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人性之光

自觉的人性之光

　　　　　　　　　　　——读梁化乐小说集《与众不同的人》

　　“有意思”的小说，首先引诱出阅读欲。小说写作把读者带入到作家设置的境地，先是一种美丽的诱捕，而后带人进入一个不断觉悟的人生世界。你慢慢就会发现作家笔下的一群小人物都是“与众不同的人”。这些人物行为背后蕴含了颇为强烈的自主意识。小说叙述文本几乎没有任何张扬，藏匿的终极目的不动声色。小说人物行为背后，形成了一个深层次的命题——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内心世界向往的生活的自主行为。同时，读者还会感受到作家藏在作品背后深思、冷峻的目光。

　　意愿里的自觉行走

　　小说集《与众不同的人》中，大部分作品都有很好的故事框架。大多是小说家在面临思考对象后，一个从容自如的叙述脉络的延伸。以《送二哥远行》为例，“我”眼里的远行二哥，远行本身就是目的。我问二哥和杨木匠家的杨英结婚吗？二哥说“与杨英结婚了，我就被拴住了，我不想。”但是，外边就一定好吗？二哥说：“外边好不好，这个依个人的感觉定……”“或许我去的地方，正是他们来的地方。”二哥的话虽然没有表达出外边的“好”，但他用自己的远行行为给出了答案。这里我们不妨说“远方”是人的梦想之地。渴望远方，是人本身渴望梦想的真实情景。“远方”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命题。小说文本之外，给人留下的启发和思考是深远的、人性的，也是根本的。《烧饼》讲述的是一个“人极必反”的乡村爱情故事。其质地是纯粹的，细节是现实的，故事的走向也具有传奇色彩。而《跟踪》里的唐海为了心中的爱，其行为有着极至的状态。

　　这本收入38篇短篇小说、分上下两辑的小说集里，在人物与现实关系的交织纠结中，形成了命运的最终走向。《送二哥远行》里的二哥；《烧饼》里的刘光宝；《跟踪》里面的弟弟唐海；《与众不同的人》里的康中华；《诗在别处》里的诗人陆鸣等，这些小说主人公（除了一些作品中出现的“我”）在作家娴熟叙述的细节与故事走向中，显示出人朝着自己内心的意愿和梦想行走的坚定与执着。在并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出人的个性色彩。作家几乎没有剖析主人公心理的笔墨，只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为出场，而支撑这些的显然是生存中的人性自觉意识。同时，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在实现自己的梦想道路上行走。他们身上释放了人性的光辉，构成了作家赋予人物的潜在历史使命。从而也实践了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挣脱并创造新的生活，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历史使命。（《与众不同的人》自序）”的文学理念。

　　一个作家只有站在更高境界和层次，发现人的命运与机缘，看到人性的光芒，他才能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提供给大众启示和思考。我想，小说叙述的事件和人物背后，呈现出敏锐而深刻的洞悉力，这也是首先基于一种理性的观照之后的选取。小说中的人物自觉或者看似不自觉的行为，都具有了觉醒的意识。它们几乎都出自人的本体——因为人物的卑微身份，或者说没经过更多文明知识熏陶的小人物，更多显示出人的本能性、自主性。作家把目光对准这个群体，代表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根源。而小说以小人物为关注焦点，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光彩，也就更具有更广泛的现实生活洞察意义。

　　生命之光昭示的精神世界

　　小说是一种幻想的生活，作家在小说里实现内心的梦想，而梦想就是挣脱现实的束缚，有时在现实里无法完成，就靠小说来实现。这也许是创作的初衷。这也提出了人类真正需要生活的精神指向。一个人试图冲破当下生活的种种围困，付出代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小说中，也进行暗示与呈现。比如《大鱼》、《前面有人等着我》《公主》。《大鱼》里，那位一心想把大鱼撒网上岸的福成，他之所以不听任何人的劝阻，一心想把那条大鱼扑上岸，那是作为打鱼者的梦想。小说的叙述结果充满了朝着梦想行进的决绝，而这也是一种危险——最后铸成了福成的死亡。与其说福成的死是没有听从人的劝告，不如说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殉职。一个人朝着心中的梦想行走，往往也有着许多未知和不可抵达的困惑。比如《乡村艺术家》，“我”去山野里寻访演奏二胡的乡村艺术家，遭遇了无法获得真相的迷离境况，最终也未获真相。但是，寻访的过程却提供了二胡音乐在人们心中出神入化的美好和神秘的存在。我想作家想告诉人们：“我”寻求的也是一个未果的梦想所在。而《公主》中的车立群作为一个考古人员去一个乡村——曾经是一座古城的地方考古，与一个离异的女子瑞雪的际遇，则是唤醒了一个女子内心最美好的梦想。故事看上去没有大的波澜起伏，但是小说留下的问题，却令人深思。读者从瑞雪索要那张考古图里看到了她内心公主身份的梦想，而她极其卑微的生存，似乎也注定了梦想与实现无法达成一致的残忍。

　　小说家梁化乐说：“人在世界上该怎样活？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他在封面上醒目地提示读者：“对生活体验得深刻与否，决定了个人生存的精神质量。”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小说家，他在小说里提供给读者这种现实意义上的深刻观照。很多小说背后的东西都留给了读者去联想和思考。作家的担当精神，就是要反映在艺术作品里，进行人类精神文明的启示。小说家梁化乐通过寻找发掘一群底层人物的“与众不同”的行为，以达到“……通过內省和追问灵魂”“探讨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目的。我想，这也是他的小说留给读者的最大价值。

　　阅读这本小说集，我想到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过，一个作家起点是“反抗精神”。体现在对现实既定秩序的反抗，反抗则是通过作品里的人来实现的。略萨说“优秀的文学鼓励对现实世界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可能转化为反抗。”社会进步的标志，必然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觉醒为动力，以揭示现实社会生存的人状态为镜面，让人性获得更多自由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从表现手法和故事本身仍有空间可以突破和拓展。突破单一故事叙述，增加人物心理细节描述，注重人物行为和内心世界的焦虑、冲突，铺展故事高潮，加大对抗的叛逆性、彻底性或者说悲剧性。让读者看到人物挣脱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艰辛与困惑，彰显人觉醒后的尖锐矛盾冲突，与命运归属。让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在“对命运决绝的反抗与挣脱，改变了历史的面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众不同的人》自序）”的道路上，更具有深刻性和震撼性。

　　　　　　　　　　　　　　　　　　　　　　　　　2011-2-18 附注：梁化乐：小说家，山东枣庄作协主席，出版有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曾在《青年文学》《小说界》《萌芽》《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文学世界》《散文》《文学报》等文学期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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