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人物记

炳仁

       炳仁，同我家是近枝。长得一表人才，家中兄妹九个，人多家贫，30多岁还没有娶上亲。族中有个年轻媳妇，比他小八岁，育有一女，丈夫得病死了，经人说合，炳仁入赘到了这家人家。
　　炳仁种田是个好把式，20岁出头的他，就做了生产队长，一直到50多岁才“卸任”。这期间，他把队里带成了全公社的样板队。他还在村前的河岸上，红红火火地办了一个砖窑厂。社员的收入，远比那些纯粹种地的队上高出许多，外村的女孩子都愿意嫁到这里来。
　　有一年，队上高价买回来一头水牛，牵到地头，任犁人怎样驱赶也不肯下地。这下就激怒了闻讯赶来的炳仁，他操起鞭子，“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劲地猛抽，那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突然，嗥的一声，掉转头来，一下子把炳仁拱到了城市医院的床上。
　　队上有人就乐了，他们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平时那么强势的人这下该有多么狼狈，也想像不出队长接下来会怎样“报复”那头牛。让人意外的是，炳仁出院后，去了牛舍。听人说，他是去同那头牛“谈心”的，谈点什么内容，没人知道，只知道，那头牛从此就对他服服帖帖，任他使唤了。有人问炳仁使了什么魔招？他一笑置之，秘而不宣。
　　炳仁是倒插门的，他和其它几个门房里的男人自然成了“堂兄弟”，其中一位是大队书记。论年龄，炳仁比书记大；论职务，他就是书记的下级。兄弟俩平时相处还算融洽，遇事也相互有些照应。炳仁退下来后，书记安排他到大队做现金保管员，这当然有点“用家里人”的意思，但炳仁爷爷却不领这个情，他看不惯书记同上面那些领导的应酬往来，有时就不肯支钱，几次下来，丢了“饭碗”。炳仁骂书记：“这个贼胚，忘本了！”
　　炳仁对书记耿耿于怀。60岁那年，听说公社在队上搞选举，一股无名火升起，他冲到现场，一脚踹掉选举箱，说：“搞什么形式？一帮腐败分子！”公社来人把他“请”进了县里的拘留所。炳仁出来后，细心的村人发现，他的心情竟然大好了，脾气也变得温和了。难道他也象早先拱他的牛一样，受到别人使的什么魔招？炳仁不说，别人也不得而知。
　　前几年，我同老人聊天，问起他对共产党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个曾经被关进拘留所的老人，竟不假思索地说：共产党好！他说是共产党让他有了土地，有了家。他还提起当年解放军从村上经过，很有纪律，对老百姓非常亲和，就象自家人一样。我笑道：您当了几十年队长，怎么不入党啊？他诙谐地说：那个贼胚不让我入啊。我又问：当年进拘留所，里面的人没有为难您？他似乎有点难为情地说：那倒没有。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我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那个在炳仁嘴里是“贼胚”的书记当然也没有“忘本”。他退职以后，每年春节一大早，都会约同另一位也是族亲的曾经长期担任大队长的“堂兄弟”登门给炳仁拜年。
　　炳仁心里一直有着那位因病早逝的“兄弟”，每年清明前，他都要嘱咐儿子们给妻子的前夫坟墓培土。有一年，村里将散落在各处的坟地归集到一处，他又要求儿子们在给自家祖坟立碑的时候，给他们大姐的父亲也立上一块。儿子媳妇们都很感动老父亲的大义，一一照办。
　　炳仁早年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但他对妻子的温顺却也是出了名的，邻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夫妻有过大的争吵。据堂叔讲，他母亲晚年摔跟头受伤，一直坐在轮椅上，父亲整天价陪着母亲，很有耐心地服侍她，经常推着母亲到村里、镇上转悠，同她散心。堂叔还说，他的父母亲，一个性子躁，耿直；一个耐烦，有度量，几十年里，相互帮扶，养育一家老小，感情是很深的。
　　我那位族亲奶奶去世时，炳仁很长时间里，都安静地坐在她的灵床边，好象陪侍着一个熟睡的孩子。中午，有人把他搀扶到外面的饭桌边，让他吃点东西。人一走，他就又回到屋里去，等其它人看见，又把他搀扶出来，如是者多个来回，始终没说一句话，没咽一粒饭。
       炳仁今年90多岁了，腿脚不灵便，耳朵有点背，但精神还不错。吃饭，穿衣、沫浴，都能自理。每天，他自个儿推着轮椅，在门前坐着，眯着眼睛，看人来人往，日出日落。遇到村人问候，他就大声的啊啊啊地回应。
　
火林

      火林家原先住在村东头，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自小给人家做雇工，舍得出力，人又聪巧，就因家境穷困，年龄一般大了，还是讨不上老婆。后来，村里一个年青寡妇愿意带着家产跟他，总算立了门户。
　　他这个家在村中心。火林来落户的时候，只有一间房子，后来有了一点积蓄，又买下邻居的一处厢房，凑成两间。半路夫妻，一个脾气急躁却是样样拿得起的种田好把式，一个脾气同样急躁却是十分节俭的持家人。平日里，也有小争吵，但与其它人家动辄因琐事而吵闹打斗相比，到底算是相安无事的。
　　夫妻俩没有生育，从外村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女孩儿在养父母的百般宠爱下，象春天田间的麦苗，丰丰盈盈地成长起来了，不久长成了一个相貌出众的大姑娘，虽然性情上还是一个孩子，却并不妨碍她进入村里几个年轻人的梦里。白天，胆子稍大一点的家伙就寻机会来接近她了。
　　其中一个是女孩养母的侄子，两家人家本也乐意，却因家庭成份而没有成为事实。火林有心把女儿留在家里。终有一日，一个在西北边陲农垦部队服役的邻乡青年踏进了他家的门槛。崭新的军服，坚实的身板，洪亮的声音，还愿意倒插门——这些足以打动火林夫妇的心了，还没有等女孩儿回过神来，她就由养父母作主，做了这个外乡人的新媳妇。
女孩儿虽然做了人家的媳妇，却常常丢下丈夫，一如平常地出门同伙伴们玩耍；丈夫虽然爱着新媳妇，却不能同他形影相随，人生地不熟，一个人闷坐在家里，十分恼火，终于在新婚不久发生了小小的打斗，年轻军人负气回了部队。火林虽然偏心，生气新女婿，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任性惯了的，孩子们的事情，终究还是不去掺和的好。
　　时间是调解员，距离是粘合剂。两个年轻人终于知道思念对方了，也不需要谁向谁赔不是，就暗地里“化干戈为玉帛”了。养父母把新娘子送上了西去的列车。多少年后，夫妻俩给在家的老人带回了一男两女三个孩子。
　　火林让三个孙辈孩子都随他姓，但称呼上却还是外公。一家人既然都以为平常，外人也就没人说三道四了。三个孙辈中，他视唯一的外甥为掌上宝，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都藏着掖着让给他，这个孩子享受到了他母亲当年的优渥待遇。
　　我的母亲与火林的女儿一向交情好。在我记事起，火林家里就只有他和外甥儿两个人了——老伴过世，女儿女婿带着两个女孩子回到新疆。那时候，他的女婿已经是部队的一个连长。
　　因为双方母亲的缘故，我有了走进这家的可能，并且同那个小男孩玩在了一起。他有时也会把我带到家里去，我看到他的外公也叫“外公”。
　　火林勤俭持家，日子比一般人家过得活泛许多。他家住的房子，虽然低矮，倒全是木质结构，屋脊部分还有木板层，上面堆放着几个粮食囤和一些杂物，这在当时农村，算是小康人家了。
　　火林中等身材，看上去精精神神的。每次见他忙进忙出，好象有干不完的活。他爱干净，家里几乎一尘不染，我经常看到他低头扫地，一遍又一遍；用抹布抹桌椅，也是一遍又一遍。他极严肃，说话口气也硬，只有在他外甥儿同他说话的时候，才能见到他异乎寻常的温和。
　　真正走近他家，是我成年以后。有一年，火林的女儿女婿回乡探亲，说起我和他的大外甥女儿，双方家长意思里都希望我们俩能够结亲。这位叫慧琦的女孩好象也愿意听从大人的安排，这样，我就与这家人亲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再去火林家时，老人的神情掩藏不住欢喜和亲热，样子分明是一家人了。他亲自上灶，按照旧式礼节，煮了三个鸡蛋，非常庄重地端给我吃，让我感到，早先望而生威的老人此时就象自家的祖辈爷爷。
　　那段日子，因他的大外甥女住在我家，火林经常绕道来镇上串门。一天早上，老人进门来，肩上背着一个草囤，那是他自己扎制用来焐电饭锅的，一看就知道制作人的手艺不俗。老人一生孜孜以求地经营自己的小家，到现在，又关心起孙辈的生活来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并没有和慧琦走到一起。火林年老时，随女儿一家去了新疆。照说，老人是丢不开他的屋舍田地的，可是，他想念他的外甥，丢了魂一样的想念，而他的外甥儿也深深懂得老人的心。有外甥的地方就是家，老人用远离故土的疼痛换得了儿孙在旁的幸福。
　　火林82岁时去世，这时，他的女婿已先他而去许多年了。
　　去年，他的女儿和外甥回到故乡。听说村里在搞集中整治，久不住人的破旧房屋都要拆除，他的外甥当即决定将老屋翻新。他说，这个老屋，有他一生最幸福最难忘的记忆，况且也是外公外婆吃辛吃苦好不容易置下的家业，不能在他手上毁了。

立人

       我们村里，以前有一所小学，后来扩展到初中部。我在那里读初中时，立人已经五十多岁，在学校里担任教导主任一职。记得有一次，教我们的一个老师在生活作风上犯了事，被揪去乡里批斗。第二天，立人领着这个满脸羞惭的老师走进课堂，他先是用严肃的目光扫了学生一遍，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毛主席说过，一个同志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老师决心改正错误，还是你们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听课，不许捣乱。”说完走了出去。他没有马上走开，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直到教室里秩序井然了，才离去。
       我升学离开那个学校以后，就很少再看到他了。
       立人是我的同族长辈。一双眯眯小眼睛，伴随着他那极快的语速巴眨巴眨地转动。他今年90岁，说话响亮，行步稳健，精神抖擞，容易让人想起高山上的不老松。遇见时，我问起他的身体，他乐呵呵地连说：“好着呢！好着呢！每年体验，指标都正常，没毛病！”随即压低了声音，似乎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耳朵有点背了。”
       立人先后有过三个名字。父母给他取名叫新网。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俗气，正值解放前夕，他就给自己起名叫新民，意思要做个新时代的农民，谁知后来，阴错阳差地，他家被划定为地主成份，自尊心极强的他再一次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立人——立志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立人14岁时失去父亲。那是1938年的大年初一，驻扎在附近火车站里的几个日本兵窜进村里来掠夺财物，他父亲穿着一件藏青色新衣服，因害怕被当成共产党游击队，拔腿朝村后逃，被日本兵打死了。从此，立人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
       他读过几年私塾，19岁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邻乡的小学做代课教师。在那里，他认识了第一任妻子沈荷娣，当时的共产党丹北区妇女主任。她与地方党组织的几个领导人都熟识。 立人亲眼看到共产党游击队打鬼子，认定共产党人是穷苦人的救星。1948年，他中师毕业，做了那个小学的校长。他主动帮共产党做事，多次冒险把共产党的干部藏匿在学校里。
       立人有文化，思想上进步。1949年2月，地下党人请立人起草《告苏南同胞书》，为迎接解放大军进驻造势。那时候，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一旦事情泄露，极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立人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白天在学校密室里偷偷印刷，晚上住宿到学生家里，历经20多个日夜，终于印出三、四千份传单，被分发到附近的好几个县里，成了献给新政权的第一束礼花。
       由于立人的表现，共产党领导口头批准了他入党，并为他配发了手枪、军管会袖章，让他一同入城开展接管工作，他被安排做了县教育局副局长。那时候，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哪里革命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在教育局工作两个多星期后，原先那个学校的地方群众多次步行上访，请求领导让立人回去继续教书，说那里的孩子一天也离不了他。立人感动于乡亲们的热忱和坚持，最终辞掉教育局的工作，回到了学校。
      1949年8月，立人前妻染病身亡，立人再次遭受丧亲之痛。他后来回到本乡一所小学任教。邻乡一户人家，开粮食行，家境殷实，家里有个女孩，贤惠娟秀，却一直没有遇上合适人家，一拖再拖，就成了大龄姑娘。姑娘的父亲听说立人的情况，愿意把这个女儿嫁给他，这样，这位叫景素娣的女孩子就做了立人家的新的女主人。
       就在两个年青人准备开启新生活时，灾难从天而降。一天，立人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区长，一个是公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强制立人在地主成份的表格上签字。立人据理立争，提出不同意见，为首者粗暴地叫嚣说：我是宁左不右。今天你必须签字，不签立即拘捕你。一个文弱书生，面对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和强食政治家，竟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怒中带悲，只得噙泪签字。
       从此，革命热血青年立人就被地主成份笼罩了二十多年，虽然遭遇不公，心存万分委曲，但善良的本性和对党的忠诚初心始终不变，立人相信善有善报。他任劳任怨，埋头教学；她的妻子任辱负重，相夫教子，在岩石夹缝间顽强生根，相互扶持，以坚韧的心志支撑着风雨涤荡中的家，直到1979年，全国宣布对五类分子摘帽平反，一家人才得以扬眉吐气，重见天日。
       在那段精神上不堪重负的日子里，因为立人的职业关系，他家的经济状况与一般人家相比，稍显活泛些。立人夫妇安于清贫，节俭度日，每当遇到村里有急难者，他们总是慷慨相助。事隔多年，村里许多人还都感念这家人的好。为了给几个成长中的儿女滋养身体，立人夫妇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给孩子们买回来一些肉吃，隔三差五还会蒸上点馒头。据孩子们回忆，当年父亲总是要把肉切成很小的一块，每顿只能吃一小块，而且不许挑；馒头吧，父亲会在母亲制作的时候，偷偷地从三、四个馒头上再拧些下一点来，这样就又可以多做一个馒头，每顿也只许吃一个。说起来是有肉吃，有馒头吃，其实也就是沾点儿味吧。立人听了，也不恼，还笑，说，知足吧，那是什么年代啊！
       1982年10月，立人退休。当时，国家柳暗花明，百废待兴，农村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很多新气象让立人感到过去的共产党精神又回来了。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中，立人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关心下一代工作上，担任了好几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又拿出较多的退休金来帮助贫困家庭和孤寡老人，做了很多善事，成了当地的一个新闻人物。
       看到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立人总是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背后就有议论，说立人是异类，不近人情。子女们也劝他，自己行善就好了，牢骚多，无益于身心。立人一笑了之，有时就陷于沉默，但过后，他还是照样要臧否人物，指点江山。
      人们最终也只能默认他的“特立独行”，因为，他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