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与孩子（上）（修改稿)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6:18 编辑 <br /><br />妻子与孩子（上）（修改稿）
1969年与第二个女人结婚，姓王名习珍。她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姐妹中排行老三。小时候爷爷经常领着她去赶集，买下酒的花生米，每次都要抓给她一小把。爷爷养蜂，院子里有一大缸蜂蜜，吃小米饭时就崴上一勺子，堪称人间最美的食物。最惊恐的事情莫过于战乱散兵跑进家来，男人都跑光了，所有的女人都抹上一脸灶灰，挤成一堆，靠在墙边炕角里。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跳房子，一边跳一边吃手中的生红薯——先把红薯皮上的泥土一上一下地拧几把，再啃下外皮，露出的红瓤，一口一大块，吃着香甜，嚼着清脆。记忆最深的事情是睡热炕，肚子鼓鼓的，睡到半夜咚咚地放臭屁。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到姥姥家去借大毛驴，牵出来骑上去不用管牠就能一摇一晃地走进自家大门里。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晚间到邻村去看社戏，能把天上的月亮看没了，能把天上的星星看到河里去。最可笑的事情是数九寒冬过大年，穿上新花布鞋到街上去疯跑去臭美，两脚冻得生疼，疼得掉下珍珠泪。最不可理喻的事情是，反革命被押上戏台即刻要被枪毙，还伸着脑袋东张西望。最无奈的事情是驾辕的骡子老了，半道上爬坡，怎么拽怎么拍怎么哄就是不起来。最伤怀的事情是，大人不让上学，让你去干活，哭洼哭洼，把房檐投下来的荫凉哭掉了一大截子，“去吧，用不着你了！”，拔腿就跑，书包里的铅笔橡皮小刀掉了一地。最着迷的事情是，晚上听张爷爷讲三国，抑或听李奶奶讲故事。最凉快的地方是村头水磨房下边的大水轮，盛夏坐在那里洗衣裳，那儿盘着一条碗口粗的大花蛇。最不思议的事情是农会跟姓贾的要枪，他拿不出来，到村南水簸箕口喝砒霜自杀；他的长工张丫头三年后也走到水簸箕头喝砒霜自尽。最不该做的事情是锯倒王家祖坟地那五十棵百年大叶杨，风水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才会从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下放回家，其后嫁给我这个姓朱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父是小学教师。学校里有三位老师都姓王，尊称为大王老师王老师小王老师，以示区别。其父是大王老师，为人最诚恳，教学最认真，倍受村民的景仰与先生的爱戴。退休时拿了七百元人民币，作为了断，全部用在三年大饥饿时期买粮食吃了，所换来的只不过是几百斤玉米。
其母一生辛劳，操持家务，照管老人，关爱孩子，唯独忘记的是自身。1960年，因感冒而转肺炎，需注射青链霉素（是那个时代抗菌消炎药），但是跑遍十里八乡就是买不着。当时已经毕业长辛店技校留厂任职的她（王习珍），心急火燎，行至北京各大医院各大药房也是枉然。原来那制造青链霉素的原料是玉米芯，玉米人还吃不到，哪里会有剩余成为制药厂的原料。全家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劳顿到大半生的女人，呼吸急促两颊绯红高烧中死去。享年52岁。这位孩子的姥姥，我没有见到过。但从她与我成婚后，多次地提及伤痛惋惜哀思，使我能影影绰绰映像出这位含冤而去的母亲，非常善良和淳朴。
母亲去世后不久，她被下放回到家里。从手拿电气焊的工人变成手拿锄头的农民。然而锄地锄不了，水担不了，肩膀受不了，推胶皮独轮车她推不了，推不了几步就推倒了。但来到我的家里时，早已经百炼成钢，一切农活都不在话下。再加上个子也不矮，身板也强壮，第一天出工干活是跟大车拉粪（装车卸车，所使用的工具是粗大笨重的粪叉，足有二三十斤重），一天下来要往返十几趟，她要装卸十几车，就是个青年小伙子也得累个腰酸腿痛。然而她回到家后，只是坐在蒲团上吸了一只烟（用白条纸自己卷的旱烟），随后就去挑水，喂猪，做饭，洗衣，打扫庭院。
我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原来跟着他们奶奶姑姑过，如今要跟着她过。她一个人要挣三个人吃粮的工分，天天要出工干活，即使下雨也要戴上草帽去干活（队里组织人员移植玉米，绝大多数人家避而不出），她的勤俭干练很快就在村中有了美誉。
她写一手好字，秀丽干净清晰。(于长辛店上学时，有个女生每次给情人写信，都求她写信皮)。她还会打算盘，后来成了大队会计。在大家眼里，她是文武双全的新嫁娘。她的算盘是家父大王老师教的，令家父大王老师没想到青出于蓝胜于蓝是自己的三闺女。
大孩子放学走进家门喊妈，喊完后择菜提水或者是到小河边洗衣，小孩子捉了一串蜻蜓跑回来，鸡围拢过去，争先恐后吞食撒在地上的美味。她吩咐大孩子去河边刷鞋，她叮嘱小的去打酱油，不要打成醋！
小孩子一边走一边敲(瓶子)一边唱：打酱油，打酱油……走进小卖部，戛然而止。小卖部里瞪眼睛的八爷爷正在问打什么！？孩子一愣，脑子一片空白，全然忘记。结果打回来一瓶子醋，只好让孩子再拿个瓶子再去打。孩子第二次歌唱，第二次走向小卖部，第二次打回来依旧是一瓶子醋。
她开始骂孩子，骂孩子没脑子。不得不自己拿起一瓶子醋，大步流星送回去，小卖部坐落在村子正中。好在八爷爷对侄儿媳妇留有面子，没有把眼珠子瞪出来，把一瓶子醋咕咚咚倒进了醋缸里，换成了一瓶子酱油。她走出小卖部，看见一群麻雀扑棱棱飞向村庄之外……
我家有一个大院，弟弟弟媳住在大西屋，母亲与妹妹住在小西屋（大西屋的耳房）。她与两个孩子住在小北屋。小北屋是一座泥墙稻草屋。她要改天换地，把泥草屋翻盖成亮堂堂的大北屋，有门窗有玻璃有石头有青砖有檩柁有白灰垂顶，里屋一间，外屋两间，整个三居室宽敞又明亮。
俗话说，三年备料，一年盖房。这里所谓的备料，所谓的盖房都是男人的事情。谁也不会想到在自己的丈夫工作于千里之外，不能成为劳力，连帮手也做不成的情景下，她是怎么苦战鏖战，把三间大北屋硬是在两年多一点时间里戳起来的!？
一座房子使我们一家四口有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家。每当我这个工作在外地放假回到家里，晚上躺在炕上，我与孩子听我的女人讲三国，讲笑话与故事，有着说不出的温馨与甜蜜。我的女人会叙事，有口才，有非同寻常的记忆力——她能把少年时代所听来的口头文学一五一十地传授过来，每到情节的跌宕起伏处，她要发挥，她要烘托，她要生彩，她要添油加醋。她要传承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民间文化。我不在家的时候，听故事的是两个孩子，一个刚刚上小学，一个还没上小学；我回到家里，听故事的人又多了个大人，一个大学五年本科中文系毕业生，接受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