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深受梁启超赏识的人
2022-01-11叙事散文山中万户侯
冯国瑞,字仲翔,别号麦积山樵,1901年(清光绪27年)生于甘肃天水。作为近世陇上一代文宗,冯国瑞在中国西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一方面,他延续了有明以来秦陇之文教失揆带来的濒临中断的文化气脉,另一方面,他使我佛慈悲的麦积山石窟艺术走出了……
冯国瑞,字仲翔,别号麦积山樵,1901年(清光绪27年)生于甘肃天水。
作为近世陇上一代文宗,冯国瑞在中国西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一方面,他延续了有明以来秦陇之文教失揆带来的濒临中断的文化气脉,另一方面,他使我佛慈悲的麦积山石窟艺术走出了草堂春睡,这座“中国今日之巴比农神庙”(冯国瑞语)从此便拨云见日,大放异彩。 上世纪二十年代,冯国瑞在清华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开始“知道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地下发现考证历史”。在狂飙突进般的“五四”背景下,冯国瑞对于国学的执着多少有些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的感觉,但正是这种因世相袭的汉儒学风,让冯国瑞延续不绝如缕的关陇文化有了某种力量。 冯国瑞深受梁启超赏识,他从清华研究院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后,梁启超挽留他作家庭教师,冯因家中脱身不得婉辞了。梁即给甘肃省长写了荐信,称冯为“西州髦俊”。作为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掀起了巨大思想波澜的卓然大家,梁启超对27岁的冯国瑞极尽赞誉之能事,称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得。正是由于冯国瑞等人对于秦陇文化的挽衰救敝,晚近陇上文脉才得以生机沛然。 冯国瑞主要的贡献在于对甘肃石窟艺术特别是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和推介上。将麦积山从单纯的林泉之冠就地点化为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的,是一千尊乘象西来的佛;而将一千尊佛像抟土吹活并还原其艺术品貌的,却是冯国瑞。1941年,冯国瑞首次以“对证古本”的方式踏勘了麦积山,凭着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乡邦文物特有的尊重,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是自石窟开凿以来,一千五百多年间首次由专业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冯国瑞仅用两月时间便编成了《麦积山石窟志》,书中说:“西人盛赞希腊巴登农(今译巴比农)之石质建筑物,以为‘石类的生命之花’,环视宇内,麦积山石窟确为中国今日之巴登农。”在冯国瑞的奔走呼告和研究推介下,麦积山石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说常书鸿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那么冯国瑞便是麦积山石窟的掌灯人。没有冯国瑞手中高高擎起的对石窟艺术进行理性观照的油灯,麦积山石窟的大放异彩至少还要“俟诸异日”地推迟几年,幸亏有了冯国瑞这盏灯,那鸟粪存积、厚可没径的洞窟便如佛光普照的三千大千世界一样明亮了。冯国瑞燃起的一盏灯不仅照亮了麦积山始自公元四世纪后期的密如蜂房的洞窟,而且和冯氏其他惠及关陇一带的文化行为一道,为晚近陇右文脉的复壮注入了浑厚的力道。 冯国瑞自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他与雕塑有缘,与佛有缘。我想起了苏东坡《仇池笔记》中的一段话:“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义出于《楞严经》,把这段话用于理解麦积山樵冯国瑞,我感到,当冯氏以“对照古本”的方式勘察麦积山这块“砖”,引出了中央文化部大规模勘察麦积山这块“玉”,从而打破了古琴独奏的寂寞,引领世人车水马龙地涌向那“石质造像,纵横上下,宛如蜂房户牖”的望之团团的东方雕塑馆时,那确实是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的无上功绩啊。
作为近世陇上一代文宗,冯国瑞在中国西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一方面,他延续了有明以来秦陇之文教失揆带来的濒临中断的文化气脉,另一方面,他使我佛慈悲的麦积山石窟艺术走出了草堂春睡,这座“中国今日之巴比农神庙”(冯国瑞语)从此便拨云见日,大放异彩。 上世纪二十年代,冯国瑞在清华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开始“知道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地下发现考证历史”。在狂飙突进般的“五四”背景下,冯国瑞对于国学的执着多少有些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的感觉,但正是这种因世相袭的汉儒学风,让冯国瑞延续不绝如缕的关陇文化有了某种力量。 冯国瑞深受梁启超赏识,他从清华研究院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后,梁启超挽留他作家庭教师,冯因家中脱身不得婉辞了。梁即给甘肃省长写了荐信,称冯为“西州髦俊”。作为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掀起了巨大思想波澜的卓然大家,梁启超对27岁的冯国瑞极尽赞誉之能事,称此才在今日,求诸中原,亦不可多得。正是由于冯国瑞等人对于秦陇文化的挽衰救敝,晚近陇上文脉才得以生机沛然。 冯国瑞主要的贡献在于对甘肃石窟艺术特别是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和推介上。将麦积山从单纯的林泉之冠就地点化为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的,是一千尊乘象西来的佛;而将一千尊佛像抟土吹活并还原其艺术品貌的,却是冯国瑞。1941年,冯国瑞首次以“对证古本”的方式踏勘了麦积山,凭着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乡邦文物特有的尊重,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是自石窟开凿以来,一千五百多年间首次由专业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冯国瑞仅用两月时间便编成了《麦积山石窟志》,书中说:“西人盛赞希腊巴登农(今译巴比农)之石质建筑物,以为‘石类的生命之花’,环视宇内,麦积山石窟确为中国今日之巴登农。”在冯国瑞的奔走呼告和研究推介下,麦积山石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说常书鸿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那么冯国瑞便是麦积山石窟的掌灯人。没有冯国瑞手中高高擎起的对石窟艺术进行理性观照的油灯,麦积山石窟的大放异彩至少还要“俟诸异日”地推迟几年,幸亏有了冯国瑞这盏灯,那鸟粪存积、厚可没径的洞窟便如佛光普照的三千大千世界一样明亮了。冯国瑞燃起的一盏灯不仅照亮了麦积山始自公元四世纪后期的密如蜂房的洞窟,而且和冯氏其他惠及关陇一带的文化行为一道,为晚近陇右文脉的复壮注入了浑厚的力道。 冯国瑞自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他与雕塑有缘,与佛有缘。我想起了苏东坡《仇池笔记》中的一段话:“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义出于《楞严经》,把这段话用于理解麦积山樵冯国瑞,我感到,当冯氏以“对照古本”的方式勘察麦积山这块“砖”,引出了中央文化部大规模勘察麦积山这块“玉”,从而打破了古琴独奏的寂寞,引领世人车水马龙地涌向那“石质造像,纵横上下,宛如蜂房户牖”的望之团团的东方雕塑馆时,那确实是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的无上功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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