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里春秋[原创]
2022-01-12抒情散文杨义祥
湖里春秋杨义祥自然界的支离破碎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没有自然界的受支配这种异化形成,精神就不能存在。——张志扬《渎神的节日》一家乡有许多湖,她们大大小小,星罗棋布,象宝石一样镶嵌在富饶美丽的江汉平原上。年少时,湖是我和小朋友们的乐园。……
湖里春秋
杨义祥 自然界的支离破碎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没有自然界的受支配这种异化形成,精神就不能存在。
——张志扬《渎神的节日》 一 家乡有许多湖,她们大大小小,星罗棋布,象宝石一样镶嵌在富饶美丽的江汉平原上。 年少时,湖是我和小朋友们的乐园。 我同湖最早的相识是在放鸭子的时候。那年,生产队里从外地买回了四百只乳鸭,在村子东边的四支渠旁建了鸭棚,围了篱笆,开始养鸭。父亲因为小时候帮人家放过鸭,有一些经验,便被队里安排当养鸭师傅,另有一名青工做帮手。我和邻居的小朋友们便时常得以在鸭棚周围嬉戏追逐。听着小鸭们“呢呢呢呢”的童音,看着它们奶黄色摇摇摆摆的身影,我们便有说不出的新鲜。然而大人们却不允许我们碰一下,显然是怕因为我们的年少无知使小鸭受到伤害。 小鸭的成长期最需要提防疾病、老鼠和黄鼠狼,所以白天好过,夜里却要提高警惕,每当群鸭齐叫或者扑腾转圈时,就一定是周围有了动物的惊扰。这时,父亲便会利索地起床,捻亮了马灯,然后用手电筒在周围转上几圈,当感觉异物已离开时,便“鸭—鸭—”地慢叫几声,象母亲在安抚摇篮里的婴儿一样。于是,鸭群很快便安静下来,进入酣眠。 三四个月后,当绒毛脱尽、成毛长齐,体重达一斤左右时,鸭们便进入了青壮年时期,这就到了它们经风雨、见世面、闯天下的年岁了。 清晨,打开鸭圈,鸭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往河里涌。打水、洗脸、梳理羽毛、扑楞楞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睡僵硬了的筋骨,随即开始紧张地觅食…… 湖自然成了鸭子们的天堂。湖面有茂盛的篙草、荷叶、蒲藤,湖下有灯笼泡、扁担夹、丝杂草等门类多样的水草,水草内藏有大量的鱼虾蚌蠏螺之类,湖滩边和堤埂边有肥壮的蚯蚓……这些构成了鸭子们的“满汉全席”,足以令鸭们味口大开,不一会便撑饱了。饱了的鸭子便摇摇摆摆爬到岸上的草丛中小憩。而先前被搅得一片沸腾的湖面便也有了短暂的宁静。 星期天里,我常常跟随父亲去放鸭子。穿上套鞋,戴上草帽,拖上竹篙,俨然一个小鸭倌。但那个两头高翘而窄小的鸭划子,我却是不敢上的。站上去,不但不敢用篙撑,就连自身也晃晃悠悠直不起身来,稍一用力,就要栽倒在船舱里或者落到水里。而父亲却能操纵自如,遇上堤埂,上岸拖过去;下到湖里,站上一头,另一头便高高翘起,象军舰,竹篙往水下一点,篙身一弹,鸭划子便箭一样射向湖心。父亲挺立梢头,一声吆喝,数百只鸭子便齐声应和,一阵又一阵,湖面便荡过一阵阵温暖的风。鸭子们在水面一路路摆开,在父亲的驱逐和吆喝下,划波踏浪,奋勇向前。湖面便完成了一幅铁流滚滚、浩浩荡荡的进军图。这时候,我觉得父亲不只是放鸭的师傅,而是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后来,我慢慢觉得,抛却入世的烦恼,远离“阶级斗争”的前线,同上苍造化的自然风物在一起,同被他挥洒自如的鸭子们在一起,这对于家庭出身成份颇高(实为地主)的父亲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尽管父亲仅八岁就离开了地主身份的家,去给人打柴、放鸭、帮工。尽管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治口号点燃间或的绿灯。尽管父亲不到二十岁就来到我们世代赤贫的杨家撑门①。然而,“阶级斗争”的寒风苦雨又有什么样的旮旯不能刮到呢?) 记得打我懂事时起,母亲常常无奈地叹息:你爸爸是在不该出生的时候出生的。他是蛇年巳时出生,本来“双蛇出洞”的“八字”不错,如果春夏之季出生,那将有不错的前程,可你爸爸偏偏是冬天出生。一片冰天雪地,蛇当然只能蜷缩着躲在洞里,而且还要忍饥受冻。母亲用“命”不好来解释父亲错投在地主家庭,一出生就遇上土改划成份,刚成人又赶上“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当然只能是雪上加霜了。 我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和母亲的不平则鸣以及奋力抗争了。实话说,任何个人要想与强大的社会政治环境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尤其是象“文革”这样大面积、长时间是非颠倒、红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专制时期。但是,母亲依然时常愤愤不平,母亲的抗争是有坚实的后盾的:他黄家(家父姓黄)是地主,我杨家却是世代贫雇农。母亲抗争的效果是低微的,她疲倦的时候只能借命运不好来安慰自己。她当然不会懂得,在当时的乡村,只要你是“黑五类”家庭或者与之有稍微的牵连,这顶帽子,就如同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一样,任凭个人有通天的本事,你也动弹不得。 不多久,父亲就不能再放鸭子了,有人对生产队长说,贫下中农们都在插秧割麦,四类分子的子弟怎么能干轻松活呢?我记得父亲听后,气愤地撂下竹篙便走进了插秧的队伍,我自然也失去了当“小鸭倌”的机会。 二 那段年岁的农家,总是缺少燃料,父母亲通常在晚上甚至中午收工后的间隙里都要去砍柴,而离村子稍远的湖边野蒿、茅草最深,也因而成了村民们抢柴的好去处。 炎炎烈日下,牛们躺在树荫下,张大了鼻孔喘气,并时不时下到水坑里滚泡一阵。而父母及那些青壮年乡亲却多数挥动镰刀、弯腰弓背在堤坡或者田埂上。他们将砍倒的柴草平铺在身后,晾在太阳下,远远地就像一段段铁轨。衣服在烈日下湿透,又在晚风中吹干。渴了,掬一捧湖水,所有的疲劳便咕嘟咕嘟咽进了肠胃。只有清冽的湖水将他们辛劳的影子倒映在粼粼的波光中。
我同湖建立真正的友谊是小学四年级以后。暑假到了,邻居的小长和喜巴②便来邀我:和平,砍柴禾去。于是,我们扛着扁担夹子,手握镰刀出去了。镰刀通常要带两张,据说是在水中割草,刀口易钝。到得湖边,借着刚来的劲头,我们先是按照划定的方位,自己割自己的,割成一捆后,便吃力地拖上岸去,晾晒起来,以便水气蒸发,减轻挑回家的重量。湖里边的篙草又壮又深,钻进去有时候根本见不到同伴在哪里。难怪小人书上讲,在刁汊湖里,新四军的船队神出鬼没,鬼子汉奸闻风丧胆。我们这里也住过新四军,要是能摸到一枚弹壳,那才叫收获哩。 “弹壳”没有碰上,鸟蛋倒是有的。运气好的话,一窝能有上十只蛋。估摸着足足可以回家交差了。我们便开始了真正的野炊。掰几个野生的篙芭,抽几支野生的藕稍,架起一堆干柴,将鸟蛋放进去,几分钟就熟了,单是闻一下,就馋涎尺把长了。这纯正的“绿色食品”,将我们的饥饿和疲劳冲刷得无影无踪。 体力恢复了的我们,便开始无所顾忌地在湖水中调戏。一会儿四面朝天躺在水面仰泳,让太阳不知羞耻地检阅;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个猛子钻到同伴背后,吓他一个冷不防;一会儿举起双手立在水中,说踩水的样子是不是鸭子做的榜样;一会儿推掌击水,让对方背过脸去狼狈逃蹿……少年不识愁滋味,这短暂的欢乐的日子很快便淹没在岁月的河流中了。 三
深秋以后,湖水下跌,各种捕鱼工具纷纷出门,湖面上人来人往,鱼肥人欢。 然而,湖的慷慨却没有换来人的宽容,湖的肥美也挽救不了她消亡的命运。
不多时,“学大寨”的风便刮了过来。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毛老人家树了两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从当时风行的书籍中知道,大寨大队位于山西省昔阳县,那里穷山恶水,满目荒瘠,很难找到泥土,所以难以种粮食。他们的领头人陈永贵便领着乡亲向七沟八梁开战,向虎头山要粮,他们“三战狼窝掌”,筑蓄水大坝,劈山造梯田,硬是让荒瘠的虎头山种上了玉米、大豆等作物。 大寨人这种不向贫穷低头、不被荒山压倒的精神,这种勇于向自然界宣战、敢于战天斗地的气魄深为毛老人家所赞赏。于是有了当时喊得震天价响的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一时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风靡大江南北。 江汉平原怎么学呢?山虽然没有,湖却是不少的。于是,平整土地、围湖造田,让荒湖变成米粮仓,这些最现实的设想,走上了地方领导的桌面。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向荒湖开战的理论和行动统一在了湖的身上,统一在了我的善良而无知的乡亲们身上…… 四五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清澈见底、水美鱼肥的湖也永远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现在,我偶尔陪同爱人和儿子重返老家,一个一个村民们推挖的鱼池不时地闪现在公路两旁,它让我间或找到了“鱼米之乡”的见证。我不由得追忆起我的“城南旧事”,但儿子却只能用惊奇和摇头来回应,甚至露出羡慕的神情。 我知道,这鱼池中的水是永远不可能回归于湖泊中的水了,儿子的少年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复习我少年时代的“功课”了。 2001年12月22日
杨义祥 自然界的支离破碎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没有自然界的受支配这种异化形成,精神就不能存在。
——张志扬《渎神的节日》 一 家乡有许多湖,她们大大小小,星罗棋布,象宝石一样镶嵌在富饶美丽的江汉平原上。 年少时,湖是我和小朋友们的乐园。 我同湖最早的相识是在放鸭子的时候。那年,生产队里从外地买回了四百只乳鸭,在村子东边的四支渠旁建了鸭棚,围了篱笆,开始养鸭。父亲因为小时候帮人家放过鸭,有一些经验,便被队里安排当养鸭师傅,另有一名青工做帮手。我和邻居的小朋友们便时常得以在鸭棚周围嬉戏追逐。听着小鸭们“呢呢呢呢”的童音,看着它们奶黄色摇摇摆摆的身影,我们便有说不出的新鲜。然而大人们却不允许我们碰一下,显然是怕因为我们的年少无知使小鸭受到伤害。 小鸭的成长期最需要提防疾病、老鼠和黄鼠狼,所以白天好过,夜里却要提高警惕,每当群鸭齐叫或者扑腾转圈时,就一定是周围有了动物的惊扰。这时,父亲便会利索地起床,捻亮了马灯,然后用手电筒在周围转上几圈,当感觉异物已离开时,便“鸭—鸭—”地慢叫几声,象母亲在安抚摇篮里的婴儿一样。于是,鸭群很快便安静下来,进入酣眠。 三四个月后,当绒毛脱尽、成毛长齐,体重达一斤左右时,鸭们便进入了青壮年时期,这就到了它们经风雨、见世面、闯天下的年岁了。 清晨,打开鸭圈,鸭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往河里涌。打水、洗脸、梳理羽毛、扑楞楞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睡僵硬了的筋骨,随即开始紧张地觅食…… 湖自然成了鸭子们的天堂。湖面有茂盛的篙草、荷叶、蒲藤,湖下有灯笼泡、扁担夹、丝杂草等门类多样的水草,水草内藏有大量的鱼虾蚌蠏螺之类,湖滩边和堤埂边有肥壮的蚯蚓……这些构成了鸭子们的“满汉全席”,足以令鸭们味口大开,不一会便撑饱了。饱了的鸭子便摇摇摆摆爬到岸上的草丛中小憩。而先前被搅得一片沸腾的湖面便也有了短暂的宁静。 星期天里,我常常跟随父亲去放鸭子。穿上套鞋,戴上草帽,拖上竹篙,俨然一个小鸭倌。但那个两头高翘而窄小的鸭划子,我却是不敢上的。站上去,不但不敢用篙撑,就连自身也晃晃悠悠直不起身来,稍一用力,就要栽倒在船舱里或者落到水里。而父亲却能操纵自如,遇上堤埂,上岸拖过去;下到湖里,站上一头,另一头便高高翘起,象军舰,竹篙往水下一点,篙身一弹,鸭划子便箭一样射向湖心。父亲挺立梢头,一声吆喝,数百只鸭子便齐声应和,一阵又一阵,湖面便荡过一阵阵温暖的风。鸭子们在水面一路路摆开,在父亲的驱逐和吆喝下,划波踏浪,奋勇向前。湖面便完成了一幅铁流滚滚、浩浩荡荡的进军图。这时候,我觉得父亲不只是放鸭的师傅,而是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后来,我慢慢觉得,抛却入世的烦恼,远离“阶级斗争”的前线,同上苍造化的自然风物在一起,同被他挥洒自如的鸭子们在一起,这对于家庭出身成份颇高(实为地主)的父亲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尽管父亲仅八岁就离开了地主身份的家,去给人打柴、放鸭、帮工。尽管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治口号点燃间或的绿灯。尽管父亲不到二十岁就来到我们世代赤贫的杨家撑门①。然而,“阶级斗争”的寒风苦雨又有什么样的旮旯不能刮到呢?) 记得打我懂事时起,母亲常常无奈地叹息:你爸爸是在不该出生的时候出生的。他是蛇年巳时出生,本来“双蛇出洞”的“八字”不错,如果春夏之季出生,那将有不错的前程,可你爸爸偏偏是冬天出生。一片冰天雪地,蛇当然只能蜷缩着躲在洞里,而且还要忍饥受冻。母亲用“命”不好来解释父亲错投在地主家庭,一出生就遇上土改划成份,刚成人又赶上“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当然只能是雪上加霜了。 我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和母亲的不平则鸣以及奋力抗争了。实话说,任何个人要想与强大的社会政治环境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尤其是象“文革”这样大面积、长时间是非颠倒、红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专制时期。但是,母亲依然时常愤愤不平,母亲的抗争是有坚实的后盾的:他黄家(家父姓黄)是地主,我杨家却是世代贫雇农。母亲抗争的效果是低微的,她疲倦的时候只能借命运不好来安慰自己。她当然不会懂得,在当时的乡村,只要你是“黑五类”家庭或者与之有稍微的牵连,这顶帽子,就如同压在孙猴子身上的五行山一样,任凭个人有通天的本事,你也动弹不得。 不多久,父亲就不能再放鸭子了,有人对生产队长说,贫下中农们都在插秧割麦,四类分子的子弟怎么能干轻松活呢?我记得父亲听后,气愤地撂下竹篙便走进了插秧的队伍,我自然也失去了当“小鸭倌”的机会。 二 那段年岁的农家,总是缺少燃料,父母亲通常在晚上甚至中午收工后的间隙里都要去砍柴,而离村子稍远的湖边野蒿、茅草最深,也因而成了村民们抢柴的好去处。 炎炎烈日下,牛们躺在树荫下,张大了鼻孔喘气,并时不时下到水坑里滚泡一阵。而父母及那些青壮年乡亲却多数挥动镰刀、弯腰弓背在堤坡或者田埂上。他们将砍倒的柴草平铺在身后,晾在太阳下,远远地就像一段段铁轨。衣服在烈日下湿透,又在晚风中吹干。渴了,掬一捧湖水,所有的疲劳便咕嘟咕嘟咽进了肠胃。只有清冽的湖水将他们辛劳的影子倒映在粼粼的波光中。
我同湖建立真正的友谊是小学四年级以后。暑假到了,邻居的小长和喜巴②便来邀我:和平,砍柴禾去。于是,我们扛着扁担夹子,手握镰刀出去了。镰刀通常要带两张,据说是在水中割草,刀口易钝。到得湖边,借着刚来的劲头,我们先是按照划定的方位,自己割自己的,割成一捆后,便吃力地拖上岸去,晾晒起来,以便水气蒸发,减轻挑回家的重量。湖里边的篙草又壮又深,钻进去有时候根本见不到同伴在哪里。难怪小人书上讲,在刁汊湖里,新四军的船队神出鬼没,鬼子汉奸闻风丧胆。我们这里也住过新四军,要是能摸到一枚弹壳,那才叫收获哩。 “弹壳”没有碰上,鸟蛋倒是有的。运气好的话,一窝能有上十只蛋。估摸着足足可以回家交差了。我们便开始了真正的野炊。掰几个野生的篙芭,抽几支野生的藕稍,架起一堆干柴,将鸟蛋放进去,几分钟就熟了,单是闻一下,就馋涎尺把长了。这纯正的“绿色食品”,将我们的饥饿和疲劳冲刷得无影无踪。 体力恢复了的我们,便开始无所顾忌地在湖水中调戏。一会儿四面朝天躺在水面仰泳,让太阳不知羞耻地检阅;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个猛子钻到同伴背后,吓他一个冷不防;一会儿举起双手立在水中,说踩水的样子是不是鸭子做的榜样;一会儿推掌击水,让对方背过脸去狼狈逃蹿……少年不识愁滋味,这短暂的欢乐的日子很快便淹没在岁月的河流中了。 三
深秋以后,湖水下跌,各种捕鱼工具纷纷出门,湖面上人来人往,鱼肥人欢。 然而,湖的慷慨却没有换来人的宽容,湖的肥美也挽救不了她消亡的命运。
不多时,“学大寨”的风便刮了过来。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毛老人家树了两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从当时风行的书籍中知道,大寨大队位于山西省昔阳县,那里穷山恶水,满目荒瘠,很难找到泥土,所以难以种粮食。他们的领头人陈永贵便领着乡亲向七沟八梁开战,向虎头山要粮,他们“三战狼窝掌”,筑蓄水大坝,劈山造梯田,硬是让荒瘠的虎头山种上了玉米、大豆等作物。 大寨人这种不向贫穷低头、不被荒山压倒的精神,这种勇于向自然界宣战、敢于战天斗地的气魄深为毛老人家所赞赏。于是有了当时喊得震天价响的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一时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风靡大江南北。 江汉平原怎么学呢?山虽然没有,湖却是不少的。于是,平整土地、围湖造田,让荒湖变成米粮仓,这些最现实的设想,走上了地方领导的桌面。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向荒湖开战的理论和行动统一在了湖的身上,统一在了我的善良而无知的乡亲们身上…… 四五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清澈见底、水美鱼肥的湖也永远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现在,我偶尔陪同爱人和儿子重返老家,一个一个村民们推挖的鱼池不时地闪现在公路两旁,它让我间或找到了“鱼米之乡”的见证。我不由得追忆起我的“城南旧事”,但儿子却只能用惊奇和摇头来回应,甚至露出羡慕的神情。 我知道,这鱼池中的水是永远不可能回归于湖泊中的水了,儿子的少年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复习我少年时代的“功课”了。 200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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