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歌者 ——郭永章和他的《吹牛》

民间歌者——郭永章和他的《吹牛》
程相崧 　　在章子怡和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最爱》中，导演顾长卫让民间艺人郭永章演唱了一段河南坠子。这大概是由于电影改编自长篇小说《丁庄梦》，小说的故事又取材于河南某乡村发生的真实故事吧。但是，唱河南坠子的郭永章却不是河南人，而是山东菏泽人。
　　《最爱》讲述的是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因为人血贩卖泛滥，人们纷纷染上绝症，人们在恐慌中展现出的人性百态。身染绝症的男女主角从相怜、相依到相爱，证明了爱情的尊严。在被恐怖、绝望和死亡笼罩下的小村，人们的精神慰安乃至狂欢，便是听二骚爷（郭永章饰演）唱河南坠子。
　　在电影中，郭永章演唱了他的代表曲目《罗成算卦》《吹牛》等。罗成本是《隋唐演义》中的人物，精通枪法，人称“冷面寒枪俏罗成”。他是罗艺之子，秦琼的表弟，归顺李世民后，在刘黑闼反唐时，遭李建成陷害深陷重围，被敌人乱箭射死。
　　在《罗成算卦》中，王母派太白金星下到凡间收服罗成。太白金星便化作算卦先生，算得原本阳寿七十三岁的罗成现在只能活到二十三岁。罗成极为恼火，追问之下，才知是因为自己从前欺君，骗友，贪色，杀生等种种罪业，折净了他的阳寿。这样一个故事，连环套地放在电影中，不能不说是增加了人生的神秘感和宿命感，会将人引向人性、原罪等永恒问题的思考的。
　　当然，和这些形而上的思考相比，这些作品更加显性的意义，是惩恶扬善的伦理感化与教育。郭永章同类的作品还有《拉荆笆》《老来难》《感母恩》等。《拉荆笆》讲一个不孝的儿子，因为受到妻子的蛊惑，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母亲用荆笆（荆条席子）拉去山沟里喂狼的故事。但是，因为放学后的小孙子没有看到奶奶，寻找并在天黑前救回了老人，避免了一场人间悲剧。耐人寻味的是，在小孙子的“教育”下，儿子和儿媳幡然悔悟；而让他们后悔的理由，是小孙子扬言，自己长大后也打算向爹妈学习，如法炮制，要将自己的二老拉到山沟狼窝里去。
　　这个故事，看似诙谐，却透露着纯朴的伦理思想和民间智慧。开端的极端冷酷残忍与结尾的极端浪漫温暖，都似乎在提示人们情节的虚构性。但是，还是有很多听者尤其是老年的听者们会为之眼泪婆娑。父母之爱和子女之爱永远无法对等，这似乎成了无法打破的魔咒。而在母子、父子、婆媳关系充满紧张对立时，像戏中那样，由老年人付出过无数心血的第三代出面化解，这是一种希望，不也同时是一种绝望吗？
　　跟《拉荆笆》相比，《老来难》和《感母恩》更加脍炙人口，为人们所熟知。从前，每当乡村的大集，总是不知哪个角落里就会传出一阵唱腔。待你远远朝着那边望去时，则大半是一群表情木然而幸福的老人的脸。在他们里面，或者是一个拉着二胡算卦的老人，或者是带着简陋的喇叭、卖老鼠药或者脚气粉的小摊。这两个曲目，前者罗列了老人暮年的种种不易，而后者则尽数了为人母者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在到养儿育女过程中的艰辛苦楚。
　　郭永章我是没有见过真人，只是在一则十几分钟的视频中，一睹过其尊容。目是盲着，却没戴惯戴的墨镜，不知是否能感觉出些天光。因为在自己家的缘故，对每件物什的位置了然于心，却也不用人引领。他坐在那里喝汤，大约是小米汤一类的东西。菜则简陋到约等于无。他声音是照例响亮，语言在豁达中也透露出些许无奈。我想是因为行走江湖久了的缘故，他言谈间不时爆着粗口，操天操地的。
　　那段视频很粗糙，制作者也并不是正经的电视台，大约是所谓拍客之类吧。在视频中，郭永章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显得更多地在为生计操劳奔波，其次才是歌唱。他显得有些落魄沮丧，并不怎么愿意提到自己从事的艺术，甚至在记者提到这项手艺就要后继无人时，也显得淡然。他的老伴儿仿佛也有些残疾，他通情达理地说，残疾人过得像他们这样，不错啦。
　　在当今的中国，我们所见到的歌者，光鲜者有之，煊赫者有之。他们所唱的内容，有些也要高端庄严得多。主题不要说，是预先选定配合了时代热点的。服装、灯光、伴舞无不考究，甚至需要整个交响乐团的伴奏。但是，总因为难以掩盖的庙堂之气而显得刻板，显得高高在上。相比之下，郭永章所唱的这些曲目，虽然旋律简单粗糙，却因为它产生于民间也生长在民间，而显得越发鲜活淋漓。《诗经》里是有所谓“风雅颂”之别的，如果说前面那些是所谓雅乐，那么郭永章这样的艺术，则是来自民间地地道道的国风了。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郭永章是这世界上一流的歌者了。而能够支撑我这一观点的，除了以上举出的几个唱段，不得不说的倒是一个不到二十分钟、风格也显得更为诙谐调侃的《吹牛》。
　　在《吹牛》中，讲山东人张大侃和山西人胡侃砖，去赶泰山庙会，住在一个店里。夜长无聊，便吹起牛来。为了突显地里收成好，胡侃砖说他们那里收一年能吃七八十年，而张大侃则说自己那里收一年能吃一百五六十年。正如鲁迅所说，身份和环境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一个农妇想象自己做了皇后后的生活，也仅仅是每天起床便吃一个柿饼。也许都是农人的缘故吧，他们比着吹的，也都是大豆高粱之类。一个说谷粒如拳，豆粒赛石磙；一个说谷粒像石磙，高粱像碾盘，一个豆粒能装满三间屋子之类。
　　在这场吹牛大赛中，无疑是山东人赢了，因为他相较之下更富有想象力。他口中，在山东，下雪下的是白面，下雨下的是油和盐。柳树结的是棉袄，杨树结的是银元。他还说，他家里好田地就有八万顷，好房舍就有八万间。他喂着八万骡子八万马，还喂着八万老板犍（牛）。老婆子他有八万六，好儿孙他有十万三。
　　在这场较量中，呈现了一场语言的狂欢和精神的荒诞盛宴。这样的唱词，无疑是让人感到轻松和诙谐的。但在这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背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却映射了中国不无魔幻的现实。在特殊年代的插画里，我们不是把猪画得骆驼一般高大，把萝卜西瓜画得也要大得需要卡车来驮吗？而且，那是印在正经报刊上，也有些五谷不分和不想分不愿分的人，打心里相信，事实便是如此的。
　　这样的病根，因为植在国人精神的深处，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治愈的。现在，不是还有些人非要靠着吹牛逼，才能苟延残喘的吗？离开了这架呼吸机，他们是很快就要多项器官功能衰竭，并很快显出原形来的。此风之所以盛行不衰，也许在于吹牛之于一些人，不啻一项看家本领。盖奴才要靠吹牛取媚主子，主子要靠吹牛蛊惑民众。有时候，它们又要一肩双任，对下做主子，对上做奴才。这样的人，当然就更离不开吹牛，也更需要深谙吹牛之道了。因为不吹牛，他们是没有饭吃的。
　　当然，吹牛有水平之高下，也有品格之高低。它们有的卑劣，有的可爱；有的厚颜无耻，有的无伤大雅。郭永章的本家沫若郭大师，在特殊时期是留下过吹牛大作的，但实在说，吹得让人恐怖而肉麻。我们如果看了那些吹牛文字，就不得不佩服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准。他说：远看是条叭儿狗，近看是条东洋叭儿狗，再仔细看，是郭沫若先生。
　　在《吹牛》中，两个人的吹牛，虽然天翻地覆，却无伤大雅，甚至吹得有些骨气，有些品格的。其中，胡侃砖吹到兴起，说自己是老天爷的干爹；张大侃也不肯示弱，说自己是老天爷的干爷爷。这已经够体面的了，但张大侃还觉得不足，他唱道：
　　袁世凯他给我种过地，宣统他给我掌过大鞭，冯玉祥他给我当伙计，张天师他给我看菜园嘞，王母娘娘来做饭，九天仙女当丫鬟，孔老二他给我管过账，蒋介石他黑天半夜里给我把夜壶掂哩！
　　这样的吹牛，不仅没有半点奴才气，它简直有些目无王法、睥睨天地了。这样的作品，不是因为其生长于民间的野性，而具有着无法遏止的旺盛生命力吗？愚以为，在郭永章流传于世的不多几部作品中，因为其奇异的想象、民间的气质、叛逆的风格，《吹牛》这个坠子小段，不得不说因为呈现出特异的色彩而在众多的传统曲艺中显得出类拔萃。
　　当然，吹牛毕竟是吹牛，吹到最后总要现出原形的。《吹牛》中的两个人吹了整整一夜，由文斗到武斗，竟然大打出手。但一旦东方发白，店家要来索要店钱的时候，他们便只有仓惶地收拾行李，作鸟兽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