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烈焰，一半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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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漫过来，眼前浮动着一片虚幻的光影。我扭头，望了望越过苍翠的山头扇面状铺开的晨光，又望了望开阔的山谷。沉郁和肃静沉潜在这里，已经长成了山的一部分。
      转身跨上最后一层台阶，我在人群后站定。目光穿过人群的缝隙，越过玻璃门，与室内高墙上悬挂的电子屏上打出的姐夫的名字相撞时，泪水“唰”的一下流了出来。站在一旁的老公红着眼睛，默默地递过来纸巾。
       前天中午，我刚回到家，他推门进来，眼睛红肿着。怎么啦？咱哥没了。说着，眼泪溢出他的眼眶。我呆立着，愣怔了好一会儿。
      哀乐低回，我听到了低低的啜泣声和抽动鼻翼的声音。站在最后一排的姐夫的几个学生不停地擦拭着眼泪。我忍着，没让泪再流下来。从主持人低沉的声音中，我第一次完整地弄明白了姐夫的生平：1981年河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同年分到观音堂高中任教，两年后调任渑池高中，此后转任豫西师范，最后，又调至黄金系统。这6个点，被一双魔性的手定义成一个圆。这一生，围绕着这个圆周，他像一只勤劳的蚂蚁，在一切琐碎和宏大，或他自认为的宏大中奔波、忙碌，直至油尽灯枯。而今天，我们将不得不送他回到原点。
       阳光如水，时间一样飒飒作响。它透过玻璃门奔涌进来，在大厅里裁剪出一方斜斜的耀眼的明亮。这，是尘世最后的阳光。
      主持人还在宣读着冗长的吊唁名单。我抬起头，看向姐夫的遗像，想看清楚他的遗容，但高度近视的屏障，距离的遥远，使我怎么也看不清楚。我在脑子里费力地搜寻着，但脑海里似乎总浮荡着一层雾，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我怅惘地抬起头来，目光刚好触碰到站在旁边的他弟弟的侧颜，他的面容才渐渐地鲜活起来。
       姐姐跨出队伍半步。她脸色刷白，脖子像被一双隐形的手用力提着，机械性地点头、抬起，僵硬而疲软。吊唁的人离开，姐夫的两个姐姐和妹妹的哭声骤然炸响。她们三个相互扯着，弓着身子，围着他的遗体大哭。
      我揉着眼睛走出大厅，站在门廊下。隔壁休息室的窗前是一小片花圃。小草碧绿，绿植葱茏。蔷薇花开得正旺。一朵朵，一簇簇，仰着娇艳的脸庞，毫不掩饰地抖擞着青春的愉悦。几只蝴蝶扇着轻盈的翅膀，在花圃中飞上飞下。
      两个姐姐被搀扶了出来，她们的哭声流到地上，弹到树叶上，撞击到绿叶上的露珠。一颗露珠滴溜溜转了几圈，“啪”的一声，箭矢般砸下来，消失在时间之外。
      我拍了一张图片发给儿子，随手打下一行字：你姨夫走了。
      很快，儿子回了：啊？怎么可能？这么快?我姨姨怎样？
      她没事，只是你爸爸和我很后悔。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很久没有去看他了，错过了最后一面。你爸爸和我现在都很自责。打着字，一颗泪珠落在了屏幕上。
      儿子沉默了，好久才回复，妈，这是天意，你们别太自责。
      阳光刺得我右脸灼疼。我转过身，看见外甥捧着遗像走了过来。他步履虚浮，双眼肿胀。他怀里的遗像被阳光覆盖，反射着明晃晃的光，看不清样貌。
     我缓缓仰起脸。天，很高，很蓝。云，很白。天空没有一只鸟儿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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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姐姐带着7岁的外甥与姐夫重组了家庭。他们的婚姻生活没有像传说中的二婚家庭那样鸡飞狗跳、乌烟瘴气，甚至，比我家的气氛还要平和一些。矛盾自然是会有的，但生活腾起的细浪之所以能被轻轻按下，我个人觉得，主要得益于两人的年龄差（相差10岁），婚前有预见性的约定以及各自知识分子的素养。
      姐夫是个散淡的人，凡事很看得开。听姐姐说，这二十多年来，从没见过他咆哮、大动肝火。自结婚后，姐姐变得开阔，不那么拧巴了。以前那个小心小胆，总为未来担忧的姐姐不见了。她有了胆气，渐渐活得舒展而明亮。
      姐夫似乎一直把我们两口当晚辈待。1999年，我们买了房子，手头拮据。他看我们困难，打发姐姐把我们手中仅有的一点应急钱拿走，凑成整数炒股，赔了是他的，赚了是我们的。2001年，我所在的厂子日渐衰微，子弟学校面临解散。为了我的工作，他没少找他的学生上下求情。此后，孩子进入了叛逆期，离家出走，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姐姐知道后打电话多方寻找。找到儿子，姐夫苦口婆心地劝说，又把我们俩找去当面教育。
      2014年初夏，姐夫说话开始口齿不清，腿提不起来。到医院一检查，小脑萎缩。姐姐急得一夜失音。他做医院院长的学生安慰说，这样的病虽然不好回头，但一般情况下发展得很缓慢，不会一下子有事。平时多注意食补，要多锻炼。姐姐才稍微安下点心。可仅仅只过了两个月，姐夫的病情就明显加重了。学生给联系了北京协和医院国内著名的脑神经专家，诊疗结果却令人绝望。
      不到半年时间，姐夫就行动不便了。2015年开春，姐姐要上班，只得请保姆照料。第一个保姆其他方面还算凑合，但照顾病人有些粗糙，干了三个月辞退了。又多方托人打听，找来了第二个。这个有一手好厨艺，做的饭菜能媲美饭店，人也实在坦诚，与姐姐两口相处融洽。平时，姐姐上完课赶回来帮她。两人边做家务边聊，倒也改善了家里沉闷的气氛。不幸的是，一年后保姆摔骨折了，只得另请。新来的保姆性格内向。姐姐早上交代完走后，中途打电话，多次无人接听。姐夫说，保姆一打扫完卫生，就躲在房间里睡觉。有好几次，他想喝药，弄出很大的动静，也叫不醒她。姐姐告诫保姆要悉心照料病人。她虽答应了，但还是会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睡着，只得辞退。
       怎么办呢？姐姐犯了难。这时，姐夫的三姐提议让妹妹来照顾。一来全家人放心，二来她家生活困难，也算是给她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
      妹妹在姊妹几个中，长相最漂亮，高挑、白皙。可惜，是个半聋哑人。刚结婚时，丈夫待她还不错。生了两个女儿后，丈夫就开始在外面鬼混，有时还会借故家暴她，近几年，更是不见人影。两个女儿，一个和她一样，也身有残疾，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姐夫向来疼惜妹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妹妹是个勤快人，自她来了后，家里焕然一新。地板锃亮，家俱纤尘不染，就连洗脸毛巾都洗得洁白如新。给姐夫按摩、搀着他锻炼，做家务，洗衣服，一刻也不闲。姐姐告诉她都是自己家人，不必如此拘谨、拼命，但她仍乐此不疲。
      自从妹妹来后，姐姐省了一大半的心。月底，她和姐夫商量不如在市场保姆价的基础上，再加上300元吧。
      一天中午，姐姐回来后看到妹妹眼圈红肿，问原因，姐夫说，妹妹在卫生间洗衣服，他想喝水，叫了几次听不见，他就用拐杖敲桌子。可能是敲得重了些，妹妹觉得是给他脸色看。姐姐知道妹妹一向敏感、自尊而倔强，就向妹妹解释、道歉。妹妹不生气了，但从那天起，她不再带饭菜回家（以前，姐姐会经常多做点饭，让她带给女儿）。
      暑假中的一天，姐姐被单位派出去了两天，回来时看到外甥媳妇抱着孩子在家，妹妹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是和姐夫置气，收拾东西回家了。妹妹习惯了紧把日子，生活一向节俭。刚来时姐姐告诉她，病人需要营养，多买点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可她每次都抱回来一堆溃不成军的食材，而手里握着一大把余钱。炒菜不舍得放油，放调料。后来，姐姐尽量自己买菜做饭，实在忙不过来，才让她搭把手。那两天，实在吃得姐夫是难以下咽，忍不住数说了她几句。她一生气，就走了。
       无论姐姐怎样规劝，妹妹都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请来了三姐。三姐为人忠厚豁达，可干了5个月，因女儿生产，也无法来了。
      姐姐一筹莫展。就在这个时候，大姐自告奋勇说自己来。大姐虽然身体硬朗，但也年近70。说出这种想法时，姐姐两口很是感动。
      大姐照料得无微不至，饮食起居再也不让人发愁。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姐姐又给增加了200元钱。
      四个月后的一天，大姐对姐夫说，儿子要买房子，还差3万元，想向他们借。姐夫答应了。又过了两个月，她支支吾吾地说外孙女上大学要走了，学费凑不足，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年的工资。姐姐听了，心里很不是个味，但最终也同意了。
      一个周五晚上，大姐吃过饭走了。姐夫的脸色阴郁起来，他让姐姐去看看放零钱的床头柜。姐姐莫名地拉开柜子，才发现有翻动的痕迹。再仔细查看床垫、衣柜，都有过翻动。姐姐愣住了。两个人面对着沉默了好久。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大姐把姐姐拉到卧室，低声说儿子要装修了，需要3万元，看能不能先挪用一下。姐姐呆住了，强忍着心里的火气告诉她家里没钱了。“小文不是领着年薪吗？你们还炒着股，再说你也有工资呀。”“生着病还能领年薪吗？股市这两年都赔光了，要支付保姆费，要吃药，要生活，要给莉莉（姐夫的女儿）孩子奶粉钱，我们的日子也很艰难呀。”姐姐不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
      此后的几天，姐姐彻夜难眠。姐夫看到她寝室难安，嘴唇嗫嚅好久，但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一切并未结束。一天下午下班后，我去给姐姐送东西。走进门，大姐正在择菜，她抬头瞟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我叫了声大姐，她从喉咙里哼了一声“嗯”算作应答。姐姐看到我来，高兴地说，晚上就在这儿吃饭，炖排骨吧。大姐闷着头，沉沉地说，中午才吃过肉，晚上人都不饿。我笑了笑，起身告辞了。
      姐姐送我出来时，我看她心事重重，询问原因。她说中午大姐把她拉到外面，逼问她折子上到底还有多少钱，说是姐夫病了，她得知道。我一听，胸口腾起一团火，真想转身去找她。我看向姐姐，她苍老了不少，疲惫的眼神里流泻出无穷的哀矜与苍凉，我的心隐隐作痛。
      过了两天，姐姐打电话叫三姐和我弟弟去，想当面把账目说清楚。三姐一听，当场斥责大姐做事过分。大姐恼怒地说，姐姐故意办她难看，气哄哄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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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的前妻是个清秀漂亮的女人，但脑子不够清澈，喜欢骂人，一丁点儿的家务事都会吵闹到姐夫的单位。时间一久，姐夫受不住，在女儿7岁那年离了婚。
      莉莉比我外甥大四岁。也许是家庭的变故，她从小就很内向。上到初一时，爸爸再婚。那个时候，她见我们不说话，但你若问她，她会腼腆地笑，露出一口小小的虎牙。她的笑容很浅，浮光掠影。她与外甥很合得来。两个孩子常凑在一起议论学校里稀奇古怪的事，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从屋里飞出来。
      大学毕业后，她与外甥的一个发小结了婚，去了重庆。婆家是姐姐原来院里的邻居，双方大人也都认识。
     结婚第一年春节放假回家，小两口不知因为什么拌嘴，公公抻着手指数落莉莉。姐夫知道后很生气。那个时候，他还能坐起来，还能说较为流畅的话。她把女婿叫去教育了一顿，让他转告父亲不可以这样做老人。
      过了一年，莉莉生下了女儿。月子里，丈夫远在重庆回不来，姐姐分身乏术，也只能是隔三差五地去看。第四次去时，莉莉的眼睛哭肿得像桃子。姐姐很讶异，她流着泪说，孩子晚上哭闹，婆婆数说她，她还了一句嘴，公公冲进来挥舞着手就想打她。姐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质问公公何以敢如此对待月子里的儿媳？那男人指手画脚，大声嚎叫着说，要你管，你算老几？
      公婆的真面目，让姐姐不免替莉莉捏了一把汗。回到家和姐夫商议后，在市中心给莉莉买了一套100平的新房作为日后的保障。
      孩子5个月时，莉莉丢下女儿去了重庆，从此，就很少回来。姐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出医院，上下楼梯，全凭外甥推、拉、背。姐姐多次打电话给莉莉，告诉她不需要她伺候，只希望她能多回来看看老父亲和女儿，但她一直未回。
      2019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去看姐夫，姐姐脸色苍白，不住地用手捋着胸口顺气。我问怎么啦。她说，莉莉的公公刚来过。他来干什么？我很纳闷。说是来看你哥，其实是要钱来了。他说莉莉把孩子丢给他老两口不管，孩子得吃饭，得穿衣，花销很大。两家人说着说着，言语不和就吵了起来。她公公梗着脖子在屋子里大喊大叫，挥舞着拳头不依不饶。为什么不报警？不想着终究是莉莉的公公，报了警，气最终还不是撒到莉莉的身上？姐姐流着泪说。
      她说这话时，我看向姐夫。已经瘦成纸片人的姐夫病骨支离，脸色蜡黄。他低垂着眼帘，像一尊泥塑一样沉默在角落里。风掀动窗帘，窗帘的边角摩挲着他灰暗的脸庞。
      直到姐夫去世，莉莉都没有回来。我不知道说不成话，但头脑一直清楚的姐夫思念女儿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又是以什么样的心境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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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车子一下山，就一头扎进了烟熏火燎的俗世生活中。街道上，车辆川流，市声喧闹，世味永无可挡地蒸腾。阳光照亮每一寸角落，街上的行人匆匆奔走于不同的际遇。公路上，工人正在清理掉隔离带里旧的绿植，而重新种上一种高大的乔木。这种乔木颀长、挺拔，翠绿的叶片在风中跳跃着点点金光。一位工人汗流满面，他抓起衣角在脸上胡乱一抹，往手中淬了一口唾沫，又弓背弯腰干起来。他左腿前屈，右腿用力后蹬，结实浑圆的小腿肚闪烁着黝黑的光芒。风吹来，掀动他的衣角，掀动他庸常的生活。他顾不上注意这些，只低头劳作，执意想从生活中跑出一桩根来。
      收回目光，我抬头眺望。五月的田野一片葱茏。所有植物的枝叶，在风中哗啦啦地作响，它们春生秋死，永不停歇。
      在离家很近的街道口，我下了车。打开手机，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消息映入眼帘，朋友圈里相关的资讯一波一波地翻滚着。浓郁的稻香在田野上起伏，现实和悲欢就这样打成一片。
      关上手机，我缓缓走入巷口。一抬头，左边家属楼墙体上，烫金的“喜”字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似一颗颗掩饰不住急于昭于世人的爱心。地上，精巧可爱的“小红心”被风吹到左侧，紧贴道牙匍匐着。远远望去，像一匹窄窄的起伏的红绸。一阵风拂来，小小的红心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跳荡，盘桓，旋转，坠落。它们原始的、直觉的、不顾一切的姿容灼疼我的眼睛。而另一半路面，因为没有楼体阴影的庇护，正中午的阳光利剑般刺下来，地上白花花的，像覆盖了一层残雪，亮得人睁不开眼。
      走了多少年的街道，第一次遇见这种状况——半边烈焰，半边残雪。再熟悉的路，扑朔迷离也是它的属性。
      我有点眩晕，站住，稳了稳神。迎着一半烈焰，一半残雪的道路，沉稳而坚定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