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红如血[原创]

　　
　　记忆中那个初秋的黄昏，一切似乎都是寂静的。晚霞殷红如血。田野里薄雾氤氲。此刻，发如茅草的我站在旷野里，也变成了田野里的一株野草。远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哀乐和电台播音员沉痛的声音，使一个八岁的乡村孩子莫名地忧伤、迷惘、隐隐作痛。
这是1976年9月9日，不落的太阳陨落了，远处有一头巨大的怪兽在虎视眈眈。
　　大人们丢下手上的活，如惊惶的鸟从田间地头向生产队的土场上聚拢过来，恐惧和悲戚让他们眉头紧锁，间或有一两声老女人的悲嚎骤然响起又骤然落下，像老鸹的的翅膀掠过头顶。村里游荡着的狗警惕地竖起了耳朵。此时我的母亲——一个才30多岁的乡村女人也挤扎在人群里，她脸上的神情就像沉浸在漆黑的夜里，让人看不到一点前途和希望。我忍不住扑进了母亲怀里，我想我沉甸甸如石头一样的身子可以给她一些踏实。
　　夕阳慢慢地褪尽，黑暗漫上来，空气中弥漫着腐草和泥土的腥味，母亲牵着我的手沉默着走回家。
　　一个伟人去世了，这个人的去世，跟我们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一点不知道。我只认识他的画像，那种张贴在堂壁上的一动不动的画像。他在我心里虽是纸的，却自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村的富农——瞎子赵老四——一个个子高大的麻脸男人，他把一根缝衣针阴恶地戳进这个画像上的伟人眼睛，他自己的眼睛却就此遭了报应似地瞎了。赵老四的眼睛是如何瞎的，我一点都不清楚，只记得他从县上学习班被送回家的时候，他那让人的毛骨悚然哭声在村里上空经久回荡。
　　母亲点上了煤油灯。油灯是用栗色空药瓶做的，微弱如豆的光芒在黑暗中颤栗。母亲擎着油灯再次凝视着画像，眼里慢慢有泪漫出来，这是失去亲人般的发自内心的伤痛的泪。我的母亲——一个从小没爹娘的孤儿，早已把这个画像上的伟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事实上，我孤苦母亲也正是因为了这个救星而能在这个新世界里活着，并且还能读书识字，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全家已能就着臭烘烘的雪里荭咸菜开始吃晚饭，灯光下的伟人微笑地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幸福地喝着稀粥，让我们感到亲切和蔼，呼噜噜的喝粥声里表达着我们对他老人家的爱戴和感谢。
　　但此时我们已完全忘记饥饿。父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墙角里抽着烟听广播，这个中国最小的“军事首长”——大队民兵营营长，神情专注而凝重。斑驳墙角上挂着只纸壳广播，尽管广播站播音员不规则的普通话总是把宜兴县人民广播站读成“你醒醒”人民广播站，但在我们心里，这只黑色硬纸喇叭能传递来自遥远北京的精神，因而也显得神圣而权威。现在“你醒醒”广播里不断地播着低沉缓慢的哀乐，“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的声音敲打着我们的耳膜。广播旁的墙壁上挂着一支冲锋枪，黑森森的枪口闪着冷冷的光。这枪是县里武装部发给我们大队民兵营的，平时由我父亲负责保管。广播、枪、伟人画像，这些暗合一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普通的江南农家一样也不少。
　　父亲不擅言语，平常除了带领我们村里的青年民兵在稻场上训练时喊些诸如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转等一些口号，绝大多数时间不是闷闷地抽烟就是闷闷地叹气。他的表现常让驻我们大队的矮个子工作组队长不满，几次想把我父亲的枪拿走，但最终都因找不到比我父亲更合适的人替代而罢休。
　　那晚，我们很晚才吃到晚饭。母亲把一罐能照着见人影的稀粥放在了八仙桌上，薄薄的稀粥却没能使我们像平常那样喝出幸福的声响。
　　放下碗，父亲便背上冲锋枪去大队部了。黑夜中划过一两声狗吠。母亲把猪圈鸡窝的门关好，把我也安顿在床上。这床是一架镂空雕花红木大床。这样的床安置在我们这破败逼仄的家中实在不协调。事实上，这床原先也的确不属于我家。三年困难时期，被镇压了的伪镇长李寿鹏一家饿得奄奄一息。李寿鹏老婆刘凤英有天乘夜黑摸到我家，请求我祖母能买下她家唯一没被没收的雕花大床。她知道我祖母对这床觊觎已久。这三年里，我祖母靠着在水田里摸田螺卖，积聚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五分钱一颗的肥嫩大田螺居然能给我父亲换来了一张气派豪华的婚床，这是我祖母八十多岁的生命历程中唯一的辉煌和骄傲。当我祖母和祖父从墙角挖出存放田螺钱的陶罐，把钱递到老地主婆刘凤英手里时，脸色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大床从李家拖出，老地主婆刘凤英的哀哭声起，我祖母及时阻止，“李家大奶奶，这床是买给我儿娶媳妇的，你也得给取个好兆头啊！”床是好床，几年后，就在这床上，又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便诞生了。我祖母抱着我，幸福无比。
　　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参加解放军，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的腰里别着一把乌黑的手枪，这枪是用观音土做的。运河从我们村口流过，浩荡的河水把河床冲刷得露出黑色干净的观音土。这土除了给我们用来做枪，还有人用它充过饥。我们村后面有片大坟场，每到阴天下雨的日子，便见鬼火飘曳。祖母说，这些鬼里面有好几个就是吃了观音土涨死的。
　　从此，睡梦里我常被一种凄厉的声音惊醒，我看到一张张被疼痛扭曲的脸像电影一样在墙壁上闪现，或呲牙，或裂嘴，他们让我看到了另个世界的面目。
　　那夜我又一次被这恐惧惊醒。黑暗厚重、凝滞。我透不过气。我伸出手去拉母亲，我说，“娘、娘，我怕。”母亲把我搂在她怀里，粗糙的手轻拍着我的背，“儿子，不怕”。但我还是怕。黑夜就像在墙角窥视着我的老鼠，随时会来啃噬着我们。
　　那夜，父亲一夜没归。他带着手下的民兵在村子里巡逻，以防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可阶级敌人到底是谁？这却是困扰我的问题。富农赵老四是敌人吗？伪镇长李寿鹏被镇压了，他的儿子李介民也是敌人吗？就因为在情书中写了几句议论时事的诗词，就遭游村批判的女知青祝叶是敌人吗？有次，我看到瞎眼赵老四躲在猪圈后面吃青草，缺了牙的嘴就像兔子似的。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把缸底仅有的一点麦糊给他送去，赵老四却硬是流着泪不肯接受；李介民从县上学堂回家的那天，在他家堂屋里鞭着腿嚎啕大哭，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又看到他躲在村后的树林里读书了；被剪了头发的女知青祝叶投河自尽，是我那做泥水匠的堂叔把她从河里救上了岸，最后她就嫁给了我的堂叔。我看不出这些坏人坏在什么地方？
　　头脑中的阶级敌人仍是清晰而又模糊。天却慢慢地醒了。有一线光从房顶的明瓦里射进屋中，幽暗被劈开，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才看清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不在身边，我叫了两声，“娘、娘。”见没有回应，就自己穿衣起床。平常队里出早工，母亲也是这样把我一个人丢在家中的，我已经习惯了。
　　其实，当我呱呱坠地起，我就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孤独，这种恐惧和孤独来自幽暗世界的深处，就像平时和村里的小朋友在白晃晃的太阳底下游戏，也笑、也闹，但我从没感受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幸福。
　　我家门前原有两棵苦楝树，这树和栖息在树上的麻雀们是我最好的玩伴。麻雀们在树梢上唧唧喳喳，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树下听鸟儿说话和微风吹过树稍的声音。后来父亲把这两棵楝树伐倒做了一张八仙桌和一张长台，我又常一个人久久坐在长台底下。后村的骆姨娘有次悄悄地和我娘说，“夏家大小姐，我看你家平儿好象不大对劲啊，你快带他到医院去看看，别害了细佬。”我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而且行为举止与村里的同龄孩子大不同，村里人在私底下都认定我不是哑巴就是脑筋有问题。可就在骆姨娘说这话时，我的小手指突然指着这老太太的脑袋，如霹雳一般从嘴里吐出两个字，“耳朵”。
　　老太太脑袋右边光秃秃的竟然没有耳朵，这个惊奇的发现，一举粉碎了村人心中疑虑——我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哑巴，而是一个习惯用眼来观察，用心来记录，并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的异种。
　　造反派在镇卫生院后面的土墩上文攻武卫，坐在马桶上的骆姨娘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声响，她的一只耳朵就被造反队的一颗破窗而来的弹片削掉了。这只被削掉了的耳朵，引发了我内心中对这个世界的恐惧，从而促使我的语言喷薄而出。
　　但是能开口说话了，不表明我就擅长用嘴来表达，我还是习惯沉默。大队书记的女儿小红和我同龄，她能一口气唱几十革命歌曲。看她唱歌，就像鹦鹉，脆响、动听。但这声音里，没有一句是她自己的，全是从广播里学来的腔调，一听到她的歌声，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小红说，她要把歌唱到北京，唱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听。我从水缸里舀水洗脸，小红沮丧的小脸在水缸里晃了晃，我心里不由舒一口气，北京金山上的毛主席再也不用起鸡皮疙瘩了。
　　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墙上的有线广播又开始转播来自北京的声音，低沉、缓慢的哀乐把挂在广播上的蜘蛛网震得一颤一颤的。我朝堂壁上的伟人像看了看，画像上的伟人也在看我，我头皮一紧，赶忙逃到阳光下。
　　出村。沿着村道朝队里的那面土场走。九月的江南早晨，阳光把村道两旁的大字照的白晃晃的分外耀眼。这字是用白石灰写的，不过这字写的再大，我也不认识，我还得再吃一年干饭才够资格去镇上的小学读书。有次，我指着这一个个石灰字念白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寄姑姑魏听珍听到了，笑得揉肚子，“平儿真不简单，竟会造字。”后来才知那字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对于这个寄姑姑，现在能给我记忆的，就只有她笑话我念白字时嘴里发出的嗤嗤的声了。她已永远地定格在那一刻。那年发桃花水的时候，生产队里组织社员去隔湖农场割荒草积堆肥，在回来的路上，满载着荒草和社员的水泥船沉没在隔湖里，她在救出两个人后，这个20岁的女子和队里的其他三个女人被隔湖的风浪吞噬了。她们被滚钩从湖里钩出的身子一字排在生产队的土场上，肥肿白嫩。
　　这一年的庄稼长势特别的茂盛，秋后金黄的稻谷铺满了这面安放过四个女人身体的灰色土场，记忆被这阳光般的金黄掩埋，嘴角漾着空洞的笑。
　　在我稚嫩如触须的感觉里，金黄-成熟-死亡-空寂……等等不相关的词汇却常常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就像我们生产队里的那面土场，常被赋予别的意义——在这土场上树起两杆竹杆，一块白色的银幕，这土场便的电影场；在这土场上放上几张八仙桌，几张长凳，再在场边架上扩音器，大队书记或是工作组组长就可以对着话筒向全体社员作报告，这土场就成了大会场；年终，当杀猪佬从队里的养猪场里拖出几头瘦得像狼的猪，把刀捅进猪的心脏的时候，鲜红的血把土场浸透，这面土场又成了屠宰场。那天，这面土场又成了我们新建大队八个生产队一千八百多名群众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场。
　　苍松翠柏、巨幅伟人画像、哀乐、浮动着的人。这些人中，有我的父亲母亲、瞎眼的赵老四、伪镇长儿子李介民、写反动诗的女知青祝叶，会唱语录歌的小红，他们的眼睛里或悲或喜、或痛或忧、或空洞或失落，他们在一个神圣的画像面前鞠躬、默哀、低泣、恸哭。他们就像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
　　我远远地站在会场外，睁着的眼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那天，或许就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但那时，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对即将过去了的时代是迷惘的混沌的，对即将到来的另一个时代，也是迷茫的朦胧的。我只有记忆，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如血般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