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鄱阳湖文学大厦

【按语：用感性认识鄱阳湖，用理性认知鄱阳湖，努力建构鄱阳湖地域文学体系，弘扬鄱阳湖地域文化，宏张鄱阳湖文学。】

在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鄱阳湖流域，在其中是占有不可轻视，甚至可以说是切不可忽视的，光辉灿烂一页的。沿着历史的时空隧道逆向追寻，我们不难发现，鄱阳湖流域在历朝历代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名家们中，便有诸如饮誉神州，乃至名驰寰宇的陶渊明、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朱耷等一些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文学艺术大家，也还有很多在文学艺术的某一方面卓有成就的历代文学、艺术家们不被人们所熟悉，他们多得如天上的繁星，令人数不胜数，叹为观止。特别是到了宋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家们以不同群体的方式崛起，使得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在中华大地之上光华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当我们站在波澜壮阔的鄱阳湖上驰目骋怀，放眼四望，鄱阳湖上迷人的风景以及她周边的山水风物尽入人们的眼帘：南豫章、北浔阳；西匡庐，东鄱阳。而紧随他们身后走来的还有新建、进贤、余干、都昌、湖口、德安、永修、共青城、庐山市等。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应该以怎样的认识，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去构建鄱阳湖文学这座宏伟的文学大厦，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声音在谆谆告诫我们，致力于鄱阳湖文学体系的建构，就必须以鄱阳湖流域的水系为连结纽带，以鄱阳湖周边县市区为核心，以泛鄱阳湖区的县市做主干，辐射到全流域的各个市、县、区，也就是说，包括了江西的全境，以挖掘和弘扬鄱阳湖流域的人文历史为着力点，以鄱阳湖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创作源泉来建构一座宏美壮丽的鄱阳湖文学大厦。

关于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目前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所有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有一部分人们的观点，他们认为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应该是落脚在鄱阳湖周边的十几个市县区上；另有一部分人们的观点是，他们大多受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分的影响，将其立足点建立在泛鄱阳湖上的三十几个市县区的基础之上。而我们通过数十年对鄱阳湖文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却不是那样认为的。

纵论鄱阳湖文学，从其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说，她决不是能够用鄱阳湖上的某一城、某一地可以来随意指代的。众所周知，一座泱泱大湖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她周边流动着的每一条鲜活水系，毕竟湖是由水的广汇源聚之后从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在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概念定位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应该离开“水”这么一个重要的元素，只有抓住了鄱阳湖里的水，就抓住了鄱阳湖的根，才抓住了鄱阳湖的魂。

既然抓住了鄱阳湖里的水就是紧紧抓住了鄱阳湖的根和魂，那我们就不妨顺着鄱阳湖上的赣江、抚河、信江、修江、饶河，这五大主流，以及清丰山溪、博阳河、童津河、漳田河、土塘水、侯港水这六道大溪共十一大水系为线索，站在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认真地梳理一遍，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赣江，由章水和贡水合流之后，自南向北纵贯江西全境。章水，又名章江，赣江的源头之一。古时称豫章水，唐时因避豫王讳，改称章水。章水发源于崇义县聂都山张柴洞，流经大余、上犹、南康，在南康市三江乡三江口与上犹江汇合，此后又称章江，流经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西河。贡水，赣江东源、正源。发源于石城横江镇，称壬田河，在瑞金城区与黄沙河（亦发源于石城）交汇，称绵水，绵水流经会昌，与发源于寻乌的湘水交汇，始称贡水，又称会昌江，之后在会昌庄口又接纳发源于安远的濂江，继而流经于都纳梅江（发源于宁都肖田，在宁都江口接纳发源于石城的琴江），于都段又称雩江。贡水在赣县江口镇接纳平江（源于兴国），继而在茅店纳桃江（源于全南，流经龙南、信丰），流入赣州市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为东河，在八境台前与章水交汇，始称赣江。全程接纳了13条主要的支流汇入其中，总长为766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83500平方千米。

抚河发源于广昌县驿前镇血木岭灵华峰，与石城县、宁都县相邻，上游由千善港、长桥水、古竹港、尖峰港、头陂港、石梁港、塘坊港等小支流汇合而成。向东北流经广昌县，再北流至南城县、抚州市临川区，在抚州市下源村附近纳入宜黄水和宝塘水之前称为盱江，之后称为抚河。经丰城市、进贤县、南昌县之后分为两支。右支入青岚湖，左支流入金溪湖之后向北流经余干县，分两支汇入鄱阳湖。全长348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16493平方千米，

信江，又名上饶江，古名余水，唐代以流经信州而名信河，清代称信江。发源于浙赣两省交界的怀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丰溪，在上饶汇合后始称信江。干流自东向西流经上饶、铅山、弋阳、贵溪、鹰潭、余江、余干等县市，在余干县境分为两支注入鄱阳湖，沿途汇纳了石溪水、铅山水、陈坊水、葛溪、罗塘河、白塔河等主要支流。全长313千米，流域面积达到了17600平方千米。

修河，古称建昌江，又名修水、修江。修河发源于铜鼓县境内的修潦尖东南侧，流经九江、宜春、南昌3市境内的12个县区，干流总长约357公里左右，流域面积达到了14797平方千米。

饶河，又称鄱江，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因鄱阳县乃古饶州府治的所在地，故得名饶河，亦称都江。饶河有南北二支，北支称昌江，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东北部大洪岭；南支称乐安河，发源于婺源县北部大庾山、五龙山南麓。南、北两支于鄱阳县姚公渡汇合，曲折西流，主河经鄱阳县西流，过双港、尧山至龙口，在鄱阳县莲湖附近注入鄱阳湖，全长313千米，全流域面积达到了15456平方千米。

一路叙述到此，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江西全境的总面积是多少？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江西全景的总面积为166947平方千米，通过计算，鄱阳湖上赣抚信修饶五大水系的总流域面积就达到了147846平方千米，占了江西全境总面积的88.56%以上，再加上清丰山溪、博阳河、童津河、漳田河、土塘水、侯港水这六道大溪的流域面积，可以这么说，鄱阳湖流域应该是覆盖了江西全境，故而，站在鄱阳湖文化的地理意义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包含了豫章文化、干越文化、浔阳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山背文化、赣南客家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等等一些诸多的文化分支系统。因此，从鄱阳湖文学的地理意义上来说，她应该是在新的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全面继承了江右文学、江西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之后，在文学的王国里应时而至、应运而生，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鄱阳湖地域文学体系，以及这么一个新生的鄱阳湖文学概念。

目前，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鄱阳湖区的有这么一种文学思潮在泛滥。每每当人们一提及鄱阳湖文学的时候，就有人把她往文学的流派上面扯，大谈鄱阳湖文学的风格流派问题，在这里，我们想大家必须要明确这么一个认识，鄱阳湖只是一个地域的名词，同样的道理，鄱阳湖文学也仅仅只是鄱阳湖流域这个地域文学的名词而已，只是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而非是指鄱阳湖文学的风格。因为文学的流派，指的是因某种创作群体的创作风格一致或相近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这体现在他们群体性的文学作品当中。

鄱阳湖流域并不仅仅只是一块蕴涵人文历史的红壤沃土，它还是一座孕育、产生、培养出无数文人学者的宫堡和文化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珍贵的文明遗址。

早在清代那一时期里，临川人李纮就在他的《南园答问》长文中，这样来对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繁荣情况做了如下精辟的论述：“粤自东汉，论者李朝，黎阳九歌，风雅启苗。晋推靖节，上接《离骚》，寻阳隐逸，莲社贤豪；名章伟构，水深山高，散落人间，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脊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尽江南之能事也。

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乎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成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竟美清江；高步于一朝，则虞、杨、范、揭。不参他士。廷对万言，姚、文、曾、罗，各占大魁，上书万言，则王、蔡、孔、张，并跻卿辅。他若方城经义，并包一代之制科；玉茗填词，空绝千秋之乐府，犹未足视缕焉。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西被秦，南服楚，未暇问陈蔡而围郑许也。四国廪廪，若山仰岱以为宗，水朝海而争赴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在秦汉以前，鄱阳湖流域的文化图存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直到了东汉的中叶才开始有了文人学者活动的零星记载。一是胶漆相投的陈重之与雷义。鄱阳人雷义救人免于死罪，拒不收人谢金；豫章人陈重暗中代人偿还重债却不肯留下姓名。在那个“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年代，雷义和陈重俩人同时被推举为孝廉，相互之间推让十余次，成为了历史的佳话。二是“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中的徐稺徐孺子。徐孺子，南昌人。由于他不仅品节高尚，而且学识渊博，被时人称颂为“南州高士”。东汉名臣陈蕃任豫章太守时，一般不喜欢接待宾客，而唯独对徐孺子待以殊礼。陈太守在官舍特备一榻，专门接待徐孺子，徐孺子来了，就将榻放下来给他坐，等徐孺子走了，就命人将榻给悬挂了起来。可见，陈蕃对徐孺子是何等的崇敬有加呀！

李朝，字伯丞，东汉时期南昌人，汉桓帝时为魏郡监黎阳营谒者，和平元年立张公神道碑于黎阳，朝作歌九章以颂之。他是鄱阳湖流域较早著文立说，见传于后世者的第一人。李朝既是一位诗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了解汉代画像构图艺术的艺术家。《张公神道碑》上的诗歌与汉代图像艺术的紧密联系，使得它成为汉代图像文学写作的代表和典范，《张公神道碑》的诗文成为了研究汉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的珍稀文物，曾被东汉之后的诗集、金石集反复收录。李朝亦因籍此而取得的艺术成就，彰显出他在汉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其后，亦有都昌人陶侃的《相风赋》及《逊位表》流传了下来。陶侃在《相风赋》中借物赋形，寄托自己内心难以言说的心事，表达了自己决不愿意随波逐流，碌碌无为地浪费自己的生命，一心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宏大志向。

由此可见，鄱阳湖上三个品行高洁的高士，两个跻身仕途的文化学者，一个尊重文化学者的地方官，写在了鄱阳湖流域文化史的开篇之上，这足以说明鄱阳湖上的文化及文学艺术活动是受到了清风雅韵的熏陶和精神文明的感召下创立并开展起来的。

而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陈蕃的嫡裔陈绍儒在时隔1400年后，继先祖陈蕃之后出任南昌知府，他到南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了北沥徐村。另外，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朱廷益率先模仿山东曲阜的“祭孔”之例，在江西创立了公祀徐孺子的“祭孺”制度，并选定了北沥徐家的徐廷臣、徐文华为首任的世袭奉祀人选，从而，由此拉开了官方的“祭孺”活动序幕，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的初期。

纵观两晋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里，从鄱阳湖流域走出来的文学艺术家们就有文学家、诗人陶渊明、刘脊虚、贯休、綦毋潜、陶岘、杨志坚、吉中孚、王季友、彭坑、彭张氏、吴武陵、舒元舆、施肩吾、熊孺登、郑史、郑启、卢肇、陈陶、黄颇、李潜、易重、张顶、莲花、来鹏、来鹄、沈彬、袁皓、任涛、虚中、郑谷、孙鲂、唐廪、王贞白、王毂、孙岘、程长文、伍唐珪、王定保、宋齐邱、廖匡图、李征古、廖凝、伍乔、刘洞、沈麟、毛炳、胡元龟、夏宝松；画家李元婴、董源、徐熙、曹重玄、巨然、李颇、蔡润；书法家和歌唱家钟绍京、许和子等人。

这正如李纮在《南园答问》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自古以来，鄱阳湖流域的文学风气兴起，正是自李朝的《黎阳九歌》开始萌芽，而后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到了两晋时期，则首推靖节先生陶潜陶元亮，称他是一千多年后唯一承继屈原《离骚》之风的文化学者。

比较一下陶渊明在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这应该跟汉代后期的“大举孝廉”“大伪斯兴”有关，因为在那一时期里，由于世风浇薄，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自建安以降，社会的大动乱促使人们独立思考，追求自我超脱，个性自由的风气有关。东晋偏安，中国的政治中心首次南移到江南地区，使得大批有文化教养的士族南迁后定居了下来，使南方的士子有机会接受北方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从而促成了南方文化的大发展。由于陶渊明厌恶官场的黑暗，走上了归隐田园、追求老庄率真自得的道路，充分领略到了田园山水的意趣与生机，使他的诗文具有了平易亲切的禀性。虽然陶渊明走上了隐逸之路，但他并未忘情世事，抛弃儒教，他一方面要讥讽时政，另一方面又要避祸远害，因此，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语境，形成了他诗文风格的多样性，平易与曲折并存，静穆和愤懑兼备，融南方的温柔妩媚与北方的质朴刚健于一身。他在无形之中扭转了过去“平典似道德”的玄言诗风，又拔冗拨正了“淡乎寡味”，由华丽走向雕琢，故弄玄虚的时尚，用清新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来反应隐逸田园生活的情趣，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隐逸诗人之宗和田园诗人之祖。

尽管陶渊明在他身前以及身后的数百年里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但是他给中国诗坛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不容令人置疑的。后世的诗人无一例外地尊敬他，赞美他，并且还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他。因此，唐代很多追步于陶渊明的诗人们形成了一个阵营，叫做“山水田园诗派”。杜甫在寄寓锦夔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写的诗就逼似陶渊明的诗作。白居易也大力提倡和写作“效陶体”诗歌。陆游还曾经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上的时候大发感慨说“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诗作对后世的影响之广，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自陶渊明以后，鄱阳湖流域直到中唐的开元时期，这才相继走来了诗人刘脊虚和宫廷女歌手许和子。而后、鄱阳湖上又陆续走来了吉中孚、施肩吾、舒元舆、陈陶、郑谷、沈彬等人，但是他们的艺术成就并不是太好，故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在这些人中，只有舒元舆这个人比较特别，他不仅是个诗人，他同时还是个散文家，擅长写散文。他善于使用比较细腻的文笔来刻画尘世间的风情与物事，他的代表作有散文《牡丹赋有序》等。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南唐中主李璟一度将国都迁到了鄱阳湖上的豫章城里，最后他还把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豫章。可见，那次的迁都，对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活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鄱阳湖流域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能量。由于南唐王朝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朝廷，文坛的中心人物除了李璟、李煜两个皇帝外，还有重臣冯延巳。冯延巳曾经于公元948年至951年任抚州节度使，尽管他当时的政绩并不突出，但是，他把词的种子播撒在了鄱阳湖流域的土壤里，并且生根开花，长出了丰硕的果实。北宋前半期的晏、欧词派就是在冯延巳的影响之下诞生出来的。

自从南唐定都南昌以后，便在南昌城里大设教坊和花坊，广罗天下的词客与画家来教坊与花坊任教，鄱阳湖流域最早显名于世，名动天下的大画家董源和徐熙就是在南唐成长起来的。董源善用水墨写江南的山山水水，尤其工于秋岚远景，不为奇俏之笔，平淡天真，后来，，巨然继承了他的画法，世称“董巨”。为五代北宋年间的重要画派。徐熙则与董源不同，他注重写生，擅长画花木、禽鱼、蔬果、蝉蝶等，他的画作生机勃勃，大多富于野趣。

到了宋代，鄱阳湖上的文学艺术活动开始变得异常繁荣与兴旺起来。广大的文学艺术家们，大多是以群体的方式耸起在波澜壮阔的鄱阳湖上。他们或一地人才并肩接踵泉涌而出，或一门父子兄弟并秀于林，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重大领域大显身手。在散文创作方面，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鄱阳湖流域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家在其中，占了宋六家的一半。在宋词的“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几个人中，鄱阳湖上的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四占其三，而其中的晏殊和晏几道还是一门两父子的关系。在诗坛有开一代新风的欧阳修和王安石，或为一朝之压轴的诗人文天祥，或开宗立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或独创新诗体，“诚斋体”的杨万里。而在诗歌的评论方面方面，欧阳修则有首创之功，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中国诗歌鉴赏、诗歌批评的先例。在笔记类文汇方面，则更是鸿篇巨制，包罗万象，洪迈的《夷坚志》《容斋随笔》，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众皆为文学艺术界的拔萃之作，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如果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习惯，把史学以及哲学著作算在散文创作领域的话，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创作成就，就更加蔚为大观了。朱熹和陆九渊俩人采用通俗的口语传经布道，并汇编成《语录》形式流传于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开了文人使用白话文的先声。都昌朱门学派的彭蠡、黄灏、冯椅、曹彦约在理学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冯椅的《厚斋易学》是目前流传于世，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易学名篇，前几年，已被四川大学出版社收入在新编的《全宋书》中。

在宋代，鄱阳湖上文学艺术能够欣欣向荣、光华四射、大放异彩，这完全得益于晏殊点燃了鄱阳湖上第一支文学的火炬，而后，又有了欧阳修的加入并接过火炬，薪火相传，他不仅在文学的理论上开创了一代新变的风气，而且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成果和骄人的成绩，奠定了北宋诗文运动胜利的基石。

鄱阳湖对宋代词坛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南宋的词坛有两大巨子都是从鄱阳湖上走出来的，他们是辛弃疾和姜夔两个人。尽管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但他在鄱阳湖上两度为官以及两官闲居之时的时间之长，创作之丰，这是尽人皆知的。姜夔是鄱阳人，也是南宋格律词派和“清空”词派的代表作者。同时，他还是一名音乐家，深通音律，多有创新。现今所存的《白石词》集中，尚有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作十七首，是当代研究宋词乐谱仅存的珍贵史料。

到了元代，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执掌全国政权。由于战争对南北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度的破坏，加上在立国之后又极度地对知识分子加以歧视和迫害，这自然就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就导致了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严重对立局面。杂剧、白话小说、南戏等新兴的通俗文学以蓬勃的生机在社会的底层流行。尽管，元代的文学艺术整体水平不够好，但是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家们，能够承继宋代之余烈，在通俗文学以外的领域里取得骄人的创作成绩。虞集、欧阳玄等人主持纂修了《经世大典》；揭傒斯、欧阳玄、危素担纲纂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马端临穷二十年之心力，完成了三百八十四卷的《文献通考》巨制。吴澄不仅是一位理学的名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折衷朱、陆两大派的观点，各取其长，交叉互补，充分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革故鼎新之功。他的《尚书纂言》不承认伪古文经，极大地表现出了他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勇气。吴澄的文章从不推泥带水，语言清丽典雅，诗歌创作构思巧妙，联想丰富，具有较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明代的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的天空呈现出一派月明星稀的寡淡局面，虽然解缙的名气很大，职位不低，还曾经主持纂修了世界上第一部超大型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担任过《太祖实录》一书的总纂修，其个人亦有《春雨杂述》等著作问世，诗文都很工整，但是，解缙的作品因为缺乏思想性，缺少了政治家的锋芒，因此，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不大。

汤显祖是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戏剧家，他是在政治思想、文学理论、艺术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并成为一代戏曲艺术大师的。他的传奇剧作“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牡丹亭，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艺作品，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相比，辉耀在世界的文学之林，让后世赞颂不已。

清代的鄱阳湖流域，鄱阳湖上有大批的学子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科举走入社会，文人之多一点也不亚于明代，清道光十三年癸巳科的状元和榜眼便是鄱阳湖流域彭泽的汪鸣相与都昌的曹履泰两人。但是，自清末、民国以来，鄱阳湖流域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好，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到位，因此，这就导致了有许多的文学艺术大家不被世人所熟悉。故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要提及那些曾经为整理鄱阳湖流域的地方文献，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先行者们，他们如编写《豫章九家年谱》和《乡诗摭谈》的杨希闵，纂辑《江西诗征》的曾燠，编辑《豫章丛书》前后两种版本的陶福履和胡思敬，编纂《豫章十代文献征略》的王谟，撰写《国朝书画名家考略》的晏棣等人，他们的功绩是永远值得后人们记住、值得纪念和感谢的。

在清代的鄱阳湖流域也涌现出了一些文学名家和文学的世家。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名家，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在清代著名的“江右三大家”将士铨、袁枚、赵翼三人。

蒋士铨创作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在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其一定的成就，而在语言风格上继承汤显祖的成就，并有所创造，在当时是个较有影响的作家。他善做诗文，著作有杂剧、传奇十六种，传奇作品《康衢乐》《忉利天》《长生录》《升平瑞》《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采樵图》《冬青树》《采石图》《庐山会》，杂剧作品《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其十六种。其中《临川梦》等九种，合《藏园九种曲》等。

袁枚的文学主张是倡导“性灵说”，他既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江右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为“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纪晓岚先生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他的主要传世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散文代表作品有《祭妹文》，语言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重。

赵翼论诗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他曾经在《论诗五首》中这样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这首诗仿佛在告诉人们，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新陈代谢，推陈出新，后浪超过前浪的。因为时代在发展，人类总是在进步的。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新的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但是，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只不过只有几百年而已，因此，诗歌也应该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创作上应求新求变，不能刻意地模仿古人，唯古人是从，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这应该就是赵翼想要通过此诗来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吧？

赵翼还在所著的《瓯北诗话》中，还系统地评论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人的诗作，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存世的诗作有4800多首，尤其以五言古诗最具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的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独具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太过于散文化，因此整体形象性较差。

鄱阳湖流域的文学世家应该算得上的是宁都的魏氏三兄弟魏禧、魏礼、魏际瑞都是清初的散文家。同时，以散文著名的还有南昌的王猷定，他的作品传奇性强，如《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义虎记》等，文笔凝练，写人写事，活灵活现，他的散文风格近似于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古文写法。临川的乐钧在文学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称得上是一位文言小说家。铅山的将士铨、奉新的帅氏、宋氏，新建的裘氏、临川的李氏、南城南丰的曾氏等等的文学门第，他们不是集中在某几个地方，而是散布的面相当地广泛，真可说得上是繁星满天了。

总的来说，在清代的鄱阳湖流域，文学领域的成就远不如书画领域方面的成就高。清代的鄱阳湖上涌现出来了很多的画家，期间，还诞生了一个因宁都画家罗牧而闻名于世的“江西画派”。在鄱阳湖流域的画家当中，首屈一指的应该是敢于创新的清初画家朱耷，也就是人们平常口头上所说的八大山人。八大山人是明王室的后人，可以说，亡国之恨填满了他的胸膛，他笔下的每一首诗，每一幅画，无不是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一种深深的倾诉，他的情、他的恨、他的痛、他的苦，无不倾注在了他的笔下。他并不仅仅只是鄱阳湖流域画坛中的巨擘，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数一数二的艺术大师，对我国写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划归了近代。鄱阳湖流域仍然有不少的文学艺术家们在为国难的深重担忧，为改革维新而奔走呼号。他们如黄爵滋、刘绎、陈宝箴、桂念祖、文廷式、陈三立等人。文廷式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文廷式词存150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的作品，感时忧世，沉痛悲哀。其词 “灵鹊填河”、“倦书抛短枕”等，于慨叹国势衰颓中，还流露出对朝廷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他在《木兰花慢》中"听秦淮落叶"抒写男儿请缨，挥剑龙庭的壮怀，《闻德占胶州湾而作》以三国时的陈登自比，寄托其报国救世之志，都激荡着他满怀的爱国豪情。陈三立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的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著名画家陈衡恪之父，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生前曾刊行有《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问世，身后有《散原精舍文集》共计17卷本出版。

由近代到现代，鄱阳湖流域又先后走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他们是夏敬观、陈衡恪、陈寅恪、李瑞清、熊佛西、汪辟疆、方志敏、邹韬奋、游国恩、傅抱石、黄秋园等人。

方志敏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我是个共产党员了！》《我不相信基督教！》《同情心》《呕血》《哭声》《可爱的中国》《清贫》《诗一首》《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方志敏狱中留下的十六篇计十四万字文稿，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文被纳入沪教版初中六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中。2012年，人民日报社编辑出版发行了《方志敏全集》一书。

邹韬奋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记者和出版家。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在出版界及读书界中都有人说，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主旨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他的那种报务精神便就是“韬奋精神”。新闻界认为，韬奋的文章从来都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界认为，韬奋之所以能够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同时，他从事的事业虽然遭受了无数次的挫折，但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止。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整个鄱阳湖流域自东汉至晋唐、五代时期，一共走出了以陶渊明、贯休、刘脊虚、綦毋潜等人为代表的诗人及文学艺术家近百人；宋金时期，走出了以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洪皓、洪迈、朱熹、陆九渊、姜夔、江万里、文天祥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近两百人；元代走出了以吴澄、揭傒斯、马端临、王奕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六十余人；明代走出了以汤显祖、解缙、陈谟、张元祯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五百余人；自清代至近代，一共走出了以八大山人、文廷式、罗牧、魏禧、陈三立、夏敬观、陈寅恪、方志敏、傅抱石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家近五百人……

时光的步履匆匆，就在一转眼的功夫之间，我们便豁然来到了当代。

纵观当代以来，鄱阳湖流域取得较高文学艺术成就的文艺家有古龙、高行健、毕必成、王一民、陈世旭、张柠、张闳、摩罗……等人，目前，鄱阳湖流域文艺界依然表现活跃的作家有李前、李志川、赵青、吴清汀、杨震雩、刘上洋、江子、范晓波、姚雪雪、陈然、陈永林、丁伯刚、樊建军、石红许、江华明、朱法元、安然、李晓君、傅菲、王晓莉、夏磊、陈蔚文、陈相飞、卜利民、陈玉龙……等人，创作势头表现强劲的作家有丁伯刚、樊建军、石红许……等人。

古龙是我国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的泰斗，原名熊耀华，与金庸、梁羽生一起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他的代表作品有《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英雄无泪》等等。古龙不仅把武侠小说巧妙地引入到了经典文学的殿堂，还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融入了传统武侠当中，也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在了其中，使得中外经典能够镕铸一炉，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毕必成，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剧。一生创作并已拍摄的电影剧本12部，发表的电影剧本21部，电视剧本80余部。他先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路》、《庐山恋》、《赛虎》及大型话剧《锁不住的春光》等作品。参与制作了电影：《岳家小将》《钢锉将军》《密令截击》《青年刘伯承》《赛虎》《庐山恋》《他爱谁？》《来的都是客》《远方的星》等。

毕必成的电影文学剧本《庐山恋》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被告山杠爷》获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及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电影文学剧本《赛虎》获1984年江西省创作一等奖。

王一民不仅是一位电影剧作家、编剧，他还是一位诗人，著有诗集《鄱湖渔歌》、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和电影剧本集《乡情乡音乡思》、发表电影剧本《家庭琐事录》《家族园舞曲》等创作电视剧本多部，其中《生活不是谜语》《背水一战》《陆判》《阿绣》《书痴》《地府娘娘》《荷花三娘子》《杀阴曹》《李方哥卖酒》《人情恩怨》《七星镇二妖》《情剑奇缘》《县委书记》《魂牵柳桥镇》《云梦庐山》等均已拍摄播出。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分别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并同时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陈世旭，著名的作家，诗人，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以短篇小说《镇长之死》名扬全国。近十几年来，其的一些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成长进行了精当描述”，“表达了消费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性割裂与精神沙化的深切忧虑”。新的千年之初，陈世旭连续推出两部表达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长篇小说——《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这无疑是鄱阳湖流域文学艺术界的一大盛事。

陈世旭的《边唱边晃》这部小说，是以作家何为参加笔会、出访、进修读研和下乡救灾的见闻经历为创作线索和背景，反映社会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权力、欲望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的浮躁心态和异化状况，反映底层农村的现实情景。作品的视野开阔，画面逼真，从国内到国外，从文人的笔会到政界、商界以及乡村的描写，场景真切，富有浓郁的社会气息和生活的真实感。作者通过在一系列长卷般徐徐展开，丰富多彩的社会背景下，精心刻画了一群追求欲望的满足同时不放弃实利的各色红男绿女们的生活百态……

李志川，知名作家、编剧，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俊相状元》《兄弟姐妹》；中短篇小说集《漂流的村庄》；中篇小说集《黑的帆白的帆》《红狐》；长篇报告文学《长河丰碑》；电影《悲烈排帮》；电视连续剧《兄弟姐妹》《真情永远》《感情敲诈》《卧龙小诸葛》《中国家庭421》等等。

放眼鄱阳湖上，近几十年来，在鄱阳湖流域诞生了三家专业性的，从事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研究的民间组织，那就是座落在鄱阳湖东岸鄱阳县城里的“鄱阳湖文化研究会”，座落在鄱阳湖北岸都昌县城里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 以及鄱阳湖南边，南昌城里的“鄱阳湖文学创作研究会”。

鄱阳湖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会刊“鄱阳湖文化研究”杂志，先后出版了数十期，为鄱阳湖文化研究做了大量实际而有意义的工作，为鄱阳湖文化的持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陆续推出了鄱阳湖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由鄱阳作家姜清水所著，有关姜夔文化研究的系列文集，《姜夔文化探秘》《姜夔传》《姜夔传说》《清水点白石》《姜夔长短句赏析》以及《魂断瓦屑坝》的出版发行，为系统地开展鄱阳湖文化研究开了个好头。2012年，鄱阳县文联又创办了《鄱阳湖文艺》杂志，为鄱阳湖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壮大，增添了强劲的活力。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的数十年里，先是创办了一份《鄱阳湖》文学报，为全面深入地挖掘和开展鄱阳湖文学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随后，在此基础之上，创办了大型会刊《鄱阳湖文学》杂志，也先后出版了数十期会刊，并先后推出了有关鄱阳湖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鄱阳湖文学研究》《鄱阳湖，从人文深处走来》《鄱阳湖文学作品选》《都昌朱门学派》《曹彦约文集》《刘琦研究》等专业文学研究书籍的先后出版，让我们看到了在鄱阳湖文学研究系统化的征途上，迎来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的希望。

鄱阳湖文学创作研究会在成立以来的近十年里，一直频繁活跃在鄱阳湖流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并创办和出版了会刊“鄱韵”杂志数期，与鄱阳湖文化研究会，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两者一起互成掎角之势，彼此之间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种鼎足三立于鄱阳湖上的局面，为鄱阳湖文化及其文学的研究活动拉开了大的序幕。

尤为令人值得高兴的是，2019年元月，全国首家官方性质的“鄱阳湖主题图书馆”以及民办私有性质的“鄱阳湖文学研究陈列馆”，竟然不约而同地在元旦的那一天，先后诞生在鄱阳湖上的都昌县城里，这为更好地展示和促进当代的鄱阳湖文化及其文学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

鄱阳湖流域，在春秋时期属吴地，战国时属楚地。由于她襟江带湖，山无旁走，水不外趋，因此，就导致了鄱阳湖流域的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这跟她处在江南腹地，落在吴头楚尾的位置上有关。

纵观整个鄱阳湖流域，幕阜山脉、罗霄山脉、大庾岭、武夷山脉等，沿境的岭脉在西、南、东三面形成了一道环形的天然屏障，而其间又有外通的孔道，赣、抚、信、修、饶五道大水系纵横罗列，分布其间，总汇鄱阳湖后，从她的北面流入长江。这种自然性的封闭，虽然给鄱阳湖流域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带来了严重的滞碍，但是，却能够较好地保全了她在文化及其文学上的地域性没有受到外力的冲击和破坏，这为大家在今后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文学的研究工作中，系统地建设鄱阳湖文学这座大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通过几十年来，我们在鄱阳湖文学研究领域的实践证明，鄱阳湖文学的理论体系及文学大厦的建构，决不是如某些人所奢谈的那样，妄言要打造什么所谓的鄱阳湖文学流派，二千多年来，鄱阳湖流域原本就是盛产过许多流派的地方，譬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晏欧词派”、以黄庭坚为代表“江西诗派”、以杨万里为代表的“诚斋体”诗歌、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词派”、清代以罗牧为代表的“江西画派”等等，故而，大家又何必要多此一举地去枉谈什么鄱阳湖文学流派呢？这不是在作茧自缚，自欺欺人呢？

在我们当代，鄱阳湖流域那些有志于鄱阳湖文化及文学研究的文艺工作者们，潜心于鄱阳湖文化及文学的研究，无非就是想努力打造一个属于我们鄱阳湖流域的地域文化及文学的品牌，他们对文学的这种追求是美好而又高远的，他们对待地域文化及其文学的这种精神是应该值得人们肯定、称道和学习的。

畅想未来，大家应该有理由，也会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希望，总是在未来能够被点亮。故此，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鄱阳湖文学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鄱阳湖文学这座闳美的大厦一定会高高耸起在波澜壮阔，湖深水远的鄱阳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