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与言

　　
　　周作人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底被汪伪政权特派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那时，他的前任，汤尔和因肺癌刚刚病逝，有可能到这个岗位履职的，据当时中共负责北平市沦陷区敌后抗日工作的王定南回忆说，有两个人选，其一是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另一个，是伪新民会会长缪斌。中共的态度是，“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这是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中透露的情况。
　　周作人在一九四一年元旦正式上任，这个事件，成了他终生的污点。一般人的理解，这个时间点，是他作为贰臣逆子为世人唾骂的起始点，其实不然，王定南在《声明》中又说，“就周作人来说，他是已经任伪职的人，再活动当教育督办是从已任的伪职再向上爬，而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任伪职。”即是说，周作人的任伪职的时间是要提前到他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一九三九年元月，三月他同时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实际的情况是，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大学撤离北平，有四位教授受校长蒋梦麟委托看守校产，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还有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就是这样一入侯门，不能自拔的。后来的情况，他因叛逆被国民政府审判，被新中国的多次政治运动修理，都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知名度较高的政治文化事件了。蒋梦麟回忆说，“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更严重的是后来，他在运动中饥寒交迫，死去了，死在一张木板上，一九六七年五月，他八十三岁。
　　他的留守北平，没有南去，曾经引起当时文化界的很多知名人士的痛惜，看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就能看出其殷殷之情，而他的出任伪职，就更加突显了他没有离平南去，遭人唾骂的前蹄之失。茅盾在《周作人的“知惭愧”》一文中，称呼他就是“周逆作人”字样，而后的文化界十八人签名公开致信周作人，痛惜痛恨之情就更是昭然若揭了。其实这些都似乎重要，却不打紧，关键是他的个人命运，从此就很是凄惨兮兮了。
　　后来或者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作为一件文化事件，用大量的文字分析过他何以不离平南去，出任伪职。有性格决定论，曲线救国论，倭寇威胁论，校产保护论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周作人是个读书人，他害怕艰苦生活，不愿离开北平，不肯到山沟沟里工作。”有人这样说；黄裳也在《关于周作人》中说，“而周作人的恋恋不能舍去的‘个人享受’，也并非一般的声色犬马，其实不过是苦茶庵的平静舒适生活与那些旧书而已。”倘若减轻周作人落水事件的政治与道德的考量权重，这种出于人性的较为本质的原因探究，未尝不能算作是一家之言。
　　至于周作人本人对于落水事件的辩解，因为有国民政府的审判以及后来大陆多次的政治运动，他的庭审记录和交待材料应该有所呈示，但大致情况，从前文蒋梦麟的回忆文字中亦能看出一二。事实上，除此而外，周作人是对任何人都绝少再做说明与辩解的。佟韦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中写到，“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在西安参观访问中，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希望他能有所认识和反省。但基本上是失败了。有一次在西安人民大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很方便。但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显然不想谈。”知堂的态度，大致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堂的好几篇文字中，都曾引用过清人余怀《东山谈苑》中倪元镇的一则轶事，“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其中一篇文字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这则轶事发挥的话，“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亦未尝不能看出一种生活的态度。这让人终究想起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堂其为知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