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职的“公务员”

　　公务员，在眼下的中国乃是一个谦词，实则是官员的代称（至少是党政机关以及参照党政机关待遇的群团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代称）。这么说来，当上一个公务员，就意味着当了官，那可是光宗耀祖、十分惬意的一桩事体呢。明白人无不这样认识，认为。偷瞧一眼那工资花名册，就更坚定了这个判断。 　　但在三十年前，公务员这个称呼可是名实相符的。倘若要找一个合适的代称，那就是勤务员吧。那时，在人民军队里，公务员专门供职于营级以上机关。既然在机关工作，基本上服务于首长，其人员的综合素质当然为一流，政治过硬军事高强自不必说，身材健壮相貌端正也在不成文的标准之中，敏捷灵便、见机生情、脚勤手快这些软素质更是首选。 　　是了，我这篇文章要说的就是一位“公务员”，而且是一位很好的“公务员”。 　　与这位“公务员”接触并相处之时，我的本真身份乃一名士兵，甚至是奶臭未干的一名新兵。但是，我行啊！军政素质皆过得了硬的我，早早就被营首长所相中，纳入视野，准备用一用。更何况，在士兵当中，我的文化水平超乎寻常——有几次，我一个人包干了连队壁报的出版：先设计一个版面，然后画刊头，再然后横着竖着抄文章，而那文章，或叙述，或评论，都由我构思、写作并储存在脑壳里，白纸一铺，毛笔一举，刷刷刷写来就成。文章“抄”毕，在那故意留着的空白地方，我还挖空了心思搞上一点插图与尾花呢。而且，我还有着一个好品格——谦虚谨慎着呢——完全符合“两个务必”的标准。这样，我在连队里很短暂地当了一段文书之后，就被教导员死乞白赖地“说服”了连队的指导员，将我从连队里挖到了营部，代理营部书记一职。身居其位，享其待遇（工资除外）。如此，我怎么就不可以早早就被公务员服务着了呢——打水扫地，端茶递水一类活儿，本该我自己来做，甚至我为首长做，但都让公务员做得好到十分了。 　　这位“公务员”的名字叫赵卫平。他的家乡是丽江白沙乡的玉湖村。为着让大家先有个印象，我将他的有关情况先作一番简介。赵卫平，1976年3月应征入伍，经过新兵连训练、考验，被首长所看重，于是选他到营部工作，司职于“公务员”岗位。他比我略高一点，大约1米75的样子，圆脸，大眼，高鼻梁，双眼皮，一笑两个酒窝。而且，他与同行的他的纳西族同胞有着很大的区别——皮肤白净、细嫩。 　　赵卫平当着“公务员”不久，我这个与赵卫平一起入伍，当兵一年多点、连党员也不是、于边地来的士兵，就被“破格”，从十连调到营部代理“书记”一职。这个“书记”，虽然不是党委书记，但权力却大得很，它乃是集秘书、参谋、干事、“管家”、军械管理等等要务为一体的一个角色。嘿，我至今也不明白，多少中原、江南地方入伍的，似乎文化和我相当、但口头表达能力比我强得多的战友，为什么都没能捧上这个香饽饽。 　　于是，我与赵卫平朝夕相处。因为是同一个年度的兵，彼此就没甚隔膜。我随时使唤他干这干那，而他又不时“指挥”我做这做那。一些日子过去，就十分相熟。既是老乡，又是“上下级”，通过他，我又认识继而熟知了营部炊事班、通信班、测量班、技术室、卫生所、加工厂的人员，我便对他由相处甚笃而转向依赖了，通过他，我“领导”这几十个身怀绝技的勤杂兵（工程师、医生等干部除外），让他们上好地服务于营机关营首长及其全营，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可能有些读者朋友不明了部队“公务员”岗位的职责，不妨要言几句。读过描写民国时期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朋友，大约都熟知一个词汇：马弁。这是国民党军队里的称谓，其职责就是养马、牵马、铺床、端饭倒水，服侍长官（甚至还连带着服侍长官的家属）。而我们人民军队里的服务员，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弁”这类贬称，而上升到“公务员”的体面称呼了。他们的职责，也从单纯的为“长官”效劳，转变成为机关、首长的办公室服务。 　　我虽然不是什么“首长”，连干部都不是，但属于营机关里的管理者、脑力劳动者，又坐在一把十分“中枢”的椅子上，便被纳入“公务员”的服务范围，成为唯一被“公务员”服务的营级以下特殊工作人员，其待遇甚至远远超过了卫生所的医生、技术室的工
程师（他们起码得自己打水扫地）。 　　当时的“公务员”赵卫平对我服务得真好。他虽然与我资历相当，但完全把我当作首长来服侍。且举二三例。 　　我当时的工作场所，可谓“四合一”：办公室、接待室、仓库、宿舍。电话机就在我的书桌上、枕头旁，备用的枪支弹药，就在我的床铺底下。可能是因为我面容和善、言语谦恭的缘故，来营部办事或者开会的连队人员，比如连长、指导员等等，都喜欢先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聊一聊。有的指导员甚至说：“小马呀，你如果从新兵连分到我们连，就是我们连队的福气喽！”有了这样的人脉，就在营党委讨论我入党一事之时，所有的指导员（都是营党委委员）都对我加以赞赏，都投了我的赞成票。 　　而连队来人之时，我从来不大呼小叫，吆三喝四——既不去通信班喊人，也不上测量班拉夫，而是自己悄悄找来杯子，拎来水壶，为他们沏上茶水。一次，在广西的宁明县磷肥厂，老连队的汤指导员来驻扎在此的营部开会，会后喝高了一点儿，非得叫我送他回连队（大约我在这个连队当文书时，指导员形成了对我的依赖）。我也就在请示过并征得营首长同意后，别上压满子弹的手枪，并挎上了冲锋枪，且在胸前挂上压满了弹丸的子弹袋，之后，喊了一个通信兵跟随着，将汤指导员扶着回到了一公里山路以外的连队。 　　我在接待着连队来人的时候，公务员并不是在偷懒，而是在紧张地布置会场呢。我为他做点拾遗补阙的事儿，有什么不应当呢！ 　　炊事班的侗族战士尹老李等人告诉我，每天早上，赵卫平在打扫营部办公室的同时，都要时不时地瞄一瞄我的门。我的门一开，他马上就钻进去（他与我往往擦身而过），刷一声拉开窗帘，整整这，弄弄那。待到我从茅厕塘转回来，他已将我的办公室打整得规规矩矩：文件、文稿、书籍、笔墨纸张摆放得整整齐齐（赵卫平比我先入党，保密意识比我还强）。有时，我写了毛笔字，又有急事情去办，来不及清洗毛笔，赵卫平就将我的毛笔涮洗得干干净净。 　　我既然管理着营部备用的枪支弹药（各连队和营部的常备武器虽然也由我管，但只是管管数字而已），就要将之时不时地点验、保养一番。 　　每在我摆弄这些武器之时，赵卫平只要有空，必定走拢来，帮着我弄这弄那，或者点数数量，或者擦拭枪支，或者问我一下手枪的使唤射击要领（当时士兵是没有手枪射击的机会的，赵卫平作为公务员，只能使用冲锋枪。而我则可以择机别了一把手枪，挎上一盒未加登记的子弹，叫上一个通信兵，或者连队里的一个排长、一名勤杂兵，以验枪的名义到山沟里去打雀雀鸟鸟）。但，他从不管那些“闲弹”，也就是从越南拿回来的没有登记在册的子弹，既不问也不数，只是偶尔瞟一眼，偶尔问一句怎么办？我就答应他，我知道怎么处理！ 　　我虽然是永胜县的人，但先参加工作到丽江汽车运输总站，然后再从丽江去当兵，我的战友也基本上就是丽江人。丽江人最是讲究乡情。我在连队当文书时，因为所处的空间大一点，连首长对我又甚是宽容，驻扎在远处连队的战友，节假日来找我玩的人就多。我到营部以后，环境更好，靠拢集镇不说，还可以叫炊事班加餐，改善生活，来找我玩耍的老乡战友就更多。 　　这样，我就很忙了。不但要操持茶水、瓜子这些待客之物，而且往往还要到街上去，买只野兔野鸭回来，打整好了，拎去请炊事班加工。而每逢这种时候，赵卫平就成了我的好帮手。甚至，他完全代替我整整这，弄弄那，剥兔皮，拔鸭毛，打扫战场。因为逢着节假日，除了值班者，营首长都回家休息去了，没有多少服务工作可做。“公务员”将值班的首长服侍好以后，就可以全力以赴来我这里做事。而一旦我们的“野味”熟了，必定去请值班的首长来加以品尝、指导。首长乐得顺手推舟。更何况，每个营首长对营部办公室的赵卫平与我这两个“御林军”，都是喜爱有加的。 　　回想起来，最过意不去的是，赵卫平有几次为我洗衣裳。 　　说上这么一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按照首长的安排，办了一个文书培训班，培训连队文书怎样草拟文字材料，怎样协调连部勤杂兵的关系，怎样服务于连队首长，怎样办好墙报，以及怎样登记并保管好文件，怎样保管好枪支弹药。别人休息了，我还得伏案劳作，准备教案。这样，我换下来的脏衣裳，一时就没有时间去洗，只好将之挂在门背后。一天晚饭后，我又去门背后挂脏衣裳时，却发现先前挂上去的脏衣裳不见了。我没有声张，慢慢在军营里溜达，逛到营部会议室后面时，看到临时拉起来的一根绳子上，挂着几件军服。我走上前去，翻开领章，朝里边登记名字的那一栏一瞧，嘿……此后，我回到办公室，将椅子搬到门前，捧了一本参考资料，装出个认真在瞧的样子。瞧着瞧着，就瞧入了迷。待到天色发昏，进入办公室之时，却见一叠衣裳规规矩矩地放在了我的床铺上。 　　（一个小秘密：我们的李副营长，准备招赵卫平为女婿呢。李副营长乃是我们云南普洱县人，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军事素质十分了得，可以用老式步枪打下飞着的乌鸦。当时我们团第三营的和营长，还是他从国民党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呢。只是由于文化低一点，运气差一点，他就在基层一直当着副营长。而我们新兵连的名誉连长，就是由他担任的。在新兵连，李副营长就看上了赵卫平。赵卫平到营部锻炼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表现就更被李副营长所喜欢了，于是，李副营长就动了一个念想，将自己的千金独女鸿雁与赵卫平配为鸳鸯——这是很多年以后，营教导员给我讲的） 　　1979年年初的那一场局部战争，改变了情况。 　　事情来得很突然。马上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出发——我们铁道兵第十团要配合兄弟部队，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立即开赴广西前线。我在准备自己的携带物件之外，只来得及做了三件事情：安排各连队文书严格管理好武器、文件；手书一个文件，任命十连的一个排长王本兴为我们营留守后方的党支部书记；将不带走的武器造册（也有不入册的），移交给接替我的后方营部书记——营首长安排赵卫平担任这个角色。 　　在广西前线，营首长临时从通信班抽调潘家华来担任公务员工作，主要配合我做事，而几位营首长的警卫事宜，另有安排。
对越战事很快结束。我被安排了到师部教导队报到，研修军事与铁道工程管理。于是，返回山西太原，钻进尖草坪的一个废弃了的陶瓷厂里面，潜心学习。 　　不久之后，噩耗传来，赵卫平没了，没于一次事故，淹没在离营部大约一公里以外的汾河水库里。刚刚听到消息之时，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么机灵的人，哪有可能死于非命！过后，听了战友们从各个角度出发的言说，又平心静气作了分析，我始信然。就说两点。 　　“宠”坏了。赵卫平自从在新兵连被营首长看上，就一路顺风，当了“机关兵”，在营部里“养尊处优”，未在老连队的艰苦环境里摔打过，未在施工与执勤等方面吃过苦头，甚至未在新老兵混杂、各省兵交叉的班排里受过基本的竞争进步的洗礼，而且很快入了党，平时又被营首长惯着，优越感强于营部的其他士兵。这样，就缺少了定力方面的修炼，便难以经受住角色的转换，一旦岗位变动，一时之间便找不着“北”，于是就只好“跟着感觉走”了。 　　欠缺“十八般武艺”的操练。人是眼耳鼻舌身的一个复合体，人的品性与能力，也是一个复合体。光是注重脚勤手快，显然不够——在为人之道上残缺着呢。操持能力不培养，难得做成大事情。一旦有权在握，就掌握不了，任由自己的性子、想象行事，最终怎能不又误事情又误自己。由此想到，一些人，凭着乐于吃苦的性情，可以将“公务员”当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但也仅仅就是自己能够当好“公务员”而已，为他配备一名“公务员”，他就不晓得如何使唤了。 　　听到赵卫平走了的消息之时，他已经“走”到了家乡。我同时听到，是我的另一位好战友唐嘉福，焊接了大钉耙，从汾河水库里将赵卫平的遗体打捞上来，经火化后，又将赵卫平的骨灰盒昼夜抱在胸前，送回到丽江赵卫平的家中。当时，我无可出力，只能扑闪泪花，遥望西南，祝卫平兄弟一路走好。 　　以上这些话语，我只是叙说了赵卫平“服侍”我这个没有名分的营部工作人员的点滴情景。由此推之，皴染开去，他对营首长的服务该是怎样一种状况，该是怎样地“公务员”，就十分地容易想象了。 　　哦哦，那年月，我们都还只是二十二三的细小伙子呵。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