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

王九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武汉逛书肆时，偶得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一读之下，大快朵颐。他在书中不但详细记录了周氏家族的兴衰，还记录了大量绍兴民俗，以及他和鲁迅求学时代和留学日本的境况。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其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和勃兴，并对新旧两条文化战线中的激烈冲突，留下了清晰可循的脉络，并存心记下了不少个新人物旧学人的音容笑貌和喜怒哀乐。尤其对蔡元培先生长北大时，兼容并蓄具有各种新思潮、旧观念、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死抱住旧文化又极端仇视新文化的辜鸿铭、林琴南、刘师培、黄侃等老古董，又有大声鼓吹并全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刘复等新兴派。书中留存下很多不被正统史书所采又不为野乘笔记所录的片羽零鳞。而这些真实又大有裨益的文章，实在惠人无算！

从启明先生的自叙中又得知促成他写回忆录的人是曹聚仁先生。曹先生在神州政权易帜之初就客居香港。既使他文章等身(一千多万字)，早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大陆对他的著作并不曾出版，故尔在内地书架上很难看到他的书影。鼎改以后，书禁渐开，海风陆渐，我每至书店必留意曹著。功夫不负苦心人，上世纪九二年秋季出差去陕西安康，途次房县时，在一架滞销书丛中，遽然发现聚仁先生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在那乱书堆中委屈闲卧，一见大喜，慨然解囊，欣欣而得。至羁旅开卷阅读，顿觉别开生面，墨香扑怀。他健笔不羁，行文别致，旁征博引，语言清新，臧否人物，颇中绳墨，使读惯了大陆那个时代八股文章的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不少的名人私秘，举凡政治、学问、作家等等。尤其是他与国共两党上层多有过从，从尔了解到了从未耳闻的国共高端中那些政治家、军事家们的精采人生片段。并对那个时期各类人物的许多趣闻轶事得以略窥，尽管是鸿爪雪痕，亦能稍识其梗概。他和知堂皆为一代学人兼文学家，文章中屡将时代背景，人性善恶，知识文风尽情溶汇于一炉。读他们的著作犹如徜徉花海，香气逼人，意趣盎然，大有发现新大陆的感叹。从此以后，每到一地就更加留心起曹先生的信息，一经发见，宁可牺牲顿酒钱，也要劳孔方兄将其收入箧中。也正是在先生的著述中，又使我重新认识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浦江文坛上一度飚扬的“鸳鸯蝴蝶派”健将包天笑先生的名字。可惜那时仅仅停留在认识上，没有尽一步去了解。(因早年受鲁迅先生影响，对春申江上那一派才子们并不十分上心)。因了先入之浅见，使我每每与包著失之交臂，以致今年为购买他老人家《钏影楼回忆录》时，不但大费了周章，还着实让我多花了些许的冤枉钱(76元一部)。虽然一壶酒半只鸡如秋鸿一挥，但在翻读斯书时心情的愉悦，实实在在让我暂忘了“心疼”， 屈指计之，也算不得吃亏。

包公在回忆录中保留了大量东南旧时民俗风尚，以及科考制度和私塾原貌。还有不少市井和邻里戚谊间的礼尚往来的琐事。更有乡党怪杰，江左名流。特别是戊戍变法以后，对于旧私塾的没落，新学堂的兴起的诠述，实可补正史之不足。而于当时苏州至上海南京等地的交通亦间有议论。因老人乃一文化人，一生与文字打交道，所以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新兴事物，例：报纸、机器印刷、杂志、戏曲、电影等等，皆多有涉及。而对流布华夏民族两千余年的各类繁文缛节的礼仪也有所著录，由此可使读者对吾华遗风，江南旧制，约窥其一斑便足可见全豹了！

“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世界，冉冉若青云之始翔，蔼蔼如初日之未央，盖自民国以来，名高未有如君者也”。我只所以做回“文抄公”，把京剧花魁梅兰芳在青年时期便声名远播的一段史实借来，本意很简单，以此来证我上述所言之不虚。再举一实例便是书中所述旧时学子十年寒窗的求学求官的苦况。科考自隋文帝在公元587年首次倡导并定制，做为一种官方考试格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整整影响了一千多年，尤其到了朱明政权成立后，朱元璋钦定的以“八股”文体取士的形式也贯穿于明清两代数百年。明代所提倡的士子应试所制的“八股文”，最先需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 “入手”/“随后再做“起股、“中股”、“ 后股”、“束股”后方得以完篇。试思，封建权杖下的科考取士制度的废除，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光景了，今人对其文体早已隔膜，做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漫长历史中的实际存在，足以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每一个中国人，如果欲了解中国历史文化，都必须要迈进科举文化这道门槛，况且目下国人作格律诗者已蔚然成风，孰不知格律诗的章法正与“八股文”同。

这部回忆录里不但蕴含了为数不菲的文史知识，还展现了一批风云人物。比方:袁世凯夹袋中的宝贝，“洪宪时期”，为袁皇上帝制而为，四处奔走，人称“神行太保”的阮忠枢，如无该书，谁还能知道阮某“神行太保”绰号的由来，以及他当年到处奔走呼号的意欲何为？书中还载有一段专记北洋总理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派人暗杀了同盟会中坚人物宋教仁。赵又是民国第一任警察总监)的轶事甚妙。赵系袁的第一心腹，无论什么人欲见袁世凯者，必先见赵秉钧，所谓“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而这对民国史上曾叱咤风云的活宝，被“刺宋案”（宋教仁）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和总统大位，不惜以一碗剧毒打发赵上路回了老家。或谓北洋政治之龌龊，政客之-------由此也可见一端了！回忆录中还记有在那个时代为捍卫言论自由而被奉系军阀先后暗杀的著名报人林白水和邵飘萍。包公与邵系老朋友，因此对邵之生平记之尤为详实，足教后人对那时的种种黑幕约略有所窥视。

无论是周作人，曹聚仁还是包天笑，他们都是由封建旧文人过渡到民国乃至新社会的，在他们的身上难免要打上那个时代烙印。他们当年身处乱世，生活在天翻地覆中，所经历曲折而坎坷，阅历丰富而复杂，所学皆由旧学问蜕变为新知识，他们的意识形态更是由封建儒道转化为民主科学，他们平生所交多为封建遗老和民主斗士。在复杂的人事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腾挪，整日与各类思潮交锋，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亲历亲见的人和事真实地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恰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由此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脸谱和一份份翔实的历史瞬间。在他们的生花妙笔下，各色人物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做到了抑恶扬善，甚至曾经对他们有过伤害的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也不忘揄扬一二。在这方面，他们的温文敦厚，则给予后人以极大启示——做为文人所应当担负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他们的一言一行应给后来者留存的是戾气还是祥和？是友善还是是非？这不单单是个胸怀问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应该从道德层面上去衡量-------而为文人，可给予后人的究竟是信史还是误导，这的确是一个人生大课题，值得深思。由自己记录下来的史实，更是检阅一个文人的平生学养和做人道德的试金石。

纵观上述三位前辈，他们一生都是不平凡的，他们个个学富五车，贯通古今。周启明历经三朝，以新文化斗士、而大学教授、而汉奸、而翻译家；曹聚仁大学教授、而新闻记者、而大学教授；包天笑秀才、而私塾先生、而报人、戏剧家、翻译家、而电影家作家。他们三人的一生皆以文章名世，周的回想录是在走出监狱，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的抒怀，在香港由曹聚仁联系出版。曹的自我世界是在他晚年老病侵寻中在香港完成并出版。包的钏影楼是在他74岁后陆续开笔缀述片段，先在港岛报端发表，又于96岁高龄时在香港集成并杀青。从书中可以得见老人家的记忆力确乎恒逾常人，所记无论风情或人物皆摇曳生姿楚楚有致。

可颂的是在他们三人的回忆录中皆记述了许多文化学术界鲜为人知的典故秘闻。周作人做为学人，所接触的自然是学界中的人物，他身处新旧交替，开创风气的最高学府，所历无疑丰富。曹、包皆做过记者，交游毕竟广泛，各个层面皆有酬酢，所见所闻肯定杂芜。所记皆信手拈来，慢慢读去，对那时的环境和人事如历历目前，呼之欲出。他们文笔的汪洋恣肆，腹笥的蓄藏丰厚，皆达到了得心应手之地步。他们不但是文人，而且还是学人。忘记了是哪个哲人讲过的一句话“学者不必有作家的生活阅历，但作家必须要有异乎常人的生活体验，还必须具备学者的渊博和睿智”。在周，曹，包三公的回忆录里，上述所论，倒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毋庸置疑地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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