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煤海深处的岁月

　　　　　　　　　　　文/杨志广 　　十八岁，正是人生的花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刚满十八岁的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在家乡务农，于是千里迢迢来到东北，在父亲所在的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开始了自己虽不漫长却也并不短暂的矿工生涯。 　　人们都知道，井下采煤工俗称“煤黑子”，工作苦、脏、累、险，世人看不起，姑娘不愿嫁。每天早七时、午后三时或者夜里十一时，我必须准时来到更衣室，手脚麻利地换上潮乎乎的工作服，戴好矿帽，穿好矿靴，来到发灯的窗口领完矿灯，接着和工友们一起到井口排队入井，让飞速下沉的罐笼把我们送到350多米深处的地心——这与阳光、与绿色、与女人完全隔绝的黑色世界。然后坐上十几分钟的载人矿车，徒步走过蜿蜒曲折的巷道，再经过几个坡度很大的上下山，最后来到我们831队所在的采煤工作面。我就这样，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样枯燥而艰辛的工作，像一只旋转的陀螺。 　　刚入矿那阵，初次下井的我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好象进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迷宫。黑漆漆的巷道，只有不停闪烁的矿灯在远处晃动。入井时，工友们在前面领着我，下班时我更是一步也不敢离开大伙，惟恐迷路找不到升井的出口。直到半年以后，我对井下的一切才终于由陌生慢慢变得熟悉起来。那时正值80年代初期，煤矿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没有综采机，而我们所采的又是个薄煤层工作面，高度只有1.4米左右，人在工作面里根本无法站立，甚至连弯腰都非常困难，只能蹲着干活。炮声响过之后，我和工友们得立即爬进工作面，两人一组，一边进行顶板支护，一边用铁锹将爆破蹦落的原煤攉到刮板运输机上。掌子面里煤尘飞扬，机器的轰鸣声、金属的碰撞声，夹杂着工友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头上的顶板不时有碎石落下，片落的煤帮随时会把你的胳膊或腿脚砸得青紫。“三块石头夹块肉”，人们常用这句话来形容煤矿井下工作的艰险，只有亲临煤矿井下的人才有切身的体验。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环境着实让我胆战心惊、手忙脚乱。可看看身边的工友，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老师傅，他们却是那样镇静自若，干起活来得心应手，如同我家乡的农民在田垅上娴熟地收割着黄澄澄的小麦。由于身体单薄，干活的时候我总是落在最后。每当这时，那些看似粗鲁的“黑哥们”总是不动声色地来到我的跟前，帮我打支柱、扫浮煤，特别是那位待人和善的组长李师傅怕我进掌子被碰伤，还尽量给我分配些像看皮带、运木料之类的轻活。大家知道我业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以后，就不再叫我的名字，而是喊我“秀才”。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当时自己只不过仅仅在矿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而已。 　　特殊的自然环境，使矿工的性格大都变得粗犷豪放。地心深处没有女人，在这只属于男子汉的世界里，大伙喜欢开玩笑，那玩笑开得粗野、放肆、下流、没有遮拦；喜欢讲荤笑话，会把自己编的和班组里某某的媳妇偷情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讲得让人面红耳赤。我们班有个叫刘恒的，个子不高，工资却已涨到七级，人称“刘大工”，因为他的媳妇长得标致，大家没事总拿他取乐。每逢这时，他也不急不恼，任凭他们过足嘴瘾。班上有个大李子，人很痞，口无遮拦。一天班中休息时，他刚出掌子面就嚷嚷开了：“弟兄们听着，告诉大家一件新鲜事——昨天晚上，‘刘大工’那口子跟我那个了……”大李子说着凑近大伙，接着煞有介事地说：“你猜怎么着，昨晚我去他家串门儿，正赶上‘刘大工’不在，他那小娘子见我进门，一个劲朝我飞眼儿，身子直往我怀里靠，我哪受得了这个呀！”“最后咋样了？”一位工友高声问道。“那还用说？我三下五除二就脱了她的衣裳，嘿！那皮肤别提多白了！……”“嗷！——”大伙一阵哄笑。这时一直没有言语的“刘大工”腾地站起来，对着比比划划的大李子抬腿就是一脚，嘴里骂道：“奶奶的，叫你白！”工友们又是一阵哄笑。这样让人开怀的事经常都会发生。可我们这些工人们个个都是顶呱呱的硬汉子，个个都是煤海里腾跃的蛟龙！就说我们这个只有20几人的采煤一班，年纪最小的18岁，最年长的53岁，每月硬是用汗水和结满硬茧的双手从千尺地下为国家采出几千吨煤炭。有好多次，矿领导敲锣打鼓把高产喜报和锦旗送到我们的采煤队，有的生产能手还进京受到了煤炭部领导的接见。每当这时，工友们总会发出自豪而爽朗的笑声。 　　在采煤一班，不能不提到我们的班长老赵——一位身材魁梧、性格粗鲁的汉子，他对人很凶，从不留情面。一次班里组织我们往掌子面运金属支柱，只干了不到半小时我就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干脆坐在地上不再动弹。老赵过来喊道：“喂！秀才，别人干活，你咋坐着不动？”“干不动呗。”　我漫不经心的回答激怒了老赵，只见他眼睛一瞪吼道：“不干，没工。熊×样！”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冲他喊道：“好，你骂人？！我还真的不干了呢，我这就升井！”说完便升井回宿舍睡大觉去了。那天我果真被老赵以早退为由扣罚了工资。虽然自知理亏，可我还是决定要设法出一出心头的恶气。于是我在宿舍里冥思苦想，写出了一篇400多字的杂谈《班组长应克服污秽的口头禅》，夸大其词、上纲上线地将赵班长不点名地“批判”了一番。果然不出所料，文章在矿报见报后的第二天，老赵就找到队里诉苦，说自己只是不慎吐出一个脏字就招来这样的羞辱，觉得太丢面子，以后班长没法干了。队党支部曹书记劝他说，文章里又没点你的名字，何况你确实说了脏话，以后注意就是了，弄得老赵有苦难言。而我在暗自得意的同时也在想，以后，老赵会更加怨恨我，一定会想出更多的法子整治我。然而我错了，从此之后他不仅从来没有给我穿过“小鞋”，反而在工作中对我更加关心和照顾，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我们还居然成为了要好的朋友。那是在一次上夜班的时候，我干完活正靠在煤壁上打盹，一根没有打牢的金属支柱突然滑落，正劈头朝我砸下来。这时从我身边经过的老赵手疾眼快，一把将我狠狠推开。一米多高、100多公斤重的铁支柱重重地砸在运输机上，把厚厚的机器外壳砸了个大坑，而我却没有伤着一根毫毛。曾被我写稿奚落的老赵竟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的命！突然间，我感到了这位有着20年井下工龄的老矿工的可敬，并且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而自责。我总也忘不了赵班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干采煤的伙计，都是亲兄弟啊！” 　　三年后，我离开了831采煤队，离开了赵班长和李师傅，离开了可亲可敬的工友们。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故去。但是他们熟稔的身影和音容却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是的，我无法忘记在煤矿井下度过的岁月，因为那曾经涂满我脸颊、涂满我青春岁月的煤炭的黧黑，正是自己人生底片上最为本色、最为光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