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留守的父母

　　堂妹夫阿东从深圳打电话来，问我家的通讯地址，说我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们要表示表示。 　　我婉拒，说他打工挣俩个钱不容易，要他不要考虑什么还人情不还人情的事，他的心意到了，我领了，就行了。 　　阿东嘿嘿地笑，说阿珍也到深圳打工了，在一家制衣厂上班，还有大儿子，技校毕业了，由学校介绍，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事。 　　我吃惊不小，说，“阿珍也出来了，那家里不是只剩下叔叔婶婶了？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要下田，吃得消么。你原来不是说，等老大能够出来挣钱了，你就回去，让叔叔婶婶享享清福的吗？”。阿东是上门女婿。
　　阿东内心有愧似地跟我说，都是孩子鼓动的。说孩子讲，种田有什么出路，这几年要不是有你这个阿姨支援，他们哪里能够读完高中又读技校读大学。说叔叔婶婶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要他们扶犁耙田、担粪挖土，他心里也不落忍。 　　我在心里骂道：这两个臭小子！白读书了，枉费了我这几年，年年给他们寄学费。嘴上却只是问：你们一个月收入有多少？ 　　陈东叹了一口气，说，“阿珍平均每个月八百块钱的样子，我有事做的时候，拿得千把块钱，没事做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住了房子，吃了饭，剩下的钱，勉强够寄给读大学的老二做生活费。” 　　我不解，说，“既然是这样子，你们还出来干什么？在家里，房子是自己的，河里的水不要钱，土里的菜不要钱，田里的谷子不要钱，山里的柴不要钱，勤快点，田里土里山里都可以来钱。” 　　阿东苦笑，说他早几年在煤矿做事，伤了腰子，挑不得重东西，扶不得犁耙，不然，他是很愿意回去的。说这几年村子里年轻一辈的外出打工的多，好多屋边子的好土、屋门口的好田都荒了。他看着那些好土好田没人种，长满了杂草，心里痛。 　　我的心也跟着一痛，脑子里浮出前年回老家给阿爸修坟时所看到的情景来。一条条引水沟干了，沟里的杂草齐人高；一坡坡的山田荒了，大朵大朵的猪吃菜在本应该栽种水稻的田里放肆地生长着；还有那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山土，又全还原了；金秋十月，收获季节，偌大一个村子，四五十户人家，却只有二三十个人在割稻子、摘茶籽、挖番薯；而且，那些弯腰举镰的人、抬手攀枝的人，都是些花白着头发的阿公阿婆，年轻的健壮的身影，一个都不见…… 　　记得小时候，整个山村是多么地兴旺多么地生机盎然啊。春天来了，油菜花开了，一垄一垄的油菜，金灿灿的，把人的眼睛都染黄了；夏天，水稻田里，大人子手端一个脸盆在前面抛撒化肥，细伢子细妹子跟在后头，你几行、我几行的耘田，大人子撒完化肥就坐在田头歇气，没人管束的细伢子就趁机你追我赶打水战；还有挖红薯挖土豆时那个热闹，阿叔大伯们放响屁讲荤话，大娘婶子们趁队长不注意，故意丢下一两个红薯土豆给跟在屁股后头的自家孩子捡，最开心的，当属拿把小锄提个小蓝跟在大人后面捡篓子的细伢子细妹子了，一个个眼睛尖得跟孙猴子一样，别说手指头粗的红薯、鹌鹑蛋一样大的土豆，就是红薯筋土豆筋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记得阿爸在世的时候，每次说起土改时候的事，话就特多，那个激动兴奋那个高兴喜悦，两眼都放出光来。怎么年轻的一辈就这么不珍惜呢，说不种就不种，拍拍手，就跟把破鞋烂衣扔到荒郊野地似的。 　　我忧心忡忡地问：就没人管么，那些村干部乡干部都不理事了么。 　　阿东还是苦笑，说现在的村干部乡干部和原来生产队的干部大队干部不一样了，光挂名不管事。就有想管事的，也管不了，都是各家各户了，哪个听啊。说村子里整家整户外出的很多，不少的人在城里买了房子，把家安在城里了。 　　我不甘心，再问：就没人心疼那些荒田荒土么。 　　阿东很肯定地说，有。有六七十岁的阿叔阿婶们，子女在外面打工赚了钱，或者要接他们出去见见世面，或者寄钱回家，要他们在家享享清福，田呀土呀，要么就由它们荒，要么就花钱请人种。他们不愿意，说好好的田不栽秧，好好的土不种菜，看了过不得。还有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婆们，看着眼皮子底下的田啊土啊都荒了，骂人哩，骂儿孙们弃田不耕、弃土不种，早晚有一天要遭报应。 　　我沉默了，想着自己如果再一味地追问下去，阿东该心疼电话费了。 　　放下电话，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前年回乡时看到的画面：六七十岁的阿叔阿婶们，弯着早已有些硬的腰子在割水稻，八九十岁的老阿公老阿婆背条凳子坐在田上，手上挥一根竹棍子赶飞来觅食的麻雀子；六七十岁的阿叔阿婶站在打谷机上，额头上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粒子直往下滚，打谷机并不欢快，抗议似地发出难听的吱呀声，八九十岁的老阿公老阿婆，一手扶打谷机，一手抖抖索索地从禾堆上给儿子媳妇递还没打的稻子；伸腰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无一例外地，看着边上那些光秃秃的田、长满杂草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