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头

                                             
     在我的心里，我的父亲就像田里的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土里土气地没啥出息。每天吃过饭喝点白酒，就在地里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年年如此。村里其他和他同龄的人都比他强。比如文志强的父亲就很有出息，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大小事一起抓，不用每天下地务农，在大街上仰起脸走得四平八稳。住的房子最漂亮，院墙粉刷得最白，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炊烟起的时候，在院子外面就可以闻见菜香。
　　　　
　　还有钱进丰的父亲，人家在乡供销社做了几年饭，后来把供销社承包下来。经常到两百里的山外进回货物来卖。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家里十分殷实富裕。
　　
　　小时候，父亲光靠种地根本就养活不了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和我们的学费全指望十几亩厚薄田，若遇年景不好更是雪上加霜。每年，父亲卖掉大部分的粮食供我们读书，文志强的父亲再派人收走一部分抵消村提留，家里就所剩无几了，经常要靠举债和挖野菜来度日。
　　
　　父亲最会做且常做的事就是当“灵头”，“灵头”就是负责抬棺材的头儿。村里谁家有亲人去世，等请来阴阳先生敲定出丧的日子后，家中的长辈就会端个木制大盘子，里面放八块白布，领着身着重孝的儿子到村里请来八个人帮忙挖墓坑、抬棺材，并临时托付其中一人当“灵头”，负责招呼其他七人干活、吃饭，分发主人给的烟酒，带领孝子贤孙行施部分礼仪，负责顺利出丧。每有丧事，父亲总会被计划在内。而父亲不论刮风下雨、家里有事，还是身体不适，总会答应这在许多人眼里十分晦气的事情。在小山村里干这个是不挣钱的，而在父亲的观念里，别人家出了这种事去帮忙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
　　
　　每次办丧事之时，文志强的父亲总会被请来“写礼”，“写礼”就是记录和收取前来吊唁的宾客们给的礼钱。“写礼”的人是很受礼遇的，坐在最舒适的屋子里，桌上好烟茶水不断。文志强的父亲既识文断字又是村支书，人们当然请他了。
　　
　　而钱进丰的父亲则运来许多丧事必须品。山区经济不活交通不便，还数乡供销社货物最全，人最熟。
　　
　　父亲却把一块红布撕成八个布条，自己留一条，其他七人每人一条，系在身上算是“避邪”，然后带上八个人上坟地挖坑去了。要么就是八人一起抬着四个桌子上的供品，和乐团的人走到村外，再吹吹打打回来，是为“迎供”；要么就是端着木盘里的供品到准备抬棺用的绳索、木杆前上香，身后哗啦啦跪倒孝子一大片，是为“祭灵”。
　　
　　父亲不会作官不会经商，却捻熟丧事中的各种礼仪，这棺材一抬就是几十年。
　　
　　钱进丰的父亲卖了二十年的货物，看准了山区交通不便，进回的货物经常存在质量问题，价格还很贵。乡亲们手里没多少余钱，也恨他太过势利，赊了帐经久不还。乡里一位“老大”替他收回不少欠款，也迎娶了他的女儿，再后来更是接手了他的商店。他只在我们村里开个小卖铺，有时只在十几里外的镇上买回烟酒就抬高价格卖。很少有人去买他的东西了，他的脸上也没了生意人惯有的笑容，整天无精打采。
　　
　　文志强的父亲当了二十年支书，活得风风光光。还在村里找了个妇女做了情人，也就是这位情人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索。他妻子与情人两个女人争风吃醋，官司打到乡政府大院。这下影响可就大了，加上其它原因，文志强的父亲就被免去职务，成了一名平头百姓。可能由于常年不从事体力劳作吧，身体肥胖却筋骨虚弱，患上“脑动脉硬化症”，医治数年就是不见好转，终于在去年农历七月抵不住死神的召唤，一命呜呼。
　　
　　他丧事中的“灵头”依然是我的父亲。适逢阴雨连绵，父亲右脚患有“骨质增生”，出殡那天是我替父亲抬的棺材，父亲只负责招呼。
　　
　　上午十一时，加我九人先吃一点饭，是为“小食”，因为到坟地埋完就是半下午了，不能按时吃午饭。帮忙办事的人给我们端来酒和菜。几个人将酒斟满，喝了几口却觉得十分乏味。再一想开瓶盖的时候，根本没有密封的薄膜，显然是用劣质散装白酒灌进瓶子里假冒的。几个人脸上一时布满阴云，有个人竟然将筷子拍在桌子上跳下炕往外走，被父亲一把拽住。
　　
　　“小食”过后，父亲带孝子们行过“祭灵”，我们八人将棺材按风俗小的一头朝前大头朝后抬出放在绳索上，打好结。起的时候我稍慢了半拍，其他人都站起了我还猫着腰，重量全压了过来，父亲使劲拉我的胳膊，我憋足劲发一声喊硬挺了起来，心里在想：父亲当初也是这么挺过来的吧？
　　
　　文志强用一丈多长的白布拉着棺材，后面跟着大群身着重孝的男女，哭声、乐器声响成一片。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慢慢腾腾走上了泥泞的乡村道路。
　　
　　正走着，前面忽然停了下来，是有人等住了，拿个长凳子放在路中间，凳子上放一条香烟。说起来是捉弄乐团的人，让他们多吹打一会儿，其实是苦了抬灵的人，因为没到村外棺材不可以落地的，只好抬着等。雨似乎大了一点，很快把我全淋湿了，因为干这个是不能穿雨衣的，很不利索。站在淅沥的雨中，我在想：父亲几十年中要经历多少这样的风雨啊！
　　
　　终于到了村外，孝子们跪下磕头，是为“堂祭”。“堂祭”过后大批送行的人和乐团就回去了，只剩下几个最亲的人和我们一起去坟地。可依然不敢走太快，因为快了棺材会晃悠，我们就不好控制了。就这样还得后面的人扶着前面肩上露出的木杆，另一只手扶着棺材，步履整齐保持平稳。尸体已开始腐烂，虽然事先父亲在棺材上倒了一斤白酒，也未能掩盖尸臭，隐隐地透了出来。我们抬着走，父亲盯着棺材跟着，不时咬一下牙，我知道他的右脚拇指又在痛了。坟地在一个半山腰，虽然只有几十米高却很陡，路又弯曲。路面上是那种红色的土，饱吸雨水后带有粘性，脚底滑一下粘一下，所有跟随的亲人和我们连抬带拖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棺材弄上去。
　　
　　父亲先下到墓坑内，在坑底准备放棺材的土洞内放上阴阳先生画的符，和桃枝做的小弓和柳枝做的小箭，习惯上叫做“桃弓柳箭”，让死者对付外来侵犯者用的。其实人去世后气化风肉化泥还知道个啥？惶论引弓！活着的人解一番疑心罢了。　　
　　父亲在做这些事，其他人却到遮雨棚内抽烟去了，阴着脸不说不笑。文志强的一长辈便过来发香烟。这是个很微妙的僵局，人们歇着他心里着急也不敢来催，还得发香烟让抽着，本着顺利入土的想法吧。如果闹了意见，谁来埋人？亲人倒是能干活，可要传出去就丢人了：某人去世了没人埋，还得亲人动手掩埋。而文志强此时的身份是悲痛中的孝子，只有在特定的时候磕头，是没说话的份的。
　　
　　等了半天，还是没人起来干活。那个长辈只好又过来发香烟，这次换了档次较高的烟。人们接烟点燃，却还是阴着脸默不做声，更无起来干活的意思。一时间四下静的只有沙沙的雨声。父亲伸手将那长辈推到一边，走回雨棚：“假酒应该不是主人家的意思，是帮忙办事的人买的。追根溯底，是进丰他老子钱满囤做了手脚，回头我让文志强给大伙每人买瓶‘北京二锅头’。咱都是一个村子的，乡里乡亲谁家都要出这种事嘛。我知道他生前做了不少对不起大家的事，如今人已死了，我们能和他一样吗？就让我们送他进土洞吧！”人们脸上的神情有所缓和。父亲站起来一挥手：“后生们------下葬！”这一挥好象有种无形的力，人们全都站了起来。
　　
　　我们还是每边四人，弃掉木杆，一手提着棺材上的绳子，把多余的绳子搭在肩膀上，另一只手紧抓住绳子另一端，提起棺材走到坑上，双手松劲，棺材徐徐下落，稳稳落在预先放置的圆木上面。再下去用力一推，随着圆木滚动，文志强的父亲就冲进土洞去了。
　　
　　清新的阳光温暖着乡村，父亲乐哈哈喝掉半瓶白酒，又下田劳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