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乌拉一条街

                                  牡丹乌拉一条街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街，就像现在，我一个人，走在这条有些拥挤的街上，两侧的门楣挤满饭店、农贸市场、干调批发的招牌，被树浓密的枝叶遮掩着，而那些枝叶，无不被扬起的灰尘蒙着，看不出叶子原有的绿意与清亮。过往的行人似乎总也走不完，让这条街变得劳顿匆忙。几家土特产商店门口，满当当地堆着成袋的木耳、松籽、榛子、蘑菇，盒装的人参、鹿茸……偶或站着以假乱真的小鹿，静静地注视这条人流来往的街，显得旷世独立。
      可是，从前，我是说，我小的时候，记忆中的这条街是多么宽敞，新铺就的柏油路面平整光滑，散发着太阳下沥青的味道，我和小伙伴们好奇而兴奋，跑在上面，从不怕来往的车，那时的车辆不多，偶尔有马车路过。我总是爱看那些马，它们有柔情的眼睛，黑而深，在车老板们故作扬起的鞭子下听话地慢下来，或奔走得更急。忘了什么时候，这条路再也看不到马车和那些马们。那时街的两边是一溜的平房，邻里们随时打着招呼，都是老住户，熟悉得天天都要拉家常。我的爷爷奶奶，慈祥干净的李奶奶，还有微胖的贾奶奶日日照顾着中风的贾爷爷，兼顾烧开水卖给邻居们。她家门前搭起的简易小屋子里，那个硕大的白铁皮水壶，每天早早地就开始蒸腾着白汽，温度计的水柱不停地升升落落。有时，奶奶会打发我去拎一暖瓶水，二分钱，我总是不敢太靠近那个大水壶，吱吱不停地响着，冒着热气。街对面的道北，住着王奶奶，隔着街就和这边的奶奶们说着话。住在不远处另一条胡同的曲奶奶，每天带着她的马扎子，坐在奶奶家门口，奶奶忙着家务，却并不耽误她们说话。她们都是缠足的老人，长年穿着同一件老式的大襟夹袄，灰色，或蓝色，都洗得泛白，旧而熨贴，似乎从没见她们换过。脑后挽着差不多大小的髻，黑色的绳网罩着。有记忆，她们就是那个样子，似乎光阴停在她们身上不动，直到我小学毕业搬家，再也没见过。她们说着家长里短，也时常说起她们的老家，——她们都来自山东，掖县，黄县，平度......我知道，我爷爷是一个人做着小生意，从掖县来到东北的，落脚后，回去接来了奶奶和爸爸，爷爷说那时爸爸5岁，应该是1944年吧。
      1944年的模样，应该没人记得了吧，那时，这里还隶属伪满洲国。奶奶们偶尔会不经意说起“伪满时......”奶奶曾说，对面屋住着一个日本媳妇，人细模细样的，能干，日本人大撤离时，她抹着泪走了，走时还将一个喂大罗（水桶）留给了奶奶。不过，奶奶说，那时真是不安生，总听到抓人的消息，要不就是谁家的什么人失踪了，不见回来。日本人走了，世道也太平了。
       后来，我出生在这条街上，是蒋大夫接生的。我没有见过她，想象中，她是一个略微发福而威严的老太太，白发整理得一丝不乱，这条街上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奶奶说她从日本回来再也没有走，儿子在外地，她一个人，住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胡同里，很深，很老的一座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走廊白天里也不见光，没有灯，气息变得神秘。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我从不躲在那里，也不敢去找躲在那的小伙伴。现在想，那么幽深的一条长廊，有时光的味道，似乎是一个隐喻，不可探究。
       我的整个小学以及之前的时光，是在这条街上度过的。奶奶家东走不及五十米，右转，再不及三十米，就到了我们的学校——人民小学。这是一个明显带有时代印迹的名字，之前建校时的1950年，它叫第五完小，后来叫维新小学、红卫战校，1974年它才叫人民小学。两层的教学楼是当年日本人盖的，举架高，似乎有今天的三层楼的高度，大屋顶上有琉璃瓦，陈旧，阳光下的反光会晃得人刺眼。地板走上去会吱吱地响，门、窗都异常地阔大，走廊晦暗，我一个人走时，总要小心翼翼。现在，那座老楼不在了，取代它的是现代化的大楼，千篇一律的样式，崭新，明净。只是那棵老柳树还在，在校园中间，还是我上学时的样子，——我以为，一定是当初的样子，只是变得沉默。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的小学那时只有半天课程，作业也少得让今天的孩子们眼红。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们是一个学习小组，很快地写完作业，我们便无所事事，除了学校规定日期，我们拎着笤帚抹布，走在这条街上，到处找地方学雷锋做好事，除此，我们似乎只有玩才能打发那些多余的时间。有时，邻居林爷爷的鸽群，会带着鸽哨声从他家的屋前飞起，碧蓝的天空便留下一抹亮白色，这是我最迷恋的景致，常常仰着头望着鸽子远去的天空，很久。那时的日子真是缓慢啊，缓慢得所有人都心平气和，不急不燥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而后，我曾经的家也坐落在这条街上，人流车辆越发地密集，即使傍晚，也仍不知倦怠地喧嚣。和儿子走在这条街上，揽着他，我从未向他说起过流过这条街的那些光阴，他还小，不会懂，当他懂时，他必会知道。
春天似乎还没有来到这条街上，已是五月，东北大地的生机刚刚显现，草木依然孤单疲惫，枝丫依然是黑色的剪影。再过些时日，它们会迅速地将自己绿起来，白色的柳絮弥漫空中，像雪一样，纷纷落在路上和行人身上。现在，奶奶家已经是一家工商银行，旁边贾奶奶家是土特产商店，连接着农贸市场，街北则盖起了大型商厦。这条街已经无法和我记忆中的街衔接，它变得陌生，是不是它也不记得我，那个曾经纤细害羞的小姑娘。
      没有人守护这条老街了，这里的人都转身离去，如水一样流向了四面八方。老街和人，互相背离。
      我忘了说，这是东北小城一条普通的街道，这条街，叫新安街。这是一个庸常得亲切，又让人难过的名字，不能带给人任何想象，而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热爱。当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后才知道，这条街早在1932年就有了这个名字，那一年伪满洲国建立。我的城市叫牡丹江，它因一条穿城而过的江得名，成就了中国唯一与江同名的城市。其实，牡丹江，来自满语牡丹乌拉，它表达的是“弯曲的江”，它同时说的是，这个城市血统的复杂。城市之前，这里不过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苦寒之地，荒无人烟，清朝皇家视为他们的“龙兴之地”。康熙二年（1663年），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七甲十三社的朱礼奎携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清政府移民，到了山东省诸城县。康熙八年（1669年），又从山东流放到宁古塔所管辖的牡丹江北岸，朱家从此在这里筑屋种田渔猎，便成为诞生在牡丹江的第一户人家。牡丹江的南岸呢，被人叫做“乜河”，这是一个拗口的名字，它也是满语的转音，——“尼叶赫”，汉译为“水鸭子”。可以想见，当时宽阔的水域上百鸟翔集的景象。据说，这里还是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狩猎之地。直到1903年之前，中东铁路在这里通车，有了牡丹江站，有了牡丹江市，这里还叫着它最开始的名字，——黄花甸子。
       这条江，清亮的水波，在阳光下慈悲而温情，它看这座城市，看一条条街，看街路上的人们。它是有记忆的，而过往的记忆，如同出土的陶片，新鲜而陈旧，却缺乏完整，带着走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