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我的大学生活
　　
　　大学是每个青年的梦，是人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二十岁左右的青春年华，温馨舒适的校园环境，相对自由的生活，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前途的无限憧憬，甚至还有热烈烂漫的爱情。这些成为了大学生活的主旋律，是天之骄子们引以为傲、津津乐道的资本。
　　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的大学生活却与此不太相同，它虽然也有惊喜和欢乐，也有收获和希望，但又那样地艰难曲折，那样地操劳困苦，最后还有某些遗憾，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966年，风华正茂，满怀激情的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就要进入大学殿堂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高考停止，我的大学梦变得遥不可及。之后便是我们那代人所经历的大批判、两大派互斗，武斗，下农村，返城工作。其间虽然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机会，像流星一样闪过，但这只是对某些特殊人物的眷顾，对我和大多数普通人只能望而兴叹。
　　转眼十一年过去了，我已经娶妻生子，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壮年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为我们这些大学梦几乎破灭的人打开了最后一扇希望之门。
　　可是困难却伴随着希望而至。我在下关二中的工作负担很重，除了任政治课，还要负责学校的学生工作。我准备报考自己喜爱的理科，但十多年不摸不碰，大多已还给老师了，现在要捡起来，谈何容易。课本早已丢失，更找不到教师辅导。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再难也得考。
　　更大的困难是孩子。我结婚以后与妻子分居两地，妻子家在离下关350多公里外的临沧，而她独自一人在离家85公里的云县，边工作边带孩子。本来我较轻松，谁知儿子刚满一岁，妻子又怀孕了，只得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我的父母都有工作，只能帮我买菜做饭，分担些家务，至于接送照顾孩子，必须由我独立承担。于是我每天工作之后，就得赶回家中照看，晚上陪孩子睡，一早起来，忙着给孩子穿戴洗漱，喂完早点，然后抱起他一溜小跑，在7点50准时赶到一公里之外的托儿所，第一个将孩子送到。放下孩子，立即向两公里之外的学校奔去，我必须在十多分钟内，冲进学校，到宿舍拿起课本，在8点10分之前进入教室上课。放学后又必须在5点半之前，来到托儿所，最后一个接走孩子。就这样，我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岁多的孩子，在繁忙的工作中踏上了高考之路。
　　利用少得可怜的空余时间，我用好不容易借来的课本，草草复习了一个多月，稍稍有所恢复。考试的头晚，孩子有些不舒服，我被迫起来好几次，第二天头昏脑胀地走进考场。
　　由于头晚没有睡好，考试时发挥失常，一道最简单的无理方程数学题居然做错了，结果连附加题在内，刚好考了100分。理化也有失水准，只考了80多分，平时最差的语文则只是勉强及格。虽然如此，总评仍在80分以上，这个分数放在年轻人身上，考个省外重点大学毫无问题。但我考虑到家庭因素，只报了唯一的一个志愿——昆明师院大理普通班，原因是它在位于下关本地的下关师专就读。不久消息传来，下关师专的录取名单上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自己作了这么多努力，考出了这样的成绩，却连一个不起眼的师专都考不上，自己企盼多年的大学梦就要由此终结，心中的失望、悲愤、沉重难以言表。直至正式名单下来，才知道是好事多磨，虚惊一场。我不仅榜上有名，而且总分列全校第一，是250多名学生中，总评成绩唯一超过80分的学生。
　　在欣喜之余，愁云立即涌上心头。我总不能带着孩子去读书，师专离城较远，在课余时间接送孩子根本不可能，妻子独自一人，不但要工作，而且即将分娩，无力再带孩子。在这关键时刻，深明大义岳母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将孩子送临沧，代我们照顾，这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
　　下关师专的首批学生，全是昆明师院托办的本科生，文科两个班，理科三个班，我和年龄较大的同学分在理科一班。这些学生来自滇西各地州，来自各行各业，大到三十来岁的老三届知青，小到刚刚毕业的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教师大多从师范、高中教师中选拔，于是一些我在二中教过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几位二中的同事成了我们的老师。
　　虽然年龄差距大，性格习惯迥异，生活阅历各不相同。但同学们相处融洽，人人珍惜这难得的际遇，个个奋发努力，刻苦学习。开学不久，理科三个班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只考了71分，心中懊恼不已。谁知这个分数，不仅名列第一，而且是150多名学生中唯一及格的人。这使我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我登台发言，几年的教学实践，给知青和学生讲故事练就的语言功底，使我的发言流畅而富于文采，连文科班学生也不由得发出阵阵赞叹。不久校学生会成立，我被校领导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以后在历次换届选举中一再当选，直至毕业。
　　学校初建，条件简陋，没有一块像样的操场，更谈不上田径场、足球场。宿舍是拥挤狭小破旧的筒子楼，6人一间，睡高低床。一间教室就是整个图书馆，连用水都有困难。由于每人每月只供应一斤肉、三两油，伙食自然很差，每周才能吃到一次肉。作为分管学生会生活部的我，积极组织学生，为学校排忧解难，晚饭后组织同学到校外挑水，带领学生洗猪大肠、刮猪脚，以改善伙食。对不愿做这些事的学生，还要做思想工作。校园的环境卫生也由学生会组织学生打扫，每隔几周，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评比。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劳动，也是生活部的工作内容。除了生活部的工作之外，作为副主席，要协助主席工作。整个学生会的工作，我都必须参与，开会研究，甚至具体执行。我这个人最不愿当官，最不喜欢管人，但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支持，使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工作认真，每次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我都无一旁落。1978年，推选全国学代会代表，我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这些工作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使我的大学生活变得比别人更为艰辛。
　　生活的艰辛还来自我的家庭。进入大学不到两个月，传来了妻子在临沧即将分娩的消息。我只得向学校请了假，奔赴临沧。此时开往临沧的班车已经开走，只得跳上一辆前往昆明的客车，到海坝庄转车。来到海坝庄，等了几个小时，都见不到一辆开往临沧方向的客车。我焦急万分，突然发现一部临沧总站的货车停在路边，车上拉着满满一车汽油，其中几只油桶漏油了，驾驶员正满头大汗地忙着堵塞油桶。我一看机会来了，急忙冲上去帮忙。这活又脏又累，出了一身大汗，两人全身撒满了油污，终于堵住了漏油的油桶。他对我一再道谢。我才提出了希望带我到临沧的要求，他高兴地答应了。来到云县，车到终点，但他专门为我找了辆车，并嘱咐司机一定要连夜把我平安送到临沧。
　　晚上十点多钟，赶到医院，我还是来迟了，女儿已经诞生。但妻子并没有责怪我，在我和岳母的精心照料下，孩子满月了，母子平安健康，我怀着感激和不舍的心情回到学校。
　　刚回校不久，我们辛苦努力了三年之久的妻子工作调动突然获得成功，妻子调回下关工作。我再次前往临沧、云县办理调动手续，同时搬家，将接妻子回下关。
　　喜得贵子，又夫妻团圆，可算是双喜临门，可新的麻烦事又接踵而来。
　　两次请假，我缺了不少课，还误了期中考，只得破天荒地参加补考。数学老师说补考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专门给我出了一份难度较大的考题。幸而我基础扎实，在妻子坐月子期间还抽时间自学，结果考了个满分100分。为此因祸得福，以后我请假，老师一概照准。
　　妻子到下关以后，单位没有宿舍，只能居住在我在二中的16平米的小屋里。虽然狭小拥挤，但我们收拾得温馨舒适。谁知，这天学校领导通知我，学校要进新教师，由于我已不是本校教职工，要我把住房腾出来。当时的下关几十年没有新建民房，加上大量知青返城，个个成家生子，人口骤增，房屋高度紧张，连大理民居的特色——天井都消失殆尽，我到哪里去寻找住房？原先我一个人，还可随便哪里挤一挤，混一混，现在一家三口，没有住处那怎么成。在向学校领导苦求不成之后，无奈何只得找上级主管部门市教育局反映情况。市教育局的正副局长是我在下关中学时的老师，文革中我与他们是对立的两派。但我对派性斗争不感兴趣，对他们一直尊为师长。在我们最得意，他们最倒霉的时候，照样以礼相待，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也许是上级有相关政策，也许是出于同情，他们到二中为我说了几句好话，我的住房得以保留，一家人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能安心学习了。
　　二中位于下关城东青光山的山坡上，所有生活用品都要下山购买，生活十分不便。妻子工作的工厂在山下三公里处，她每天很早就得起床，梳洗收拾，喂饱孩子，然后背着孩子，赶到工厂上班。下班后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买菜，再背着孩子上山，放下孩子，背脊湿透。等生着煤火，吃完晚饭，天已尽黑。天天如此，自是十分辛苦。因此，每到星期天，我都回家，忙着挑水，买煤，买米，劈柴，照看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以减轻妻子的劳累。可是除了星期天，我却使不上力，妻子平时仍甚为辛劳。
　　岳母知道以后，毅然辞去工作，带着我的儿子从临沧来到下关，为我们排忧解难，使妻子的负担大为减轻。
　　岳母来自然是好事，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他们住哪儿呢？原来我一人的宿舍，现在要住5个人，那16平米的小屋，已摆不下第二张床，连铺地铺的地点都没有。开始向别的同事借住，但毕竟不是长法。我只得再找二中领导求助，我在校时与他们关系不错，再加上他们很希望我毕业后回校工作，因此破例地把电工房借给我。
　　电工房狭小肮脏破旧，电线横七竖八，十分危险。窗子玻璃碎裂，摇丁晃荡。房中堆满杂物，墙上地面到处是灰尘、蜘蛛网、老鼠屎。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洞天福地”了。我们把房子打扫干净，窗子修好，杂物堆放整齐，电线理顺，用破旧桌子搭成床，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栖身之地。
　　一家人团聚，住房问题的解决，让我高兴并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好景不长，又一个根本性的困难日益凸显出来。
　　妻子调下关以后，由于地区差的缘故，工资减少了十多元，又增加了个女儿，我在学校开伙，经济分散，两人60多元的工资要维持五口人的生活，其拮据程度可想而知。妻子想尽办法，拼命节约，除了简用外，只能在省吃上动脑筋。看着岳母面对餐桌上可怜的菜肴，迟疑着不忍下筷的样子，我心如刀绞。我决心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想办法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师专拉来一车大米，一时找不到人下车，临时叫了几个同学去下。我一看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车去，奋力搬了起来，近两百斤一袋的米，累得我七死八活，干完后几乎瘫倒在地。结果每人分到一元三毛五。初战告捷，我激动万分，可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碰到，我虽然天天留意，但直到放假，都没有再找到一份活，挣到一分钱。
　　放假后我没有回家，四处寻找打工挣钱的机会。可那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才初见端倪，雇工还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哪里有工可打。我忙活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灰溜溜回到二中。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在二中我听到一个消息，学校要利用假期，给农村班的学生补课，需要找一位数学教师。我急忙找到教务主任，毛遂自荐。虽然我从未上过数学课，但毕竟学的是数学专业，再加上我在校的工作表现人所共知，学校同意了。
　　农村班的学生基础较差，学习方法，接受能力与城中学生也有一定差距，水平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大，许多教师都不愿上，否则也轮不到我。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认真备课，精心上好每一节课，课后还经常与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改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个假期下来，我上了65节课，每节课5角钱，共得到32元5角，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使家庭生活大为改善。
　　假期补课的成功，使二中对我更为信任，开学后学校主动提出要我上高考补习班的课。这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可是我还是在校学生，在二中授课必将影响在大学的学习。怎么办呢？我与师专的任课教师商量，他们十分同情我的处境，也知道我不上几节课影响不了学习成绩，竟然破格同意我实在错不开可以缺课。于是我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二中的教师，师专的学生。这样我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生活就更艰辛了。
　　我每天除了要听课、上课、备课、完成作业、批改作业之外，还要在二中和师专之间来回奔走。二中在下关东南的山头上，师专位于下关西北的苍山脚下的缓坡中，相距约6公里，两头有坡，中间不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穿越整个下关市区，还要在山路和田间小道上游走。
　　我常常这边刚下课，拔腿就走，健步如飞，仅花一个小时，就赶到另一边上课，还不能迟到。这时如果能有部自行车，我可以轻松许多，可惜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根本买不起一部自行车。于是在这条不寻常的道路上，铭记了我艰难的岁月，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我飞奔的脚印，磨破了好几双岳母为我制作的布鞋，练就了我的两条飞腿。生活逼使我养成了快步行走的习惯。直到晚年，仍行走如风，有人开玩笑说，见我走路，就像随时在执行紧急任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突然病重住院，更令我的生活雪上加霜。她突发高烧，十余天不退，病因不明，医生束手无策。急得母亲和岳母到将军洞求神拜佛。那些日子，岳母要在家照看两个孩子，要买菜做饭，不能时时到医院照料，于是我除了又当老师又当学生外，又多了一项送饭和到医院照顾妻子的任务。我守护在病塌前，心急如焚，一面注视着妻子的病情，观察输液情况，照顾妻子吃药起居，与医生商讨治疗方法，一面还得忙里偷空，抓紧时间备课、改本，自学。授课时间到，略作安顿，匆匆而行，下课后又立马赶回。把自己的所有潜能发挥到了极至，把所有的事都一一办妥善。后来医生大胆实验，采用了静脉输入氯霉素的办法，才使妻子的无名高烧退了下来，病情转危为安。我终于度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日子。
　　在大学的四年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一家人从不相互抱怨，不逃避退缩，而是团结一致，互相关心，共同努力，共度难关。岳母在照料两个孩子，操持家务的同时，给我们打毛衣，做鞋子，还腌制咸菜出售，以弥补家用。妻子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用得恰到好处。师专伙食较差，家中吃点好的，她都要让我回来吃，甚至托人送到学校。我邀请同学到家中做客，她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十几个人的一顿饭，可能耗去家中好几天的伙食费，她也毫无怨言。两个孩子乖巧听话，活泼可爱。生活虽然艰苦，但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
　　家庭的温暖，使我心情舒畅，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虽然诸事缠身，辛苦奔忙，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毕业前的一次数学竞赛中，我仍然取得了本班第一名的好成绩。就是最不擅长的体育，我一套惊险刺激的单双杆动作也赢得过全体学生的赞叹。
　　学生会的工作照样做得有声有色，我多次在各种会上主持会议，发表主题演讲。我成功组织了新年的游园活动，作为校排球队领队和行政负责人，参加了全省大学生排球赛，比赛成绩在所有师专球队中名列第二。我当选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全省大学生联合会，经选举，下关师专成为该会副主席。在同学病重住院的时候，我带领组织学生轮班看护，在地震警报响起的时候，带头连夜值班……
　　我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师生的一致认可。在所有人看来，入党和留校工作，对我来说是铁板钉钉的事，学校也有此考虑。然而毕业前夕，几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
　　这天，两个自称是市委调查组的人找到我，了解文革中部分干部参加下关“1.16”武斗事件的问题。当年从事干部调查工作的我对此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并写成报告上报省革委会。这事我没有任何过错，但那些当年因参加武斗挨整的炮派干部随着纠正划线站队而翻过身来，于是我当年的调查似乎变成了问题。由于此事涉及到目前重新掌权的几位领导干部，学校领导深有顾忌，因此改变了原来的决定。
　　两个孩子伴随着我的读书声逐渐长大，岳母决定在我毕业后返回临沧，临走前，她提出希望我能送她回巍山老家一趟。有人劝我，现在正是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许多人都在拼命活动，绝不可离开。面对在艰难时刻给予我宝贵帮助的岳母，我实在不忍心拒绝，虽然我有可能作最后的努力，改变分配的结局，我还是毅然放弃了。我向学校请假，带着妻子孩子，把岳母送回老家，实现了她的心愿。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告别了洒满了心血和汗水，度过了艰难岁月，充满深厚情感的下关师专，到大理师范报到工作。大学毕业的文凭和理学学士的学位，使我来到一个工作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环境，工资增加到近60元，住房变为40多平米的大套间。工作和生活的距离由6公里缩短成几十米，四年的奔波艰辛一去不返。上大学的机会不仅使我获得了宝贵的知识，还为以后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9年，在毕业27年之后，我组织理科一班的同学在下关聚会。我们特地安排时间，游览母校。当年的下关师专已经和大理医学院、大理工校合并，升级为大理学院。校本部搬迁到大理古城外，规模宏大，环境优美，各种教学、文艺、体育、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现代化程度极高。各个建筑豪华大气，设计精美，别具一格。行道树、花园、水池、石雕、草坪，散落其间。在全省大学的校园环境评选中，大理学院名列第一。学生人数由当年的数百人增加到一万五千多人，还有东南亚各国的留学生，教职工近二千，教授超过三百人，各类专业三十多个。无论哪个方面，与当年的下关师专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特别由数百幢别墅组成的住宿区和设施完善，每天能提供上百种价格便宜，营养丰富的菜肴和主食的食堂，更令人心生羡慕。
　　最令我羡慕的，是那些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他们高中毕业，就能在最适于读书的年龄参加高考，而不是像我那样中断学习11年之后，才带着孩子来考大学。他们在设备先进，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住在可以上网，能打电话的整洁漂亮的学生公寓。出行有班车或豪华舒适的校车代步，连校内都有电瓶车让人轻松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他们不必为老婆孩子操心，不必在读书的同时为生活而奔波。他们不用去刮猪脚，洗猪大肠，也没有许多繁杂的社会工作和校内外体力劳动，连自己的环境卫生都不用打扫。只要成绩优异，就能考研读博，留校任教，出国深造，根本不必担心政治因素的干扰。与我当年的大学生活比较，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可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幸福中吗？他们会不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附图：

　 当年的下关师专校门和主教学楼

　　
　　 现今的大理学院入口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4-20 12: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