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2022-01-11叙事散文暮雨西风
父 亲很早就想写写父亲,但总觉无从下笔。父亲于我的,确实是一个多面而复杂的印象。早年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意;中年的父亲,脾气暴躁又偶不讲理,我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晚年的父亲,华发满头,却仍要不停的劳作,我有……
父 亲
很早就想写写父亲,但总觉无从下笔。父亲于我的,确实是一个多面而复杂的印象。早年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意;中年的父亲,脾气暴躁又偶不讲理,我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晚年的父亲,华发满头,却仍要不停的劳作,我有的尽是深深的愧疚和对他老不得息的怜惜 父亲在农村,在他们那一辈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做过队里的会计、出纳、保管,当过记工员和组长、队长,因为这些,他曾被划为“四不清”,受到过批斗,母亲为此担惊受怕,至今,我也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清。家里有一把算盘,那是父亲有文化的象征,它厚重而结识,磨得锃明瓦亮,父亲老用他来算帐,把算盘珠拨拉的噼里啪啦作响,很有节奏,仿佛在演奏一首优美的乐曲,连我们小孩子家听着都心动。我们小孩子不会打算盘,却喜欢在闲暇无事的时候拨拉它,就为找那美好的感觉,每到这时,父亲总是歪着头看着我们笑,亦或教我们边打边念珠算口诀,而我们总是学不会。每年年终,生产队里都要进行决算,我不懂决算是什么意思,但知道父亲又要夹着他那宝贝去算帐了。每晚回来,父亲都会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今天他说,他们今天炒了几升大豆,把大豆嚼得咯嘣响,边吃边算,言语中满是兴奋,把我们羡慕死了;明天他又说,今年自己挣了多少多少工分,是队里第几高,你母亲挣了多少多少,言语中透出几分自豪,而母亲也不示弱,说自己在队里的妇女里也是最高的,似乎是在一比高下;再过几天,他又告诉我们,今年的一个工投了几毛几分钱,多少多少粮,我们退多少钱,还能分多少粮,这时,我看到父亲的脸上却多了几分的忧虑。父亲的字写得好,虽只上了五年学,但钢笔字、毛笔字却是清秀漂亮。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社会上流行批林批孔,学校里大字报满到处都是,老师经常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墙上。每每这时我的大字报都是父亲替我写,每每都会得到老师的表扬,那时我甭提有多高兴了,恨不得立即回家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要知道被老师表扬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父亲一生艰辛,母亲常说他是个苦命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八岁散母,十多岁父亲也去了,是大伯大妈抚养她成人并娶妻成家的,人生之三大不幸偏偏让他遇上了。婚后的生活据说很是艰难,没得吃,东借西借,舅舅家时常接济,没得烧,外祖母常让二舅骑着毛驴,驼着两捆麦草从二十多公里外送来,冻得孩子连驴都下不了,母亲心寒的直哭。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大多是被抽调到外面去干活,据说也是为多挣工分的缘故。修渠预制水泥板,父亲一去大半年,挣回来一张奖状,端端正正贴在迎面的墙上;农村通电,父亲又被抽了去,没远没近,常回不了家,不幸电线杆跌倒砸折了腰,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大队的农场,离城很近,却是当年枪毙红军和后来镇压反革命的地方,俗称万人坑、东校场,据说夜晚常闹鬼,把牛都吓的满圈跑,父亲一去就是两年;城里有个企业叫搬运社,专门用驴、马和骡子从火车站往城里拉运货物,父亲在那里喂驴喂马一年多。父亲的辛劳并没有换来我们幸福的生活,年年决算,我们都是退户,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我们那地方,三面都是芦苇池,常有狼出没,大人们常给我们讲狼吃人的故事,绘声绘色,所以我们对哪里充满了畏惧。芦苇池上面的高地上,都种着玉米,玉米成熟的季节,秋风吹过,哗啦啦作响,听来让人毛骨悚然。夜晚,我们还在熟睡之中,忽听母亲低而急促的叫声:“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兄妹四个起来一看,只见父亲背着一口袋玉米棒子进来了,我们在昏暗低灯光下急急的搓完它,把空棒子塞炕洞里,吹灭灯,悄悄的睡下,心紧张的直跳。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记忆理,有好几次。有一次,当我拿着一个玉米面馒头叫同学上学时,他父亲问我,你们是哪里来的玉米面,把我吓了一跳,生怕他怀疑到是父亲偷的。我知道,父亲天性老实,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啊!父亲略有经济头脑,家里的自留地多种蔬菜。小时候,父亲前面拉,我后面推,常去城里卖菜,一路上常有好事者把我们挡住,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了,到了城里,也常被市管会的人挡去,父亲好话说尽,,有时还讨不回来,白白损失一车菜。为了多买几个钱,父亲有一年常一天之内驮着一百多斤西红柿从张掖到山丹跑个来回,要知道那是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啊。现在路这么平,我们都不愿意骑车回家,想想那时的父亲,是多么的不易! 父亲的生活虽然穷困,但却爱赶潮流。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最早拥有农用架子车的人家,大人们说我们家的车排是赣木做的,既结识又轻便,所以大家都喜欢借了用。父亲有一辆红旗牌的自行车,据说也是队里最早一批买的。母亲要学,但因车子高个子矮老是跌跤,父亲唠叨她,她索性赌气不学了,至今不会骑自行车。对于自行车,父亲甚是爱惜,怕上上下下时磨掉上面的漆,便买来黑色的塑料皮把他缠了个遍,别人出门借用,父亲就没那么大方了。有一次二舅带我回外祖母家要骑,父亲不情愿的给了他,结果刚出门没走多远,就一头栽到了路边的沟里,回来父亲一脸的不高兴。队里有一个大学生,比父亲略大,是我们的本家,他有一个老式的罗马表,全队的人都很羡慕。有一年父亲去新疆看姑妈,回来时居然戴了一块上海表,这可轰动了全队。一次在舅舅家,一个堂舅当着我的面说:"李家姐夫,戴个上海表,哪里似配呢"。那意思分明是说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父亲是不配戴这样的表的,但父亲还是把他戴在了手上,并常以走得准,不怕震动而自豪。就是这样的一块表,父亲戴了我再戴,一直戴了近二十年。记得那时,农村只有广播没有电视,就这个破广播还是大伯家的,刮在他们家屋檐下的墙上,虽然我们也能听到,但总感觉不是我们自己的。不知父亲是怎么想的,也不知是哪来的钱,他居然买了一台"红灯"牌的晶体管收音机,那时全队再也没有比我们家好的收音机了。这台收音机,给我们家的文化生活凭添了许多的乐趣。父亲用他来听新闻、听戏,娄阿鼠、杨宗保、薛平贵这些戏剧人物他时常刮在嘴上,我们孩子们却用他来听故事、听评书、听小说。小喇叭节目里的高士祺爷爷讲得西游记故事,评书联播里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讲得《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隋唐演义》,还有曹灿等人讲得《第二次握手》、《平凡的世界》、《红旗谱》、《家》都给了我许多的文学汲养,我有时在想,我今天之所以喜欢文学,无不得益于那时的这台收音机啊。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做的特别好,那时队里只有个别人家有那玩意,母亲看他们闲置着,既羡慕又惋惜。有一年堂叔去玉门,父亲借钱带回来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母亲的兴奋自不必说,父亲在喜悦之余,私下抱怨堂叔,他怎么把"飞人"牌的留下了,给了我们个"蜜蜂"牌的,那意思是说他买就要买最好的。就是这个缝纫机,可派了大用场了,母亲的手艺突飞猛进,常会给我们做出时尚的衣服来,还用她来给别人家的孩子老人做衣服,换得别人为我们家做农活,为我们家平添了许多的人气。一九八三年,父亲卖了一头骡子,从城里抱回来了一台14寸青岛牌黑白电视机,我们从此再也不用跑别人家爬脖子去了,一家人坐在炕上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其乐融融。 父亲是个极爱热闹的人,只有这时他那骨子里的童真才会显露无遗。清楚的记得,父亲年轻时夜晚喝酒回来,总是要掀翻我们兄妹四个的被子,眨巴着笑眼轻轻的在我们光屁股上啪啪的拍着,把我们赶起来挨排站在炕上让他检阅,母亲总是拦着他劝他好好睡觉。那时文化生活很单调,有时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炕上,母亲做针线活,父亲便教我们划拳算是娱乐,“螃蟹一,角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六六六,都不喝,三心照,该你喝”。父亲和我们头对着头,边唱边比划着,每每总是我们输,父亲便在我们头上用手指弹一下,弹的我们生疼生疼,母亲总是在这时挡着父亲说:“你呢,没个正行,把娃子打疼了”。现在父亲虽老了,童真仍在。 过年过节或家庭聚会,父亲、我、妹夫们便坐在一起,划拳、喝酒、打牌、聊天,全没有两代人的样,这时候父亲很兴奋,有时候也会喝多。父亲的脾气很暴燥,小时候我们常挨他的打,他也常和母亲打架。在我的记忆中,她老为母亲回娘家看外婆而不高兴,和母亲吵架甚至动武。有一次不但打了我,还硬是让我去外祖母家去叫母亲,我虽然是孩子,但也觉得很是过份,为这些事情舅舅家的人都觉得父亲脾气不好。中年的父亲不知是生活压力大的缘故还是到了更年期,脾气就更大了,几乎每天都要骂人,我们孩子不敢吭气,但母亲不怕,所以他们常常吵吵,有时母亲会请大伯来教育父亲,这时候父亲才会不吭气。晚年的父亲,脾气好多了,母亲唠叨他也不吭气,但喝酒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我们的时候,一喝就多,多了就玩大发了,会闹腾,会动手打母亲,为这些,母亲很伤心,我们也经常劝他,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使我爱不够,也恨不起来的人。如今,对于老了的父亲,我只能祈祷他能够健康开心的活着,这就是我们儿女们的福分。
很早就想写写父亲,但总觉无从下笔。父亲于我的,确实是一个多面而复杂的印象。早年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意;中年的父亲,脾气暴躁又偶不讲理,我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晚年的父亲,华发满头,却仍要不停的劳作,我有的尽是深深的愧疚和对他老不得息的怜惜 父亲在农村,在他们那一辈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做过队里的会计、出纳、保管,当过记工员和组长、队长,因为这些,他曾被划为“四不清”,受到过批斗,母亲为此担惊受怕,至今,我也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清。家里有一把算盘,那是父亲有文化的象征,它厚重而结识,磨得锃明瓦亮,父亲老用他来算帐,把算盘珠拨拉的噼里啪啦作响,很有节奏,仿佛在演奏一首优美的乐曲,连我们小孩子家听着都心动。我们小孩子不会打算盘,却喜欢在闲暇无事的时候拨拉它,就为找那美好的感觉,每到这时,父亲总是歪着头看着我们笑,亦或教我们边打边念珠算口诀,而我们总是学不会。每年年终,生产队里都要进行决算,我不懂决算是什么意思,但知道父亲又要夹着他那宝贝去算帐了。每晚回来,父亲都会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今天他说,他们今天炒了几升大豆,把大豆嚼得咯嘣响,边吃边算,言语中满是兴奋,把我们羡慕死了;明天他又说,今年自己挣了多少多少工分,是队里第几高,你母亲挣了多少多少,言语中透出几分自豪,而母亲也不示弱,说自己在队里的妇女里也是最高的,似乎是在一比高下;再过几天,他又告诉我们,今年的一个工投了几毛几分钱,多少多少粮,我们退多少钱,还能分多少粮,这时,我看到父亲的脸上却多了几分的忧虑。父亲的字写得好,虽只上了五年学,但钢笔字、毛笔字却是清秀漂亮。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社会上流行批林批孔,学校里大字报满到处都是,老师经常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墙上。每每这时我的大字报都是父亲替我写,每每都会得到老师的表扬,那时我甭提有多高兴了,恨不得立即回家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要知道被老师表扬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父亲一生艰辛,母亲常说他是个苦命的人。听母亲说,父亲八岁散母,十多岁父亲也去了,是大伯大妈抚养她成人并娶妻成家的,人生之三大不幸偏偏让他遇上了。婚后的生活据说很是艰难,没得吃,东借西借,舅舅家时常接济,没得烧,外祖母常让二舅骑着毛驴,驼着两捆麦草从二十多公里外送来,冻得孩子连驴都下不了,母亲心寒的直哭。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父亲大多是被抽调到外面去干活,据说也是为多挣工分的缘故。修渠预制水泥板,父亲一去大半年,挣回来一张奖状,端端正正贴在迎面的墙上;农村通电,父亲又被抽了去,没远没近,常回不了家,不幸电线杆跌倒砸折了腰,在家休息了几个月;大队的农场,离城很近,却是当年枪毙红军和后来镇压反革命的地方,俗称万人坑、东校场,据说夜晚常闹鬼,把牛都吓的满圈跑,父亲一去就是两年;城里有个企业叫搬运社,专门用驴、马和骡子从火车站往城里拉运货物,父亲在那里喂驴喂马一年多。父亲的辛劳并没有换来我们幸福的生活,年年决算,我们都是退户,粮食也常常不够吃。我们那地方,三面都是芦苇池,常有狼出没,大人们常给我们讲狼吃人的故事,绘声绘色,所以我们对哪里充满了畏惧。芦苇池上面的高地上,都种着玉米,玉米成熟的季节,秋风吹过,哗啦啦作响,听来让人毛骨悚然。夜晚,我们还在熟睡之中,忽听母亲低而急促的叫声:“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兄妹四个起来一看,只见父亲背着一口袋玉米棒子进来了,我们在昏暗低灯光下急急的搓完它,把空棒子塞炕洞里,吹灭灯,悄悄的睡下,心紧张的直跳。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记忆理,有好几次。有一次,当我拿着一个玉米面馒头叫同学上学时,他父亲问我,你们是哪里来的玉米面,把我吓了一跳,生怕他怀疑到是父亲偷的。我知道,父亲天性老实,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啊!父亲略有经济头脑,家里的自留地多种蔬菜。小时候,父亲前面拉,我后面推,常去城里卖菜,一路上常有好事者把我们挡住,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了,到了城里,也常被市管会的人挡去,父亲好话说尽,,有时还讨不回来,白白损失一车菜。为了多买几个钱,父亲有一年常一天之内驮着一百多斤西红柿从张掖到山丹跑个来回,要知道那是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啊。现在路这么平,我们都不愿意骑车回家,想想那时的父亲,是多么的不易! 父亲的生活虽然穷困,但却爱赶潮流。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最早拥有农用架子车的人家,大人们说我们家的车排是赣木做的,既结识又轻便,所以大家都喜欢借了用。父亲有一辆红旗牌的自行车,据说也是队里最早一批买的。母亲要学,但因车子高个子矮老是跌跤,父亲唠叨她,她索性赌气不学了,至今不会骑自行车。对于自行车,父亲甚是爱惜,怕上上下下时磨掉上面的漆,便买来黑色的塑料皮把他缠了个遍,别人出门借用,父亲就没那么大方了。有一次二舅带我回外祖母家要骑,父亲不情愿的给了他,结果刚出门没走多远,就一头栽到了路边的沟里,回来父亲一脸的不高兴。队里有一个大学生,比父亲略大,是我们的本家,他有一个老式的罗马表,全队的人都很羡慕。有一年父亲去新疆看姑妈,回来时居然戴了一块上海表,这可轰动了全队。一次在舅舅家,一个堂舅当着我的面说:"李家姐夫,戴个上海表,哪里似配呢"。那意思分明是说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父亲是不配戴这样的表的,但父亲还是把他戴在了手上,并常以走得准,不怕震动而自豪。就是这样的一块表,父亲戴了我再戴,一直戴了近二十年。记得那时,农村只有广播没有电视,就这个破广播还是大伯家的,刮在他们家屋檐下的墙上,虽然我们也能听到,但总感觉不是我们自己的。不知父亲是怎么想的,也不知是哪来的钱,他居然买了一台"红灯"牌的晶体管收音机,那时全队再也没有比我们家好的收音机了。这台收音机,给我们家的文化生活凭添了许多的乐趣。父亲用他来听新闻、听戏,娄阿鼠、杨宗保、薛平贵这些戏剧人物他时常刮在嘴上,我们孩子们却用他来听故事、听评书、听小说。小喇叭节目里的高士祺爷爷讲得西游记故事,评书联播里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讲得《岳飞传》、《杨家将》、《水浒传》、《隋唐演义》,还有曹灿等人讲得《第二次握手》、《平凡的世界》、《红旗谱》、《家》都给了我许多的文学汲养,我有时在想,我今天之所以喜欢文学,无不得益于那时的这台收音机啊。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做的特别好,那时队里只有个别人家有那玩意,母亲看他们闲置着,既羡慕又惋惜。有一年堂叔去玉门,父亲借钱带回来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母亲的兴奋自不必说,父亲在喜悦之余,私下抱怨堂叔,他怎么把"飞人"牌的留下了,给了我们个"蜜蜂"牌的,那意思是说他买就要买最好的。就是这个缝纫机,可派了大用场了,母亲的手艺突飞猛进,常会给我们做出时尚的衣服来,还用她来给别人家的孩子老人做衣服,换得别人为我们家做农活,为我们家平添了许多的人气。一九八三年,父亲卖了一头骡子,从城里抱回来了一台14寸青岛牌黑白电视机,我们从此再也不用跑别人家爬脖子去了,一家人坐在炕上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其乐融融。 父亲是个极爱热闹的人,只有这时他那骨子里的童真才会显露无遗。清楚的记得,父亲年轻时夜晚喝酒回来,总是要掀翻我们兄妹四个的被子,眨巴着笑眼轻轻的在我们光屁股上啪啪的拍着,把我们赶起来挨排站在炕上让他检阅,母亲总是拦着他劝他好好睡觉。那时文化生活很单调,有时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炕上,母亲做针线活,父亲便教我们划拳算是娱乐,“螃蟹一,角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六六六,都不喝,三心照,该你喝”。父亲和我们头对着头,边唱边比划着,每每总是我们输,父亲便在我们头上用手指弹一下,弹的我们生疼生疼,母亲总是在这时挡着父亲说:“你呢,没个正行,把娃子打疼了”。现在父亲虽老了,童真仍在。 过年过节或家庭聚会,父亲、我、妹夫们便坐在一起,划拳、喝酒、打牌、聊天,全没有两代人的样,这时候父亲很兴奋,有时候也会喝多。父亲的脾气很暴燥,小时候我们常挨他的打,他也常和母亲打架。在我的记忆中,她老为母亲回娘家看外婆而不高兴,和母亲吵架甚至动武。有一次不但打了我,还硬是让我去外祖母家去叫母亲,我虽然是孩子,但也觉得很是过份,为这些事情舅舅家的人都觉得父亲脾气不好。中年的父亲不知是生活压力大的缘故还是到了更年期,脾气就更大了,几乎每天都要骂人,我们孩子不敢吭气,但母亲不怕,所以他们常常吵吵,有时母亲会请大伯来教育父亲,这时候父亲才会不吭气。晚年的父亲,脾气好多了,母亲唠叨他也不吭气,但喝酒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我们的时候,一喝就多,多了就玩大发了,会闹腾,会动手打母亲,为这些,母亲很伤心,我们也经常劝他,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使我爱不够,也恨不起来的人。如今,对于老了的父亲,我只能祈祷他能够健康开心的活着,这就是我们儿女们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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