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了眼或者闭上了眼以及散文

　　
　　散文要关注现实，在一段时间内，是被人忽略了的。这些年的散文流派众多，很少听到“现实主义”流派。我想，关注现实的散文不多（回忆居多），是和关注现实的危险性有关。因为一旦睁眼看现实，就会看到众多的不合理，甚至让心产生悲凉。
　　因此，散文里花鸟鱼虫多，散文里的个人小情绪、小体会多，涉及到人性和人生的少，也许散文家一旦看到了这些，就给自己的写作设计了雷区吧。比如说农村，一旦涉及到农村的题材，作者笔下的田园牧歌式的多，刘亮程那样的理想主义的多，而农民的真实遭遇、农民的真实内心、农民在中国城镇化运动中的尴尬，散文中出现的少。这就连环到散文的功能问题，难道散文真的无法在“写真实”的领域有所作为吗（不是报告文学和所谓的纪实散文）？
　　“写什么”和“怎样写”是一个老话题。由于人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写作，不写过去的，就写现在的，而现在离眼睛太近，不容易看得清，也不容易产生审美观照。这也是一个写散文的规律，越是近距离的东西越是不好写。之所以不好写，和作者的写作出发点有关系，写文字，大家总是喜欢理想化地处理自己文章里的人和事，谁也不想血淋淋，一旦血淋淋的，读者倒胃口，自己也不愉快，谁喜欢把时间花在不愉快的事情呢？鲁迅先生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我想，过去喜欢圆满而忽略真实，还有不敢面对现实，这也可能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吧。
　　由于人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写作，写作者就要搞清过去发生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世界和中国又缺少些什么，将来的世界应该增加一些什么。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环节里，“现在发生了什么”是重要的，因为“现在”是承前启后的，弄不懂“现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就被拦腰斩断了。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需要睁开眼睛，一种是政治家，因为他们的作为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的发展，但是政治家会受到利益的牵扯，会有意识地闭上一只眼睛。再一种是文学家，文学家是为“生活”而生的，尤其是当下的生活。文学家故意闭上眼睛，大抵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担心迫害（有过例子），另一种是夸大文学的娱乐作用，弄文学，就是玩文学，玩得高兴就行了，谁去自找苦恼“铁肩担道义”呢？
　　我想到了“大多数”这个概念，王小波有文章《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数人说一个事情好，是不是就真的好了？确实值得研究。对于写散文来说，能够睁开眼睛写散文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世界上存在无法睁开眼睛，也存在故意不睁开眼睛的人。睁开眼的人少了，就会孤独，很多时候，孤独是有立场有坚守的人的代名词。在这里，笔者不是说不应写“娱乐性”的散文，而是说写现实、写真实的散文数量不能太少。娱乐性的散文，从五四就有，周作人不管日本人会对中国有什么危害，照样写他的茶，写他的草和虫。他的胞兄鲁迅就清醒多了，是坚决不和入侵的日本人为伍的（虽然都早年留学日本）。
　　古人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提倡，中华民族的历史也确实出现过一批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曾经被鲁迅先生称作“中国的脊梁”。笔者觉得，擅长写字的人，能够睁开眼写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应属于中国的脊梁，即使人数稀少，也是中国的脊梁。细算起来，对人体来说，脊梁只有一根，比不上肋骨可以多根，脊梁属于属于少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个标准中，最后一条最难做到，人总得吃饭，写作人的老婆孩子总要向你要生活费，为了糊口，该低头就低头吧，这当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状态。
　　这些年的中国的散文中总是呈现“一多一少”的状态，散文界的主义多、个人小情怀的作品多，真正能对提升民族精神、民族境界有力的作品少。关于写散文的人和现实的关系，也有过多种提法，如“原生态”“现场主义”等，这些口号不是不好，而是面对现实、面对真实、面对人性和人性的变迁，总是有点“隔”。写散文的人，总应该需要放低自己的姿态（不是作为救世主），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看到他们的心酸苦辣，在中国的整个的现代化过程里，看到人性的嬗变，写出真实的民族心灵，也就是说，在没有弄清中国之前，千万不要说已经弄清了世界，先弄清了自己，再去看别人。
　　因此，克楠在此也疾呼一下（尽管“疾呼”是容易被人诟病）：散文写作者们，多写写现实，多体验一下城乡里的父老乡亲的疾苦吧！
　　 2011年9月于赵都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