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情缘

广播情缘 “北寨中学校园之声广播站，北寨中学校园之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短促的呼号伴随着欢快喜庆的《喜洋洋》乐曲，自办广播便传遍整个校园。同学们或散步、或游戏、或运动，都在聆听广播。此时此刻，身为广播站主编的我，心中顿时洋溢着一种欢快、兴奋和自豪。
小时候，曾在家里发现了一个闲置多年的正方形的木匣子，匣子的正面中心罩着圆形红绸布，背面是普通的三合板。据说这小玩意能发出扣人心弦的声音。对这最简单的广播设备，我曾疑惑了很久，试图让她“涛声依旧”，每次总是无动于衷，徒劳无功。
那到底是什么，父亲说，那是用过的广播匣，农业社时家家户户都有。只要队长一喊话，全村老老少少都能听见。有时候两口子吵架、大人骂娃娃也能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
后来在小伙伴极力的的怂恿下，我撬开了广播匣。除了一个磁性喇叭之外，里面空空如也。再后来，那只广播匣便不知去向了。而“广播匣”这个名词却一直深深扎根于我的脑海。
天真无邪的童年一晃而过。乡村初中没有英语老师，父亲为配合哥哥学习英语，节衣缩食花费35元钱买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据说，那是全村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一夜，家里热闹非凡，村民挤了满满一炕，父亲小心翼翼地装上电池，扭开开头，顿时传来悠扬的乐曲，喧闹的人群一下子鸦雀无声。
至此以后，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扭开收音机。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祝你愉快》节目的轻松风趣，《长篇连播》节目的扣人心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依稀记得秦腔《祝福》使母亲泪流满面，长篇连播节目《穆斯林的葬礼》成为全家人争论的焦点，通过收听广播，父亲也学会了好多农业知识。
当时家里贫穷，一没报纸二无杂志，只要广播才知天下大事，对于我，每天早晨和晚间的新闻节目是要认真听的，这些都将作为我在学校跟同学们炫耀的资本。好些天，没有听到过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江虹，母亲便不至一次地自言自语：“江虹，这江——虹怎么没有播音呢？”我一想，就是嘛，真怪，好些天没听见她播音了。见没有人发声，母亲絮絮叨叨又问：“江虹怎么没上广播？”父亲就戏谑她：“江虹转娘家去了。”就这样，“江虹转娘家去了”成为我们家庭的口头禅。
1987年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有五里路之遥，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走读生”，咬着干馍馍来对付午餐，连口热水也喝不上。为了不错过评书连播节目，一下课，小伙伴们就不约而同挤在集市上的一家百货铺。那人姓张，是个胖胖的年轻妇女。后来才发现她是我们一位高中新同学的姐姐。在那里，我们如饥似渴，吮吸评书知识琼浆。最带劲的是收听郭冰讲的长篇评书《甘十九妹》。至今那甘十九妹和尹建平的爱情，那绝世武功都会人感叹。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等评书大师的声音仍然回荡在耳边，这无疑启迪了我少年时代的写作。
1997年7月，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忘不了广播，我更忘不了父母在收听广播时的那份惬意和满足。有这么多人热爱广播，何不自己办节目呢？在一次闲聊中，我把10年前的想法告诉了好友、我的上司——校团委书记何佐伟。谁知他又对广播颇有同感，我俩一拍即合。没有播音员，学校里有的是学生；没有编辑记者，学校里有的是笔杆子。三下五除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笔试、面试，一轮又一轮的浪里挑沙，一支精干的校园广播队建起来了。为办好广播，我通宵达旦地编稿和审阅学生的投稿。既要教学，又要搞工作，我和何佐伟搞起了车轮大战。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自己还管理着70多人的大班，晚上又要审稿又要监制播音，忙得团团转。
然而当《喜洋洋》的乐曲开始奏响，我的心里又洋溢着满足和惬意。“北寨中学校园之声广播站，北寨中学校园之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听此呼号，所有的疲惫和空乏都烟消云散。为广播，九死不悔；为广播，此生无憾！
后来，校广播站里走出了好多小作家和小播音员，许多成员在全国作文大赛中频频获奖，有的在大学毕业后先从村官干起，后通过考公务员在市一级高就。我想，校园广播应该是他生命中一段最为美妙的回忆。
有一天夜里，天空开始飘着大大的雪花，在晶莹的雪花里，那个最爱我的人走了，她在冰冷的大地里再也听不到广播了，再也不能说“江虹，这江——虹怎么没有播音呢？”而她，最喜欢的广播也布满了灰尘。
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触网”，玩微信、刷微博、淘宝购物，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低头族”，少有接触广播，漠视了亲情，忽略了人生体验。而随着市场主体日益增多，受众加速分化，信息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明显，广播也正在接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昔日的强势媒体在逐渐萎缩，广播何时才再展雄风，再续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