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个疯女人的黯淡人生

　　　　　　　　　　三个疯女人的黯淡人生
　　　　　　　　　　　　　　　　　
　　疯子，一般指那些神智错乱、精神分裂的人。但有些行为举止怪异，超乎了正常人们行为准则的人，也被人们习惯性的称为疯子。
　　　　　　　　　　　　　　　　　　　——题记
　　　　　　　　　　　　　　　　　
　　几年前，我在某个县城所在地的乡镇任党政办主任。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到办公室，或诉说，或问询，或吵嚷，走马灯似的轮换，在这种纷繁的环境里，人缠于事，疲于奔命，几乎让我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每天机械地应付着杂七杂八的事情，仿佛自己的精力正被这些俗人杂事一丝丝地抽空。我感觉自己整天都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翻涌，奔突。
　　　　　　　　　　　　　　　　　
　　当我改换了工作，有了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以后，回首过去，有很多事情已渐渐远去，模糊得只留下了一丝淡淡的印记，很多曾经熟悉的面孔也已经逃离了我的记忆。忘记了很多人，也忘记了很多事，然而，有三个女人的面容，却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而她们，都是在生活中被人们叫作“疯子”的女人。
　　　　　　　　　　　　　　　　　
　　　　　　　　　　　　　　一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上午，我正端着一杯刚泡出味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对面的女同事聊天。忽然，听到政府院子里传来了一阵“杂种、乌龟”的吼骂声，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村妇骂人时粗俗不堪的话语。吼骂、吵闹在政府院里是很平常的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我甚至懒得出去看到底是谁在院子里吵嚷。几分钟后，一个70岁左右的瘦骨嶙峋的老女人进入了我的视线。脸上的皱纹如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竹篮，衣服破旧但还不算太脏，是一个典型贫困农妇的装扮。按照惯例，我温和的问她有什么事情，她嘴里嘟嘟囔囔，神情怯怯的，半天也没说清要来办什么事。一会儿，她从贴身衣襟的口袋里开始摸索，半天才拿出一个用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慢慢打开，我刚看见里面有两个红色的小本，像是证书一类东西，还没看清，她就迅速地包了起来，动作很麻利，显然是经常做着这一动作的缘故。她将包裹很小心地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又开始絮絮叨叨地不停在讲，口角也积聚了不少白沫，讲到激动处，她把口中的假牙摘了下来，拍在了办公桌上。这一动作把我和对面坐着的女同事着实吓了一跳。缺少了用来支撑门面的假牙，她的嘴整个的凹陷了下去，血脉却更加贲张，一时间面目显得有些狰狞。几分钟后，她又重新戴上了假牙。突然之间，她开始怒骂起来，这高亢的吼骂声，刺激撕扯着我的耳膜，让我的耳中嗡嗡作响。和着村妇骂人时那些粗俗不堪的话语，终于让我把她和前面院子里传来的叫骂声联系在了一起。她那粗俗的话语让我对面的那位女同事（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不堪忍受，像小鹿般迅捷地逃离了办公室。
　　　　　　　　　　　　　　　　　
　　这一场咒骂持续了大约有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漠然地望着她。“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许是她骂得累了，她终于转身，在嘟囔声中骂骂咧咧地走出了办公室，离开了政府院子。
　　　　　　　　　　　　　　　　　
　　随着老女人的离去，政府院里平静了下来。正巧镇长来到了办公室，我便向他询问老女人的身世。据说这老妇叫张玉兰，是城区人氏，育有两个儿子。在她近四十岁时，因为发生了一件盗窃案，派出所将她的小儿子带去询问了一下情况，回来后村里人纷纷指责是她的小儿子作案。她的小儿子在村人的指责声和异样的目光中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自缢身亡了。心伤儿子之死的张玉兰，从此时疯时痴，也不太料理家务。大儿子也就不再管她，任由她自己盘着一块菜地，靠摘些菜到市场上卖来维持生计。每天卖完菜之后，大约从九点半开始，她便开始踏上了雷打不动的咒骂之旅。她的第一站总是从派出所开始，沿街叫骂，大约在十点钟，那高亢的叫骂声便准时在镇政府院里响起。而我的办公室，则成为了她每日咒骂行程的最后一站。
　　　　　　　　　　　　　　　　　
　　老女人每天的举动几乎都是一样的，但又似乎每天都不一样。有一天，老女人来到办公室后，便开始伤心的哭泣。她说自己被几个人揪着头发、掐住脖子狠狠打了一顿。“老子差点被那几个乌龟打死！这些狗杂种，我的年纪可以当他们的妈了，他们也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感到一阵心酸，想安慰她两句，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会有人打她的，因为有一次她在镇里办公楼上叫骂时，就曾被镇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揪着衣领拖到了门外。
　　　　　　　　　　　　　　　　　
　　“一个可怜的老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其凄惨的身世让我对她有了一种同情。但面对这样的一位老人，我除了廉价的同情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人穷志短。”老女人凭着一股疯劲，每天在各个单位晃荡，叫骂，趁人们不注意时，也会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些办公室门外的扫把、撮箕、废纸箱之类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让我们每天早上打扫卫生时很不方便，让人很是恼火。于是，办公室只要有废报纸之类的东西，我便让她拿走，同时告诉她不准动办公室外面的任何东西。几次之后，老女人到了办公室后也不再高声咒骂，只是进来嘟囔一阵就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女人似乎愈来愈疯了，高声咒骂少了，而开始不停地唱歌，她所唱的都是毛主席时代的一些老歌，偶尔夹着一些咒骂。她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唱着，有时还边唱边跳，常常引来人们的驻足围观。我想，那个时代应该就是她记忆终结的时代吧？她从失去小儿子后，神志开始恍惚，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应该仅有一点模模糊糊的记忆了。
　　　　　　　　　　　　　　　　　
　　疯老女人俨然在小城里成为了一个“名人”，每天，她的歌声和咒骂声，便飘荡在一条条街道上，像报晓的鸡鸣，像警示的钟声，又像一位母亲的呼唤，怪异，执着。
　　　　　　　　　　　　　　　　　
　　每年冬天，镇里的救济粮款下来后，镇长总会特批一点给这个老女人。“虽然不知被她骂了多少次狗杂种，但这个老人真的是太可怜了！如果我不打个招呼，村里的人肯定不会把救济粮款给她的！”镇长叹息着说。
　　　　　　　　　　　　　　　　　
　　虽然我无法探测到这个时疯时醒的老女人的内心，但我想，她的咒骂，她的歌声，她那些粗俗不堪的话语，应该是一个小人物对于社会现实愤怒、委屈而又无奈的一种另类表达方式吧？她用怪异的行为，倾诉着一位母亲思念儿子的迫切心情。时代的一个细节无意中改变了她的一生，动摇了她的生命坐标，变幻了她的生命轨迹，让她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只能用错乱的神经对苍天、对社会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控诉和抗议。然而她实在太卑微了，那些怒骂转瞬间便消逝在了风中，轻微得甚至溅不起些微的声响。然而，我还是记住了她，一个已到风烛残年的瘦弱老人，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诉说人生苦难的悲惨女人。我看到她的人生一片黯淡，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到现在为止，我几乎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这位老人了，大约已经死了吧。但我还是希望老女人能够活着，毕竟生命是值得珍惜的，哪怕是一个如草芥般孤苦无依的疯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她的生命也不容许谁轻意践踏。为此，我在心里默默别上了一份祈祷，愿她能从混沌中走出来，平安地度过她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光。
　　　　　　　　　　　　　　　　　
　　　　　　　　　　　　　二
　　　　　　　　　　　　　　　　　
　　这个四十岁左右的疯女人，我只有见过她一次，但却终身难忘。
　　　　　　　　　　　　　　　　　
　　一天下午，我接到镇文化站长的电话，说正在建设的文化站办公楼里有一个城郊村委会的疯女人搬了进去，有行李，有炊具，并且已经在里面住了一夜。文化站长驱逐她，她说房子是她的，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据周围住户说，这个疯女人搬进去前，还按家乡的风俗放了封鞭炮，大约有在此长住的打算。
　　　　　　　　　　　　　　　　　
　　当时，我人虽在党政办，没干着文化站的活，但却是文化站的人员编制，想到自己将来的办公场所还未完工便被疯子占领了，心里不由得很窝火。赶快把此事告知书记，书记便让我和另外一位老一点的同事前去处理。
　　　　　　　　　　　　　　　　　
　　叫上镇里的车，不几分钟便赶到了建在小城一角的文化站办公楼。我和同事径直上了二楼，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衣服穿得很光鲜，看上去甚至有点花哨，和她这个年龄不太相称。看人时眼睛斜着，给人的感觉很傲慢。我们问她为什么要搬进来，她很嚣张的说：“这是我的房子，我当然要在里面住！”说完后便不再理睬我们，自顾做着自己的事情，不时斜着眼睛看我们一下。我和同事弄得焦头烂额，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她仍岿然不动。实在没辙了，我只好把情况告诉了书记。书记想了想，便说：“既然是这样，我给派出所说一下，让他们过来强制劝离吧！”几分钟后，所长一人只身前来，简单向我们询问了一下情况，便叫她马上搬走。那女人依旧做着自己的事，面无表情。所长说着说着就急躁起来，冲上去指着她的脸，让她马上走。这女人看到所长逼得近了，便操起了工地上的一根两米来长的木棒舞动起来。由于房间里到处摆放着要安装的玻璃，我们担心玻璃被她打碎，便团团围住她，和她保持着三米左右的距离，不时躲闪着她的木棒。所长见势，便给所里打了电话，让派几名干警过来。不一会儿，三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便已经冲上楼来。所长做了个“上”的手势，便率先冲了上去。疯女人手中的木棒转瞬间便被打落，不到两分钟，四名干警便将她按得严严实实。然后抓住她的四肢，一路拖下楼来，疯女人拼命挣扎，但怎敌得过四个男人的控制。我和同事连忙将她的行李炊具一古脑儿拿下楼来，放到了警车后备箱里。两名干警将疯女人摁在座位上，两张车在雨幕中开始向城郊疾驰而去。
　　　　　　　　　　　　　　　　　
　　十多分钟后，在公路边有一座小房子的地方，警车停住了，干警们将疯女人拖到了小房子的屋檐下，把行李炊具也拿了下来，扔在疯女人旁边。我便让驾驶员在公路上调转了车头，警车也开始调头，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打算撤离。
　　　　　　　　　　　　　　　　　
　　干警们全部上了车，我们的车刚刚启动，虽然下着大雨，但我们仍然听到了后面有玻璃的碎响声传来，我和同事赶快下车察看。原来是那个疯女人在警车刚刚启动时，拣了个小碗大的石头，将警车副驾驶位的车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这下可把车里的几个警察惹恼了。他们全部下了车，冲上前去，拳头像冰雹一般砸在了疯女人的背上，发出“咚咚”的闷响。干警们的骂声，拳头锤击肉体的声音，疯女人的哀嚎和哭泣声，混合着雨点溅击路面的声音，响成一片。
　　　　　　　　　　　　　　　　　
　　那个瞬间，由于事情的结局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心灵被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震撼着，以至于在短时间内显得有些呆滞。过了一会儿，我混乱的思维才被疯女人的哭泣和哀嚎惊醒，我赶快制止了几个警察的行动，并承诺由镇里为他们更换一块车窗玻璃，这场殴打才宣告结束。
　　　　　　　　　　　　　　　　　
　　两张车在疯女人的哭泣声中渐渐走远。回到镇里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因为几年前和丈夫离了婚，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行为举止开始变得怪异，属于家乡人说的“失心疯”那种症状。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在自己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在了男人身上，当男人一旦抛弃了她，她的世界便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巨大的失落，对爱的绝望，让她的灵魂开始扭曲，从而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行为，成为了人们眼中的“疯子”。长期的流浪、漂泊，食不果腹，寝不安居，露宿街头，有时还可能会遭受一些不法之徒的凌辱。她的心中，对家便产生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强烈渴望。正是在“我想有个家”这个简单而强烈的信念支配下，在某一天，当她无意中看到了正在建设的文化站办公楼，可能恍惚之间，便认定了那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将自己简单的行李、炊具搬了进来，这儿能够让她产生一种安全感和归宿感，她便想在此长住。然而，这个已经没有了家的女人，她的这一点点心灵的温暖也仅仅保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在我们的驱逐和干警们的拳头下彻底破碎了。
　　　　　　　　　　　　　　　　　
　　哦，可怜的女人，今生，如果你走不出那个爱的迷梦，缺少了对生命的爱恋与自信，那么，还会有谁愿意为你在风雨中撑出一方晴空呢？
　　　　　　　　　　　　　　　　　
　　　　　　　　　　　　三 　　“我有九个娃儿，都被他们弄死了，他们还要把我弄死。”一个怯怯的女人声音在办公室门口响起。
　　　　　　　　　　　　　　　　　
　　这个夏日的午后，办公室里有南来的风，因而并不觉得闷热。我正在整理着几份公文，离门很近，女人的声音虽如蚊鸣，我还是清楚的听到了。
　　　　　　　　　　　　　　　　　
　　女人的话语虽轻，但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我抬起头来，看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瘦高的女人，一张满是斑痕的脸，年纪估摸在三十五六岁左右，抖抖索索的，显出很胆怯、很紧张的样子。
　　　　　　　　　　　　　　　　　
　　因为她所说的事情人命关天，我便让她进来，在沙发坐下。
　　　　　　　　　　　　　　　　　
　　“我有九个娃儿，都被他们弄死了，他们还要把我弄死。”女人的声音依旧怯怯的，但神色却很凝重，而且口气中透露出的信息让人不容置疑。因此，我虽未听说镇里谁家有这么多的孩子，但看她神色凝重，且人命关天，便打开了记录本，开始询问她是哪个村的人，叫什么名字。问清楚之后，我便拨通了该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一说她的名字，书记便说，“你不要理她，这个人神经'搭铁'（家乡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俗称）”。我又仔细询问了她和孩子的情况，书记告诉我，她嫁到该村后，共生了两个孩子，可后来神智开始错乱，家里人担心她伤害孩子，便不再让她接近孩子，她的疯症也越加恶化，无法再干农活，要靠家里人养着，时间长了，家里人也懒得再管她，任她东游西逛。后来，一个来村里做活的河北木匠将她拐走了，已经去了七八年，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可在几个月前，她突然独自一人回来了，只是还像以前一样神智不清，看来疯症并未好转。
　　　　　　　　　　　　　　　　　
　　弄清了情况，我便告诉她，她的事情镇里没办法处理，让她回去了。
　　　　　　　　　　　　　　　　　
　　谁知第二天下午，这个女人竟然又准时来到了办公室，还是怯怯的神态，“我有九个娃儿，都被他们弄死了，他们还要把我也弄死。”我因为料定她要说这句话，并不感到惊异。然而，她却意外地坐在沙发上和我说起了被人拐到河北后的经历。
　　　　　　　　　　　　　　　　　
　　在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还是大致听清了她的悲惨经历。到了河北之后，她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那个河北木匠的妻子，一年后，她为木匠生了一个儿子，可儿子生下后，她却没有能够看上一眼就被木匠的父母抱走了。她又急又气，不幸患上了眼疾，一到天黑就看不清东西。生完孩子回到家以后，她的噩梦就开始了。原来，河北木匠还有两个弟弟，都未成家，每天夜里，弟兄三人便轮番和她睡觉，对其百般糟蹋凌辱，就这样，七八年间，她接连生了五六个孩子，可孩子只要一出世就会被抱走。她被看管得极紧，加上神智不清，又患有眼疾，多次想逃走但都没能得逞，换来是一次次更猛烈的糟蹋和殴打。后来，不知怎么让她逃了回来，她大约也记不清了自己的逃跑历程，“我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回来”，她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听了她的诉说，我在震惊之余，也弄不明白，数千公里的行程，这样一个弱女子是怎样逃离了魔窟，在那些并不健全的记忆的带领下回到了家乡？在异乡的那些日子里，她沦为了一种供男人泄欲和生育的工具，被凌辱，被践踏，没有任何的生命尊严。也许是生命中潜藏的一种求生本能，让她迷乱的思维中充斥了一种一定要回家的信念，虽然那个原来的家并不温暖，虽然她回到了家乡，还是不能享受到生命的尊严。但正是“回家”这个念头的驱使，让她循着出走的路线一路艰辛的回到了远隔万里的家乡。她是不幸的，那些曾经的不幸让我读到了生命中的屈辱与负重。也许我们的目光，始终就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她们的那些辛酸，当我直接面对时，除了让我的内心里有一些酸楚和愤怒之外，还能为她们做一点什么呢？
　　　　　　　　　　　　　　　　　
　　回乡之后，这个疯女人似乎找到了一个自己所爱的男人，有时来镇里还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告诉我们，显出一副很得意的样子。不久之后，她就怀上了那个男人的孩子，然而，因是超计划生育，镇里强制其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后，她的身体一直很差，那个她以为深爱着自己的男人，也从此不再露面。她认为是镇里的强制人流伤害了她的身体，因而经常到镇里来吵闹，几个部门像踢皮球一样把来推来推去，结果，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找哪个部门，最后，镇里给了她几百元营养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之后，她经常出没于镇政府院子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神情萎顿，目光呆滞。
　　　　　　　　　　　　　　　　　
　　我从镇里调走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她。在我看来，她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只是，在新的社会里，谁又能为她的悲惨经历承担上一些责任呢？（全文共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