是可爱，真是漂亮的孩子！”在她的眼里，我仿佛看到了儿时母亲呼唤我的的眼神。 　　我给婆婆的礼物是一盒湖北的名特点心，尽管她患着牙病，还是一连吃了两块甜点心。她一边夸着点心的香甜，—边摆弄起包装纸来，一会儿五只精巧美丽的纸鹤就在她手中诞生了。她笑着说，两只大的是你和光雄，还有三只小的是我们的“太郎”：“会有三个孩子的，有三个男孩子最好！”忽然间，我觉得眼前的婆婆是那样的亲切，国籍仿佛不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了，我真的是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特地从东京赶来的充满了童心的日本老太太了。 　　也许因为都是属鼠，我和我的日本婆婆在性格上总有些相似：一样的急性子，一样的贪嘴爱吃零食，一样的不服输爱顶嘴的脾气。面对着我，她常常说好像看到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次与丈夫为了一件小事而莫名其妙地争论起来，坐在一边的婆婆忽然笑了起来：“像极了，凌凌的脾气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她没有一丝埋怨我的意思，轻谈慢笑中，轻易地化解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回东京后，婆婆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每次信都写得很长。为了让我读信时能够轻松一些，她总是尽量写中文，她中文的写作能力要比口语能力强出许多许多，但是有时会把人弄得啼笑皆非：“你的信我何遍何遍(一遍又一遍)地看，心里很乐(快乐)。你捎来的果子(点心)，我和我的朋友—魂(块)吃，大家都一魂(起)吃很高兴，说湖北的果子(点心)很好吃。”有的时候，我不得不看好几遍；才理解婆婆要表达的意思。但婆婆从遥远处递来的关心和爱我都能感觉得到。 　　因为丈夫的事业在北京，所以我们分离的时间要远远比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多。婆婆虽然是个很传统的日本妇女，但是从来没有因为我不顾丈夫而责备我、埋怨我，“女人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只要心里有着光雄就可以了!”婆婆一直对我的心情很理解，她也常常对我丈夫说：“要理解凌凌，要知道她在想什么！”丈夫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多半也是由于婆婆在他耳边的嘱咐。婆婆知道我梦想能写一部小说时，她显得十分高兴，拿出一叠写满了字的纸来：“这可是我的梦呀！”原来婆婆也渴望能够写一步自传体的小说：“就取名叫‘一个日本女人在中国’吧！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诉说一个日本女人在中国那动荡年代的遭遇，讲述她在中国时的甜酸苦辣，那会是部很有说服力的作品。”虽说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给她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也曾有人偷偷地向她这样一个有着间谍之嫌的外国妇女伸出热情的双手，也曾有人不畏险阻地为她站出来说公道话，作为战后自愿跟随丈夫到中国的女人，回国后婆婆并没有受到政府对她的庇护和照顾，她一个50岁的女人带着一个10多岁的孩子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艰难地生活着，但幸好有着朋友和亲人，是他们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其中不乏有中国人。 　　婆婆对中国人的感情是深厚的，执著的，虽然她离开中国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但她从未断过与中国人的接触。每次遇到节日，东京的家中总会围满了中国的留学生。婆婆说中国留学生一个人在日本打工不容易，吃不上—顿好饭莱。所以，只要留学生们有时间，她总会很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让留学生们在一起享受—下在家里的气氛，体会一下团圆的感觉。留学生们也仿佛很喜欢她，很信任她，遇上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也都会去找她，拜托她找工作啦，找她商量啦，好像她成了大家的朋友，大家的母亲。 　　虽然，婆婆一个人独居在东京，但是我知道她并不孤单，她的身边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爱她的中国人，而我和我丈夫的心都会在那里陪伴着她，祝福她，为她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