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起遥远的和尚箐

　　一个周末的午后，无意中看到一个山区教育的短片，突然间就想起了和尚箐，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里简陋的小学，那个猝然去世的民办教师杨云钧。 　　1990年秋，我被派到一所贫困山区的村完小任校长。这个村完小管辖着三个校点，其中三台场小学是两师一校，观音庙、和尚箐是一师一校。而从我所在的村完小爬山到最远的和尚箐校点，最快也得三个钟头。每周一次的教师会，对于几个分校点的老师来说，就有些疲惫不堪了。而我也要至少两个周到分校点走走看看，检查教育教学情况。我刚到这所完小的第二周，我便到最远的和尚箐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山村要起了一个叫“和尚箐”的地名，问周围的人，大家也不知所云，大概是以前这里曾住过一个和尚吧。一大早我就上路了，一路上虽然爬山，但是一直在两山夹峙的谷底行走，山径旁草木青翠，谷底溪流潺潺，不时有不知名的鸟雀奏鸣着悠扬的乐曲。我先到了三台场，随堂听了一节课；然后又爬到观音庙，在那里混了代课教师老杜的一顿饭，饭后一路哼着小曲朝和尚箐爬行。也许在路上歇了两次脚，就没有了累的感觉，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和尚箐。四处看看，却已是暮色苍茫了。在一片高大而茂密的林子里，白雾如游蛇般缓缓流动，稀疏的房屋在树林与白雾的缝隙里若隐若现。这真是一个好去处，只是太偏僻了，连一条拖拉机路都没有。虽然进了村子，但不知道学校的具体方位，我便伸长脖子大叫：“云钧，杨云钧！”没有听到杨云钧的应声，却招来了三条灵捷的黑犬，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吓得魂飞魄散，急速朝后退去，紧紧依着一株大树，捡起一截枯枝，全力对抗着三只恶犬的轮番进攻。那三只恶犬一扑近，我便用枯枝一扫，冲在最前的恶犬就向后退去，然后另一只又猛扑了上来。如此几个来回，我心里越发恐慌，这样下去我就要被这几只恶犬撕成碎片了。幸而杨云钧听到狗的狂吠，纵跳着跑过来把它们赶走。我才拖着颤抖的小腿到了杨云钧家里。 　　“让你受惊了，校长！”杨云钧有些抱歉地嬉笑着。这是一个黑瘦的三十多岁的汉子，有几分山里人的淳朴，看上去还有几分小生意人的精明。 　　我没有多说什么，和他一起吃着他家人为我们准备的蒜苗炒腊肉、肉炒洋芋片、水煮蔓菁菜和炒鸡蛋。这对于我而言，已经是美食了。因为有了几个小时的跋涉和刚才的搏斗，我觉得胃囊已经很空，何况美食当前，便毫不客气地大嚼起来。 　　饭后，我提出看看学校。杨云钧苦笑着说：“和尚箐哪来的学校？学校就在我家里。”说着便指着他新建的一幢白族式建筑，告诉我楼下左边那间是他大弟的卧室，右边那间是他自己的卧室，中间那间有着雕花格子门的堂屋就是教室。学生只有十几个，一到三年级复式班全都在那里上课。我走进教室里一看，三排千疮百孔的火车桌，就是三个年级。一块木制黑板，也是裂得不成样子，比我读小学时的条件还差。杨云钧指着雕花格子门上的划痕向我诉苦说，那些学生简直胆大妄为，把他新修的格子门都整得面目全非。 　　在火塘边，杨云钧一大家子人全聚拢过来。他的老父老母、几个兄弟、他媳妇、大弟媳妇、他儿子，大概有十多个人。杨云钧的母亲是一个头上缠着大包帕的老妇人，脸庞上已是沟壑纵横，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旱烟杆，她向火塘里啐了一口唾沫后对我无奈地说：“老师，和尚箐没个学校那是不得的！”我点点头说：“大妈，您说得对，得要考虑建个学校，老在你们家上课不得喽！”她便向我叨唠起来，说娃娃们是怎样地乱，吵得她头痛，家里的房子都让娃娃们弄坏了。最后她绕来绕去绕到了正题上，提出要付给她家这么多年来的房租费。我想了想，付房租费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学校里没有钱，还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事得要向镇上的教办室反映才行，我便把想法跟她说了。她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杨云钧也笑着说：“杨校长，整个镇就我这里是‘以家为校’，房租的事还得要请你费心向上面反映一下。”我答应了。 　　第二天回到完小后，我便蹬着花了我两月工资才买来的‘金鸡’牌自行车到教办室反映，一脸严肃的教办杨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杨云钧，教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考绩全镇倒数，还要房租，没有！”我心里嘀咕着，考绩归考绩，房租归房租，这应当是两码事。但不敢多说什么，只好作罢。后来房租的事也就暂且搁下了。 　　也许是山里穷，生活所迫吧，杨云钧教书的确有随意的地方，他还要赶马，还做一些香叶油、野生菌的生意，有时还不能正常开课。有一次，一名家长赶街时来到中心完小，对我说和尚箐小学已有几天没上课了。我心急如焚，决定搞一个突然袭击。第二天马不停蹄地赶到他家，果然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听他家人说他在后山上“解板子”（就是把大树分解成木板），就叫他儿子带我去。找到他时，他和几个师傅正在吃饭。饭菜很简单，一锅锣锅饭，一盆煮白菜，菜里有厚厚的十几片肥肉。我知道那肥肉是按人头事先分好才下锅的，锯木头体力消耗大，得要吃肥肉。我不客气地盛了一钵头饭，舀了一勺白菜汤，夹了一片肥肉吃了。饭后，我便脱了外衣和他们一起干。杨云钧实在不好意思，劝我不要拉锯，我一声不吭，直累得满头大汗才作罢。我对他说：“你要不回去上课我就和你们一起干下去，你每天给我开工钱！”杨云钧二话不说收拾好工具就走，丢下话让两位师傅继续把剩下的板子解完。路上，杨云钧苦着脸说：“你是不晓得啊，我是长子，家里弟兄姊妹多，爹妈又老犯病，我虽然找了些钱，可全贴在这大家庭里了，当民办教师这点工资太少了！”我半晌无言，他说的是实话，可我又无力改变这现状，我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四个校点正常开课，我能说什么呢！ 　　上课时间得不到保证，成绩自然上不去。到期末考试时，我安排好中心完小和其它校点的监考任务后，带着试卷来到了和尚箐。杨云钧看到我，有些意外。但还是笑呵呵地组织考试。试卷发下后，他从鸡舍中抓出了一只老母鸡，把我叫到一边说：“校长，你辛苦些打整鸡，我去监考，晚上我整木瓜鸡下酒！”我正色道：“算了，晚上吃洋芋就得了，监考还得咱们一起来。”他没办法，硬着头皮发下了试卷，逐题给学生念题目。我看着那些学生，大部分试卷都是空白，有几个甚至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我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只好走到门外看天。算了，让他教学生做吧，算是一次课堂作业。 　　和尚箐小学的教学效果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所在村完小在整个镇的排名，为此我非常头疼，开会时我重重地批评了他。会后我很后悔，生怕他受不了我刻薄的语言。哪里知道他竟没事人一般，和那些女教师嘻嘻哈哈地开着荤荤素素的玩笑，并向一名平时相当抠的老教师“敲钉锤”，要让老头子请吃饭。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我的批评也是无力的，我只好苦笑着无奈地走开。 　　为了尽快提高整个村的教育教学成绩，我们在各个校点广泛地开展了教研活动。有一次全村教师到和尚箐听课，杨云钧准备了一堂新课，课文是《小猫钓鱼》，可是他老是念“钩”，而且一错到底，“钩”了一堂课。我为此找他谈话，要他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精心备课。后来在中心完小借班上课时，他选了《金色的鱼钩》，我担心他又把“钩”读成“钓”，但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不仅没有犯常识性的错误，教学效果也比以前好多了，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有一段时间，教育局要求各基层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升降旗制度。镇教办给各中心完小代购了五星红旗，而我所在的中心完小尚没有旗杆。杨云钧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找到我，要求把找旗杆的任务交给他，他一定按最低的价格为学校找一根合乎标准的旗杆。看着他从和尚箐大老远地跑来就为这事，我便答应了，并把旗杆的高度和交货的日期定了下来。只一天，他就赶着一头黄牛把旗杆拖来了（顺便提一句，在我任教的山区，拉长木料一般都是黄牛的事）。看到那根旗杆，简直让我哭笑不得，那是一根什么样的旗杆啊！长度不够不说，木头还弯得像一张犁，也许在家里存的时间太久，有些地方已经开裂。我拍拍脑袋，想着把任务交给他就是一个错误，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挣几个钱，反正木已成舟，你奈我何？我只好又请了木匠把那根“旗杆”刨了一通，又刷上蓝色油漆，勉强凑合着用了。 　　杨云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有着十多年教龄的民办教师，一个有些滑头的赶马汉，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小生意人。他除了教书外，还偷驮木料，收购山货，挖兰花、采松茸，只要能挣钱他都可以做。唯独学校在他家里的事他只向我提过一次房租，后来再也没有提。我有时想，如果他硬是要起房租来，十多年的时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知道一直到和尚箐盖起了小学校，当地政府也没有给过他家一分钱的房租。虽然他教学质量欠佳，但多少年来，在这个小小村落里，是他把教学一直坚持下来，否则，将会有一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而且，在他任教的十多年里，没有出现过一起安全事故，应当说这也是他的贡献。但我们常常夸大了他的缺点，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合的格的教师，直到学年统考时，我才真正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山里的七月，总是阴雨绵绵，有时暴雨如注，但全县统一的考试总要如期举行。我把考点分成两个，中心完小的考务我指定专人负责，而三台场考点的考生还包括了观音庙和尚箐两个校点。那天一大早，山中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如注的雨点织成了一张大网，笼罩着四围的山和小小的村落。我本想通知两个校点的教师推迟考试时间，但无法联络，我只好冒雨赶到三台场，当我浑身湿透赶到考点时，观音庙的学生已由老师带来了，而和尚箐的学生还没有赶到。我们着急地等了半个小时，才在雨幕中见到了那些学生小小的身影。等到走近了，我一眼看到队伍前面的杨云钧，身上无一块干的地方，而且衣服上全是黑色的污泥，脸色青紫，眼角划破了一条口子，血珠渗了出来。经过打听，才知道到三台场小河沟上的桥被山洪冲垮了，是杨云钧挨个把学生全背了过来，学生没有一个出事，他却摔了好几跌，甚至被洪水卷走了十多米。我和其他几位老师都感动了，在杨云钧的内心深处，的确有着人性中最高贵的特质。他虽然得到甚少，却付出了很多，他是高尚的。 　　那个村完小我呆了三年，后来镇中学缺把关教师，把我调走了，我与杨云钧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有时他偶尔到我住处小坐，吃顿家常饭，喝二两小酒；有时在集市上偶遇，打个招呼，开两句不咸不淡的玩笑。后来，教育局又调我到镇中心完小担任校长，杨云钧的儿子也正好到镇完小读半寄制班（半寄制班是云南省对贫困山区儿童教育的补助措施，拨款到学校，开办食堂，让山区学生免费食宿），见面的机会似乎又多了起来，他经常还是提起他的生意，他的马帮，他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有一次我提起县上最近有了“民转公”的政策，他听了很兴奋，摩拳擦掌地说，他要是转正了，工资高了，衣食无忧了，就一门心思地教书，再也不赶马，再也不做生意了，那天，他喝了不少酒。 　　那次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他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我又调到了县报社当编辑，隔原来任教的地方很远了。忽然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云钧死了。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那么充满活力的一条壮汉就这么死了吗？听朋友说，杨云钧死于“泥鳅痧”，这是一种急病。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儿子照例回家，晚上便和父亲睡在一间房里，哪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杨云钧早已没有了气息。一大家子人，有父母、有妻小、有兄妹，哪知到他发病时，竟没有一个在他身旁，虽然儿子就和他同卧一室，虽然家里人和他就在一个院子里安然入眠，可他，却以最孤独的方式走上了黄泉路。我猜想，临死前他肯定有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他还不想死，他还想转为公办教师，他还想供养儿子上大学，他还有心愿未了。可是在死神面前，这一切的挣扎却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人生到底是一个变数，还是一个定数？ 　　此后我伤心难过了很多天，而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却是他儿子的失学。由于父亲撒手尘埃，他唯一的儿子只能辍学回家。他曾经把自己的家拿出来当学校，十多年如一日，而在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他的儿子却未能读完小学，怎不让人心痛？ 　　听说，现在的和尚箐，已经修了一条乡村公路，汽车可以长驱直入；已经通了电，夜晚闪烁的灯火显得无比温情；和尚箐小学也盖好了，琅琅的书声在山间经历回荡。杨云钧，你应当安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