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百万庄园：暧昧的精神家园

                                          康百万庄园：暧昧的精神家园
                                                       文、图/张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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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百万庄园是我规划了多年的旅行目的地。因为它身处河南，离我居住的城市并不遥远。这对于大院风景山西独好的固有印象是一个小小的冲击。获得这样的印象，除了因为山西大院的宣传和书写非常多之外，还因为，我的确没有在河南见过规模非常大，且保存完好的民居大院。相较之下，第二点尤为重要，即保存完好。曾在我的居住地临近的地方见到过一些民居大院，但大都残破。或遭兵灾火灾等，或被其它方式人为损坏。河南地处中原，沃野千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争则有毁，以木结构为主体的民居大院属于易损物范畴，许多时候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而山西因为偏居一隅，有太行山作为屏障，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小气候，所以民居受到人为损毁情况较少。况且山西晋商天下闻名，他们不俗的财力，正是构建宏大民居大院的基础。大体来说，商人是主要的民居大院的建造者。河南因为地处平原，农业文明的发达一定程度上阻隘了它的商业发展，也同时遮蔽了它的商业成就。因此，康百万庄园，在我心中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因为它的保存不易，更因为它的建造者，正是豫商的代表家族。在相关旅游宣传上，康百万庄园也被称为“豫商的精神家园”。这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建筑与人类精神的关系毋庸多言，种种类似凝固的音乐的比喻早已为大众所熟知。有关“精神家园”的比喻也早已滥俗。但“豫商的精神家园”这个比喻，有两点还是对我颇有触动。其一，康百万庄园作为康家的家宅，与喻体中的“精神家园”，有很强的相似度，将现实中的家与精神中的家划上等号，会让人在字面上感觉到这个比喻的贴切。其二，能够作为特定人群（豫商）的精神家园，必是能体现豫商的精神气质的。这比大而空范的“人类精神家园”的说法对我更有吸引力。在走过许多古宅大院，领略过晋商的风范之后，豫商的精神气质，让我产生了更大的好奇。
       因为路途并不遥远，我选择了普通的大巴车。车开进巩义市区不久，我就发现了一条大河平静地流过。在北方，这样宽阔的大河是不多见的，往往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我询问了邻座，却并没有得到它的信息。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是伊洛河。我一下想起在洛阳龙门石窟看到的气势非凡的伊河，也想起在洛阳市里看到的宽阔雄浑的洛河。而这两条河竟然在这里汇合了，两条感觉完全不同的河流融汇在了一起。我在想象中很是惊艳了一番。在我的印象里，伊河因为龙门石窟而佛意盎然，超然世外；洛河因为洛阳市而大气、古气、文气，又仿佛沾满了牡丹的香气。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汇合到了一起，却并不显山露水，而是依然静水深流。最后，它又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流到了我们的面前。康家庄园就在伊洛河的岸边。而它背后的山就是大名鼎鼎的邙山。背靠邙山，面向伊洛河，就是康百万庄园座落在大地上的位置和姿势。
      这是一种怎样的姿势呢？有人曾以“金龟探水”来形容它。走过书写“河洛康家”的牌坊进入庄园，仅仅是在栈房区，我就感觉到那高耸的院墙和大门，就是它的姿势。绝不是俯身向下的“探”，而是清高如峰的“立”。在城市里见惯了高楼大厦的我，竟然会觉得它的屋檐房墙是如此之高，尤其是大门，一直从地上生长到屋檐。虽然与高楼大厦相比，这门不能称为高，但与普通的宅门相比，它是高的。我见过许多老建筑的大门，都没有这样的高度；但现代建筑中，许多高楼大厦的门应该也要比它高的。我之所以惊讶于它的高，也许是因为它的窄。如果以人的形象来比喻的话，这里的大门都是瘦高个。胖人的高，因为其浑圆而往往不那么著目，瘦人的高，则会因瘦而进一步烘托它的高。康百万庄园里的宅院大门就是用窄来烘托它的高的。
在烘托的同时，它又用匾额来标注它的高。这里的每个大门上方都悬挂了匾额。内容不同，但都镶有雕花等图案，异常精美，而且高度几乎都相似——是一种需要仰望的高度。在主宅区，我见过如“毁家纾难”、“望龙山斗”等匾额，它从意义上也是需要仰望的，但在栈房区，我见到内容为商号名称的“顺记”也高高在上，把这种高悬匾额的大门变成一种风格。因为这些匾额，这些大门的高并不显得空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高高的大门也是在彰显这些匾额。
      匾额是中国古典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必然组成部分。我所见过的中国古典建筑，不管是民居还是官衙，不管是商号还是皇家园林，到处都有匾额的影子。而康家大院以瘦窄的大门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高处的匾额，不惜以削弱其它装饰来突出匾额的建筑风格却是较为独特的。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后来查阅相关资料，竟然找到了匾额的产生相传缘于中原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匾额文化的源头，而康百万庄园正在河洛文明的地域范围之内，康百万庄园大门的牌坊上就书写了“河洛康家”四个大字。我想这不仅仅是在标注它的地理位置，也是在表达对河洛文化的认同。
      这些现实中的大门，只是打开了我对康家匾额文化认识和了解的一扇门。康家匾额数量的众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进入寨上主宅区之后，我看到有许多匾额甚至挂在宅院外面的墙上。这是我在其它地方没有见过的。这些匾额同样形体巨大而制作精美，内容也不是无重轻重。如“良田千顷”、“受人以惠”、“谊重桑梓”等。也许因为它们大都是其他人所献赠，又因为数量太多，就被悬挂在了墙上。但这种悬挂并不显得随意，因为康家人在墙上留下了同匾额大小一样的空间凹陷，使得这些匾额像是镶入了墙内，从而与整个墙壁融为一体。从栈房区走上寨上主宅区，首先让我惊愕的就是这些几乎挂满了墙壁的匾额。不独门上、墙上，室内的匾额也为数不少。寨上主宅区用来居住的房间大都是窑洞形。在这窑洞形的室内，我也发现了许多匾额。其中一块题写了“慎”的匾额，我拍摄了下来。如果说墙上甚至门上的许多匾额是其他人赠给康家人的，那么这块室内的匾额则是康家主人赠送给自己的。在用来休息的卧室，仍然高悬着这样的警示话语，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也许是因为康家人在道德要求方面的严格。
      在商用的栈房区的一个厅堂里，我还看见了一块书写康熙话语的匾额。上面写道：“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皆当代为熟筹”。落款为康熙五十三年，并刻下了皇帝的印章。在皇城相府等官宅民居里，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匾额，它体现了商宅的特色。中国自古以来官方政策都是重农抑商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也并不高。康熙皇帝的话不仅仅是给商人身份的“平反”，同样加强了康家从事商业的信心。这是给外人看，同样也是给自己看的一块匾额。但在晋商、徽商的大院民居中，我并没有见过这样被记载在匾额上的话语，也许是因为这里匾额文化的发达，一切都能用匾额的形制表现出来。但这些匾额都还不是康家最具代表性的匾额。这样的匾额藏在康家大院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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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大门，从室内走进康家的院落深处，盎然的古意扑面而来，木雕、石雕、砖雕，一一呈现。这些中国古民居建筑的精华，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建筑上，把我们包围。它们用精巧来拆散我们的简单，又用优美来安抚我们的粗糙。这些简单和粗糙都是现代钢筋水凝土建筑内化在我们心中的家园映象。在这里，它们轻易地被击溃了。去过的古宅大院多了之后，这类精美的雕刻在我心中构筑起另一番建筑景观。横向来比较的话，这些雕刻题材都有些相似；而纵向来比较，由它们构筑起的老宅院落又都不相同。康百万老宅院落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延续了它大门的窄长风格。与我经验里大部分院落相比，它们都要更窄。如果说大门的窄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高处，院落的窄则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院落的深处。这里的深，并不与高形成反义词，因为这里的深，是平面的深。
      中国古代民居建筑都是在平面上铺展开的，院落往往分为几进，前堂后院的布局使得宅院后部才是家居生活的核心和重点。由这核心与重点而导致的意义上的倾斜，使得宅院后部有了深的含义。就像我们望一口井，它深处的水才是这口井的本质和意义；而我们在平面上望一个庭院，它的后院才是它的本质和意义所在。
在这个层面上，它的后院获得深的含义。而在视觉层面上，不断出现的门也在营造这种“深”的感受。几乎每一进院落和厅堂都要有一个门，即使这门只有装饰意义。它们并没有木质的门来履行关闭的功能，却留下了木质大门所需要的空间，并且有门楼等来装饰。这种抽空了实用功能的门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门。撇去装饰的意义不说，它们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增加了庭院的深度，使得这深有了可以用数字来标志的精确度。在院落中，我的目光往往可以穿过四五扇门而抵达庭院的最后，也是最深处。在栈房区如此，在寨上的主宅区更是如此。那里的院落甚至可以达到五六进之多。
       在这种狭窄的庭院里，深的含义更加凸显。它以削弱庭院的宽度来彰显它的长和深。这让住惯了楼房的现代人产生了一种空间上的错位感。楼房是以高度来增加建筑的空间感的，而这里的老宅却是以平面的长度和深度来增加建筑的空间感。因为院落始终与房屋如影随形，整个宅院是紧紧与大地拥抱在一起的。现代人居住的高楼抽离了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而在这古老的宅院中，建筑与大地的紧密拥抱也象征着人与大地的紧密拥抱。人们对于楼房有着颇含风水意味的评价：不接地气。古人对于土地的重要性有着自己的认识，占据中国古典哲学半壁江山的老庄哲学，把天人合一当作哲学的最高境界。虽然并没有提到大地，而只提到天，但大地却是人与天合一的前提。一定程度上，大地就是人的象征。因为人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大地之上，要在大地上完成的。而住宅建筑与大地的紧密相连，也是中国人哲学理念的体现。想要与天合一，必须紧贴大地，甚至成为大地。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古典民居建筑就是在雕刻大地。把人所居住的大地变得严整、精巧、美丽。
西方现代哲学中提到的“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再一次确认了人与大地的关系。而传统的以教堂为代表西方建筑总是在尝试探索抵达天空。也许这是一种回归，也许这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而我用老庄哲学来阐释建筑空间，一定程度上也有巧合的嫌疑。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用儒家学说和政治伦理来阐释中国建筑的二维性。没有向高处发展，是因为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高度的禁忌。在皇权为天的时代，皇家建筑对于高度几乎是垄断性的。平民住宅需要以紧贴大地的高度向皇权表示臣服和朝拜。而儒家学说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这种政治伦理进行了明文的规定，并且以学术的口吻讲出来，扩大成为一种社会伦理。而民居建筑中“前堂后寝”，被明确划分功能的院落也是儒家伦理的体现。它将人的生活也划分了不同的等级，私密的生活只能沉在这等级的最深处。现代居住空间模糊了这种区分，也有现代观念中各种哲学伦理混杂而致模糊的原因。而在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让民居建筑也不敢怠慢。
      但是将建筑简单地套上某一种哲学，都是生硬的。就像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中，将老庄哲学和儒家伦理截然区分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人早已将两种哲学巧妙地融合并融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日常生活里，从而避免了人格的分裂。因此，这些建筑从两种哲学去解释，都可以说得通，而仅仅从实用性考虑，这种建筑的平面排列，居住区域功能的划分也是有极大好处的。中国古代民居建筑基本上是以上三种观念巧妙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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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这狭长幽深的院落，感觉是独特的。我从前院抵达后院的过程，就像是在穿越时空，穿越我被时代定型的关于居住的空间观念，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穿越时间。我对空间深度的体验，因此也拥有了时间的深度。
同时，我体验到的还有文化和人格的深度。这种深度主要体现在各个院落门庭不同的楹联上。如果说前堂的匾额楹联主要表现的是经商济世，以及道德纲常等内容，往后院走，楹联内容就开始往诗书礼乐上靠拢，到最后就少有礼教色彩，而更见性情。进入庭院的过程，也像是进入中国古人内在人格的过程。中国古人的人格系统就像这庭院一般，最外层是道德纲常，中层是诗书礼乐，最内层则是自然天真，不拘一格。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里的超我、自我、本我一样。这样，我的穿行就像是在深入一个人的内心潜意识。在一个宅院中容纳人格的三个层面，对中国古代人格的包容性有了更深的体会，也为这古典院落之深，增加了另一个层面的意义。
      但就整个庄园来说，并非全都是如此。如果说一个庭院算作一个人的话，一座庄园则是许多个人，也即许多种人格的集合。这样的集合甚至可以是相反的。如主宅区的一个院落外部门头的石匾刻着“书忍字”，走进院中，就又看到一个门头石匾上写的是“如是我”。这两个相邻的匾额，也许是并列的并系，即：又能忍，又坚持自己的个性；或者是递进的关系，要先学会忍，然后再坚持自己的个性。也或者是面对外部世界时可以忍，在进入自己的空间之后，则会坚持自我。两种关系都可以说得通，但又都有些矛盾与分裂。也许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就是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在和谐中又透着矛盾。但大部分匾额和楹联还都是和谐而积极的。如主宅区正堂的“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庄园里大部分都是这种口气的楹联，而且数量多到惊人，甚至这也是中国古民居建筑中最为常见的楹联。从积极的层面来说，它具有教诲的作用；从消极的层面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标榜。康家的财富传承了十几代，应该说这些楹联匾额的作用功不可没。它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子孙的教育。康家最有名的匾额是一块叫“留余”的匾。康家先人也是拿它来教育甚至告诫后人的，因此也被称为家训匾。它的有名一是因为这样的内容体现在匾额上，是康家所独有的；二是因为它形制的独特和制作工艺的精美。这块匾不是普通的矩形，而是不规则的，仿佛一本打开的书，也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留余两字配合匾中小字，集中体现了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思想。
      有人认为这是康家财富能够相传十几代而不败落的精神内核。身处康家的院落，我也有相同的感受。虽然在其他古宅中见过有类似思想的表达，但把它明确成为文字，并当作家训匾的只有康家。而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康家庄园的建筑细节中。在院落中游走的时候，发现康家几乎每一道门槛都留有一个小洞。一开始，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后来听讲解员介绍，才知道这是康家为家里的小猫留下的“猫洞”。宁愿使自家建筑细节不那么完整，而为一种小动物留下自由出入的门洞，是我在其他大院古宅中所没有见过的。这一小小的洞口，却将“势不可使尽”的思想体现到了极致。这个小小的细节，甚至比那些文彩华丽的楹联更能够让我感受到康家人对留余思想的身体力行，也让我确信留余是康家家族精神的内核。
        一定程度上，康家人想要通过建筑和装饰细节营造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营造一个思想观念的小宇宙。他们以之和外在的世界相接轨，又相互对抗。与其说这是建筑的乌托邦，不如说是精神的乌托邦。其实留余思想也是一种乌托邦。它妄图用道德来来保证家族富贵的长久，财富的流传，保证个人的健全与纯粹。如同封建社会想用儒家思想保证社会的健全、文明和昌盛，同样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一样。如同罗素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所说的，在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依靠基督教实现个人拯救是不可能完成的一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想要依靠道德完成个人拯救在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同样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事实上，恪守道德并不是康家发家的原因，最后家族的败落也不是因为道德沦丧。康家的发家史是从第六代康绍敬开始的。康绍敬却是一个管理地方水陆交通与官盐、税务、仓库的官员。康家利用了康绍敬的官方身份的庇护和提供的方便，开始大规模地从事商业活动。尝到官商联合的好处之后，他们又通过种种方法，从官方那里获得棉花等商品的地方垄断经营权。明末清初，康家十一世康惠的“康朱联姻”，更为康家锦上添花：商人和皇帝女儿的婚礼，大大提升了康家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康家后代不断进入清政府做官。他们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好了与政府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一步步扩大了自己的财源。借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之机，康家获得了清军十年的棉花和棉布供给订单，为康家带来了数不完的银子，康家生意经的核心“官商二重奏”也在此时达到了高潮。清廷和同乡两次给他们赠送“良田千顷”的牌匾，民间也开始流传“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顺口溜。
       与政府合作的官商联盟策略促使了康家生意的繁荣，却也是康家败落的起因。为了与清政府搞好关系，康家甚至扮演了政府应该出任的角色，多次为自然灾害捐赠大量白银。“毁家纾难”的匾额应该就是这时官府或乡人赠送的。这并不是康家纯粹出于善心的义举，而有讨好政府的因素在内。这样的讨好举动在后来达到了高潮，康家甚至遗忘了家族的“留余”训戒。在太平军起义时，为了协助官府抗击太平军，康家更烧毁了自己家族的所有船只，凿沉了对家族具有象征意义的“太平号”。因为康家从河运发家，河运在康家的商业体系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一举动，几乎切断了康家河运的命脉，使康家生意失去了半壁江山。
      促使康家生意衰落的另一个事件是迎接慈禧并捐赠百万两白银。此时，大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慈禧是躲闭八国联军入京西逃，通过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才换来了回鸾北京。这时，靠与官府合作发家的康家并没有意识到清王朝的衰败，在意识中仍然希望能够攀附清朝最高统治者，以此来确保家族财富的延续。他们大肆铺张，花费了巨资准备了两套方案来迎接慈禧及光绪皇帝，最后还通过李莲英向慈禧进献了一百万两白银。这种付出并没有得到商业利益的回报，而只收获了慈禧一句“没成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康百万由此名扬天下，但却也只是一句虚名。从此，康家生意日渐衰落，在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清王朝之后，他们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一起衰败。对于主要为农业物资贸易的家族传统生意的固守，使康家没有在之后的民族工业崛起中扮演任何角色。只注重和政府拉关系，而没有现代市场意识，使康家的生意最终走向了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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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段历史，走在康百万庄园的院落中，在惊叹赞美之余，多少会有些惋惜。为康氏家族惋惜，更是为中国历史惋惜。康氏家族处在这样的历史之中，其盛开和凋谢都是意料之中的。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德治并没有让国家强盛，社会健康，个人健全。相反，在这些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的底下，时刻涌动着潜规则的暗流。康家既是这历史潜规则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在这些潜规则之上，康家想要通过道德和传统文化来完成家族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但仍然难逃凋谢的命运。
      不过，康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建筑的、文化的标本。这就是康家庄园。既使只是标本，它也仍然鲜活地打动了我。如果抛开那些历史和文化，只是从建筑的角度去看，几乎每个参观者都会被它的美所打动，都会有留在这里，居住、生活的想法。这的确是家园，不过在了解了康家的历史之后，我不愿意像旅游宣传语一样把它看作豫商的精神家园。因为现代豫商已经脱离了那时的历史环境，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市场之中，以现代经营理念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从建筑方面，将它们称作人类的精神家园，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却是不显夸张而名符其实的。每个匆匆忙忙的都市人在这里住上几天，内心应该都会变得平静、安祥，而富有诗意。

                                                                                                      发表于《牡丹》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