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旅程(1)

艰险的旅程(1)
　　这是我在文革中一段真实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随着运动的深入，随着工人、农民等全民的参与，各个分散的战斗队逐步归并、重组，从上到下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方是“保皇派”，双方都确认自己是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双方的斗争越演越烈，以至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被丢在一边，变成了偶尔借用一下的点缀品。在省外的一些地方，“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革命大批判已被“文攻武卫”所取代。武斗也由拳脚、棍棒发展到枪炮，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这时以学生为主体的威风八面，见官大一级的红卫兵已逐步淡出历史舞台，革命大串连早已停止，红卫兵赖以食宿生存的接待站已被撤销，乘车不要钱的特权已成为历史。就在这样的时刻，我和两名同学却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条件下，离开相对平静的云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省外的旅程。
　　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则是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
　　 “长沙会议”
　　
　　1967年1月25日，在长沙一间简陋破旧的房间里，我们长征红卫队的11名成员，严肃地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会议。
　　我们长征红卫队是在昆明成立的。云南的形势发展总比其他省份慢半拍，当我们冲破重重障碍，加入到红卫兵大串联的洪流中的时候，各地的交通工具早已不堪重负。因此中央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为了表示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赤胆忠心，我们成立了这支长征红卫队，决心从昆明一直走到北京去，去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举着红旗，扎着绑腿，背上干粮、水壶和简单的行装，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豪情万丈地踏上了“万里征程”。
　　一路上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即使在寒夜中冷得用课桌压在身上取暖，即使脚上布满了水泡和裂口，即使走得筋疲力尽，深夜12点多才到达宿营地，大家从来没有动摇过。甚至已经很晚了，汽车停在我们身边，驾驶员主动邀请我们上车，大家都婉言谢绝。就这样，经过艰难的跋涉，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了湖南长沙。这时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传串联即将停止，红卫兵将返回原地“复课闹革命”。一些队员的思想开始动摇，有的甚至搞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票。何去何从，必须做出决断，于是便有了这次“长沙会议”。
　　会上，坚决主张继续步行北上的阿钢，义正辞严的指责队长李膳委：“你要把我们这支队伍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中央号召我们步行串联，我们就步行，如果真的“复课闹革命”，我们就回去，决不能阳奉阴违”。队长无言以对。阿钢的话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于是明确表示支持。另一个队员阿尧原来身体较差，好几次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赖着不走，可是一个多月后，身体越走越好，他尝到了步行的甜头，也支持继续步行。主张乘车的队员自知理亏，只得含愧不言，但却不愿继续步行，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决定队伍一分为二，步行乘车，各走各的。会上云鹤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内心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至临上车时还一支脚跨在车门上，另一支脚站在站台上，始终犹豫不决，最后被西泉一把拖上车去。
　　当我们三人孤独地行走在京广线上的时候，在这条最繁忙的道路上，往日串联红卫兵红旗招展，人头攒动的情景不见了，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坚持步行的红卫兵还在孑然前行。我们感到一阵悲凉，但又为自己坚持响应中央的号召，听毛主席的话而自豪。来到武汉，中央正式宣布，停止串联，返回原地，我们毫不犹豫，登上了返乡的火车。
　　回到故乡，大家兴奋地相互交谈着彼此串联的经历，原以为我们的行为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但万万没有想到，得到的反而是嘲笑和讥讽，大家骂我们是笨蛋、死脑筋。我深深感到一种信仰破灭的悲哀。特别是同队的队员兴致勃勃的讲述他们在我日思夜想，无限向往的北京的种种见闻时，我和阿钢感到万箭穿心，连肠子都悔青了。我们暗自下定决心，哪怕有千难万险，无论如何一定要到北京去。
　　复课闹革命并没有能如愿进行，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又燃遍遍校园，燃遍了整个社会，作为一名红卫兵，毛主席号召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和考验自己，就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了。但是，我对打打杀杀没有兴趣，对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大批判也毫无兴趣，经过认真思考，我选择了进行干部调查，并由此获得了外出的机遇。七月初，下关八派“四二０”联络总站头头王钰嵩交给我一张云南省军管会的证明，派我和阿钢、老挺到昆明、曲靖调查州长欧根、地委书记邵风的问题。调查接近尾声，但要查清欧根的历史问题，需要到北京找一个叫郑伯克的原云南地下党负责人。
　　北京，这个神圣的地方，触动了我和阿钢心中最敏感的神经，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何不乘此良机，实现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老挺因运动初期挨整，失去自由，错过了串联的时机，连省都没有出去过，听了我俩的想法，自然一拍即合。在下定决心之后，我们清点了各人所带的钱粮，发现每人只有不到20元钱和不足十斤的全国粮票，这点钱粮要到几千里外的北京去，实在是杯水车薪，连单程的车费都不够。因此大家决定，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所有开支，不住旅馆，不买车票，吃最简单最便宜的东西，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到北京去。
　　决心一下，我们稍做准备，立即赶往火车站。曲靖城到火车站有5、6公里，有班车直达，为了省钱，我们弃车步行，半个多小时后赶到车站。刚好有一趟前往贵阳的火车即将开出，时间紧迫，我们每人买了两毛钱的从曲靖到沾益的火车票上了车（这是我们整个旅程中唯一购买的车票）。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次艰险的旅程，也开始了
　　 初次扒车
　　
　　车开出不久，沾益很快就被甩在身后，这意味着我们已成为无票乘车的非法者，三人的心情立即紧张起来。一个乘务员走进车厢，我们马上心虚地离开座位，向餐车躲去。在餐车我们要了点开水，啃了点事先准备的馒头充饥，磨蹭了许久，才回到座位。
　　这时老挺突然惊叫起来，原来，就在我们进餐车躲避时，他的钱包被盗了。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门在外，无钱寸步难行，我们本来就极其紧张的经费，刚刚出发就损失了三分之一。我们不知要走多少路，啃多少顿馒头才能弥补这样的损失。然而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没能动摇我们的决心，我和阿钢安慰了老挺，继续与乘务员“躲猫猫”，千方百计逃过查票。我们急切地盼望着天快黑下来，这样就不会来查票了。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高度紧张的神经也终于松弛下来，我迷迷糊糊刚刚入睡，突然听到有人问“你的票呢？”，睁眼一看，乘务员已进入车厢，正向旁边的旅客查票。我立即跳起来，钻进厕所，足足蹲了半个多小时，才胆颤心惊地走了出来。我回到座位上，闭上眼睛，竖直了耳朵，高度警觉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不敢有一点疏忽。可我实在太累了，在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梦乡。在熟睡中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你到哪里？”“贵阳”，我惊醒过来，刚想离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乘务员就在我的身边。我仔细观察，发现乘务员只是问旅客到哪里，并没有查票，便放下心来。当他问到我的时候，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和他们一样，到贵阳。”然后放心地入睡了。
　　天亮了，这是贵州一个难得的晴天，车厢里也充满了阳光。但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喜悦，因为对于我们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扒车者来说，光亮将使我们在与乘务员的“躲猫猫”游戏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时我忽然发现在车厢中有几个藏族青年，藏族的能歌善舞是人所共知的，于是灵机一动，与邻座的几位旅客一起，热情地邀请这几位藏族青年为大家演唱。藏族青年在大家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十分兴奋，连歌带舞，唱了一曲又一曲，连乘务员也被吸引过来，饶有兴致的观看，查票的事早被抛到九宵云外。这样我们就在欢乐声中顺利抵达贵阳。
　　然而贵阳迎接我们的却是满天阴霾。先前灿烂的阳光早已消失，灰暗的天空，朦朦的细雨，使人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无望。迫使我们及早离开贵阳，赶往北京。在贵阳车站我们遇到一伙四川流浪者，他们是因家乡武斗无法生活而外出的。他们信息灵通，扒车经验极为丰富。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们知道，要想上直达北京的61次特快，相当困难，上慢车则容易得多。当天有两趟慢车，一趟到成都，一趟到柳州。考虑到四川武斗严重，风险较大，我们决定经柳州前往北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轻松地登上了开往柳州的列车，向广西进发，由此经历了广西风云。 (点击此处，续看下一部分《艰险的旅程(2)》）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4-26 15: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