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绵阳：外围或者底层，被诗歌引渡的青春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4:17 编辑 <br /><br />绵阳：外围或者底层，被诗歌引渡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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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油坐3毛钱（凭学生证减半）的火车到绵阳，绵阳还只是成绵路、涪城路、公园口、建国门、大观园、警钟街、翠花街、红星楼、解放街、建设街、油坊街。1982年飞雨的秋天。成绵路上的稀泥溅在我的公安蓝的喇叭裤上，我蹲在梧桐树下使劲搓，结果弄得更脏。一个县城，陌生，还没有脱离农业的影子。红星街上有专区党委，建设街上有政府，解放街上有军队。油坊街上真有油坊，还有“只生一个好”的巨幅宣传画。我在大观园里瞎逛，看花花绿绿的的卡的确良。没有可以饱眼福的美女，只有可以饱口福的国营山西面馆的鳝鱼面。排队买票，凭票端面，半自助。计划经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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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熟透绵阳是从火车站开始的。不只上下火车，也去西山观。进一道窄门，穿过多根铁轨，走煤渣路。遇到停站的火车，三、四列并停，饶过或者钻火车肚子。有时人还在车肚子里，便听得铃声四响，汽笛长鸣。连滚带爬出来，发现自己身子还是全的，不曾被轧成段。等火车轮子转圆，人才开始发抖。85年到88年，妹妹在火车站背后的西山观读书，学园艺。教室和宿舍都在山坡上，每次去找她，感觉不到一点城市的压力，像是去自家后山采蘑菇。很多通道还没铺水泥，下雨总是一脚泥，出太阳又是一脸尘土。西山观是名胜古迹，古名仙云观，传说为尔朱仙修炼的地方。有子云亭。为杨子云读书的处所。我不知道尔朱仙和杨子云为何人，多次路过，都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自学古代文学，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司马相如时代的文豪，做骈文的。我最恨骈文，只喜欢现代派，所以每次过子云亭，看也不看。有一次跟曾思云从小溪坝逃票到绵阳，被堵在出站口。我们撒娇，给剪票的小姐写检讨、唱歌，想免于补票，弄得满脸豆豆的小姐哭笑不得，直到一个男人提着警棒过来把我们往派出所拽，我们才掏钱补票。每人五元，思云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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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车站的一个酒馆喝过一回酒。跟贺金陵。有我的妹妹和她的几个同学，其中包括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清茂。喝醉了回西山观妹夫的男生寝室睡。连同贺金陵。1987年上半年，为了阻止我的一个女生自杀，我几次穿过广阔寂寥的丘陵去到遂宁。一个人走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路上，夹杂在一些完全陌生的人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感觉真是别样。丰谷、芦溪、刘营、金华、柳树、桂花、西眉这些地名便是因此记得的。还有遂宁政府街上的榕树，就像巴金在《鸟的天堂》里描写的榕树，婆娑，遮天蔽日。每穿过一个镇，甚至汽车每拐过一道弯，我都会获得一种崭新的视野；这些崭新的视野，改变着我生命的某些地理面貌，并以丘陵独特的颜色和线条，覆盖了我的山地审美。西山观是我的中转站，农专食堂是我的加油站，妹妹的生活费是我的周转金。迷恋一个人，22岁，写诗，穿喇叭裤和红衬衫，蓄长发，只有疯狂，没有浪漫。贺金陵在梓潼县梨雅区卫生院，学世界语，写诗，崇拜海子，尤喜麦子这个意象。文学朋友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都去他那里堕胎。“就是两杯酒一杆烟的工夫，免费不说，还管吃管喝。”听贺金陵在诗歌研讨会上这么说，我恨不得马上就把哪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以享受他的待遇。我羡慕那些20出头就有本事搞大女人肚子的朋友。他们的阴谋是如何得逞的？他们是如何让他们的女朋友躺下的？我的女朋友可是碰也不让我碰，至于她的肚子，在我的想象里一直都只是一朵白云。后来贺金陵考上了西南财大的研究生，毕业去了深圳，打点一家银行，90年代去了新加坡。据说03年回过一次绵阳，作为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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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大观园是绵阳最繁华的地带。从建国门进去，转北街出来，到人民商场。全是卖衣服的。每到绵阳，我都要在那儿买衬衣和牛仔裤。一排排的摊，一排排的店，看得眼花缭乱。不转北街，直往里，就是翠花街。这个旧时的红灯区，早已是饮食一条街。房子还是旧时的房子，做了青楼做酒楼，真是妙不可言。已经很破败了，弥漫着浓郁的霉气。繁华在破败的架构和细节里张扬，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晓得当年翠花街最有名的小吃是什么，但我吃过的要数兰州拉面味道最好。有一回——记不得具体时间了——江油绵阳的诗人在翠花街中段的一家酒楼的二楼大吃了一顿。江油的诗人有蒋雪峰、曾思云、刘强、王洪云。绵阳的诗人有雨田、黄富敏、程永宏。我不知道我是江油的还是绵阳的。应该算江油的吧。吃的中餐，都喝醉了，大谈诗歌，气氛很好。很大的木窗开着，看得见肮脏、拥挤但又美丽修长的翠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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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观园的夜市也卖服装，但只在北街个别的摊点铺面，整个街中心都是卖小吃的。流动摊车，车上有桌椅。蜂窝煤燃烧的气味很浓，但一点不影响人们的胃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着，站着，吃着。“那家子的辣子好辣哦，把老娘的眼流水都辣出来罗。”穿绣花牛仔裤的少女走远了，还在给搂着她腰的男朋友说。麻辣烫，酸辣粉，烧肥肠，毛血旺。5毛一碗。我一晚上吃过6个摊点，三块钱，刺激。嘘——嘘——嘘，到处是被辣疼了的吁声。痛快。有街灯，但电线杆太高，灯泡功率太小，电力也太弱，不管用。管用的是摊主自行撑起的两百瓦的白炽灯，你嘴唇上沾了辣子皮都看得见。摊点固定了，流动的只是人。拥挤。乱。嘈杂。有一次——不是89年就是90年——我跟从平武来的晓武在大观园喝闷酒，看见一个孕妇挤在人群里买猪血吃。挤了很久终于买到了，站着，脸上的幸福在白炽灯的强光里连毛孔都看得见。孕妇很漂亮，气质也好。孕妇一个人。我喝多了酒，怜香惜玉，要过去照顾她，被晓武拖住。那一刻，我真想做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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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大观园、北街、翠花街成了步行街，也是购物中心。好又多是地下商场，有电梯传输。兴力达百货是楼，八九层，欧式味道。一层有肯德鸡，很诱人，从街上过看得见少男少女或母子母女在临窗的桌上享用，蛮异国风情的。我带女儿进去过两回。女儿吃，我看她吃。北街、翠花街依旧繁华，但繁华里只有水泥的气味，没了麻辣烫、炒板栗和剥开的气柑的味道。我喜欢这两条街上的服装专卖店里的牛仔裤和汗衫，百元左右一件，以纯、左丹奴、特步、德尔惠，简洁休闲，又得体。还有警钟街上的浪漫一身，我陪妻子去过几回。兴力达背后是兴力达广场，好又多的屋顶，夜晚的彩喷特别地美。多年前，我抱着四、五套刚打印出的长篇小说在喷泉边清页码，稿子一页页蓬在花草上，身边的喷泉闪烁着霓虹，感觉到的自然是丰收的欣喜。大观园还在，只剩名字，已经不是先前的大观园，简化成了一个小商品市场。仿古建筑，夹在水泥楼之间，不能成势。没有席殊之前，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边看边淘，淘一大摞，抱去算账时总要再淘，忍痛割爱啊，“我在门前（柜台）站了好半天，摸摸口袋没有几个钱”。86、87、88三年，我买的书最多。弗洛依德、尼采、叔本华、弗洛姆、黑格尔、康德、斯宾洛沙、萨特……见一个爱一个，冲击了我旧有的世界观，让我困惑、迷惘甚至绝望，继而从根本上拯救了我。那些年，我教书，吃饭，剩下的钱全都坐车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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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雨田一直是我们诗歌传销的上线。建设街8号里头的一间红砖房是我们最早的据点。日报和《剑南文学》也在里面。雨田在文联打工，听人使唤，时不时溜到《剑南文学》编辑部去瞎吹。一家民国初年的小院，紧凑，别致，也潮湿。当时杂志社还有个把诗人，个把美眉。我有时跟雨田进去，有时一个人进去，与熟人招呼也不打，别人打招呼我点点头。雨田坐在办公桌的玻板上砍大山，我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的瓜藤发呆，想什么时候能在《剑南文学》发一组诗。杂志社的都是名家，虽然读他们的东西觉得并不咋样，但他们总有大篇的东西发表，总有个人的集子出版。我去编辑部得到的实惠就是偶尔在杂志的补白处发一两首小诗，或者讨得一两本稿纸和一摞牛皮纸信封。编辑部主任晓林最大方。有时也去日报窜，小涓在日报，也给我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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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河坝雨田的租屋睡地铺。很少几次。农家小院，但是水泥的。铁链和狗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地铺上谈海子——海子自杀了——读雨田为海子写的悼文。没有哭泣。有的只是悲叹和绝望。有几个蒲团特别漂亮，还嵌了七色的花布。坐在上面，总能感觉一种镇定。雨田把家搬到歌舞团，才有了家的格局和气氛。歌舞团在东河坝，不管走哪条路，都得上河堤。我在河堤上遇见过廖亦武肖开愚邱正伦，在不同的年份和季节。黑暗，是我对那段河堤唯一的记忆。廖亦武跟我同宿过一夜。他不喝白酒喝葡萄酒。他沉默。他在雨田挂有牛头的书房吹箫。他问起我平武国营食堂的圆门洞和小河沟伐木场。他有点老了，城府也深了。肖开愚在上海，有时也在德国，偶尔还读得到他的诗文。没有见识过歌舞团的排练厅，倒是经常听见啊——啊——啊（每个音一定要拐三个弯）的练声。听说有个蒋淑梅了不得，得过梅花奖。夏天的夜晚，雨田总爱光着膀子穿条火窑裤在河堤转，有时也到大街上接客送客，热得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些年，绵阳诗歌的聚会大都在歌舞团，雨田从买菜到洗碗包干，他老婆最多打个杂。兄弟们在书房读书、听音乐，或者和带去的女朋友私语。饭熟了，菜烧好了，凳子准备齐了，酒开了，兄弟们才走书房出来。有一次—1991吧——我在书房听他的长诗《麦地》，进来一个人，大谈阿贝尔的散文诗如何好，并向雨田打听阿贝尔这个人。雨田指着我要开口，我使了个眼色给他。至今阿贝尔对于那个人可能都还是个谜。雨田的书房没有后窗，真是黑。河堤上没有灯，也黑，不时有凶杀案发生。
　　歌舞团现在还在。我们平武白马藏族（有说是氐族的）歌手门朝有还在里头。东河坝不在了，变成了滨江广场。旧时的河堤边耸立起了富临的电梯公寓。雨田也过河去了游仙的新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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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楼。解放街口子上一栋邋遢的旧楼。89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曾思云、蒋雪峰、刘强、何军、黄富敏、王洪云在二楼醉酒。我在酒后酣睡。王洪云拿拖鞋打我的脸。他们都哭了。街上警笛如锯，车轮滚滚。我噩梦醒来毛发直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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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夏天第一次去教育学院，今天物质大厦以西南的广大地区还是碧绿的稻田，去学院还得走田间小路。新火车客站正在建设中，稻田里耸立着钢架，电焊喷出的火花如萤火虫。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知道田边水葵上的露水濡湿了我的裤腿，裤腿上沾了稻花。学院正在建设中，足球场还是瓜田。在校园里散步也等于去了野外。我常去阅览室和舞池，看杂志，请女生跳舞。最爱《收获》，最爱读一个叫杨争光的人的小说。偶尔也请我的女老师跳一曲。她比我小一点，很成熟的。身体，微笑。英语班有个美眉，穿一身纯白，高挑，就像一颗熟透的白樱桃，总是被团委书记垄断。他们在墙角跳贴面舞，身体的好些部位都有接触，慢到最后到了静止。我想象得到那种感觉，也非常地渴望。请了舞伴来摹仿，却被舞伴唾弃，且得到一个流氓的罪名。我也斗胆请过两回那颗白樱桃，感觉是无法言说的美妙，慢舞的她怎么就没有一点质量？我把手环绕在她的腰，我的手就不存在了。每次接触她的酥胸（酥胸——形容她胸乳的唯一的词），我的身体也会短暂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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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院背后靠进安昌河是一家复合肥厂，我有时跟英语班的朋友去那里洗澡跳舞。在集体宿舍，音乐靠收录机放磁带，有时也敲瓷盆。有女青年搂搂抱抱，嘻嘻哈哈，就释放了，轻松了。90年，稻田彻底完蛋，一条大马路从城市伸来，好比血盆大口，吞噬了田野的一切，庄稼，村落，竹林，鱼池，鸟鸣，蛙声，炊烟，留下残砖碎瓦和疯狂生长的野草。砖墙围圈的土地，荒芜。我时常走过圈地，去到刚刚竣工的火车客站广场，看喷泉，听广播里念西安、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哈尔滨这些好听的名字。那样的女声自然与新闻联播的声音不同。性感。第一要素。女性身体的某种东西，女性器官的某种东西。水与分泌物的美妙。10路车已经开通。我不时跟几个死党进城跳舞。死党对在舞池感应女人双乳放电的快乐的描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CT，临园口的一家舞厅，我清楚地记得那盛大的场面，阴暗的光线变化多端，射灯突出着局部，每个男人都搂着一个女人在摇摆，每个女人都被一个男人搂着在摇摆。尽管依然压抑，但毕竟是释放，脸，胸脯，髋。更大的释放在想象里，你干了你想干的，她被干了她想被干的。91年，性解放的前夜，我们的道德的遮羞布已经被打湿。还去过临园宾馆的新世界，百货大楼的红苹果，公园口对面的一家工会俱乐部。搂个姑娘（鬼晓得她是不是姑娘）跳几曲，经受几盘内心折磨，在道德和钞票的底线收手，出一身臭汗。10路已经收车，打车没钱，步行是唯一的选择。有两回也选择坐三轮车，司机也坐，我蹬。我的技术真不错，临园口、科委立交桥都敢闯。到了学院大门，一个个逃之夭夭。“你出车，我出力，咱们两抵。”我们耍了一盘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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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院铁门外独坐，写诗，乌云又厚又低，雷声越来越近，威力越来越大。闪电不时划破天空，把我最不愿看见的神秘展示给我。从眼前一直到远方都没有高楼，我看见的天地间辽远、阴暗、压抑、充满暴力。我写了《无意》20首。“转瞬即逝的幽光/被置于尖锐的麦芒/刀刃上滑行的音符/惊醒我最深的黑暗”。《无意》里的句子。1991年，我是一个诗人，只是一个诗人，力求从人群里超脱出来，找到包含于我肉体又高居在我灵魂的神明。我天天逃课，在安昌河边瞎转，在立交桥上寻找现代感，去公园读帕斯的《太阳石》、看菊展，或者搭乘南下的火车去成都打“非非”的擦边球。有一天步行到永新的立交桥，再顺安昌河而下，转到小浮桥。正是傍晚，夕阳似火，把垃圾都染成了金条。四处烟囱林立，弥漫着金粉。我站在一个拆迁过后的村子的废墟上，想象未来世界的模样。眼皮底下，是在粪池一样的安昌河里游泳的孩子。我不再觉得孤单，只是有些感伤，有些绝望。人类拼命地从大自然里凸出，梦想做宇宙的雕像，结果很可能要葬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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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91年，经常找我玩的有程永宏、黄富敏、潘东几个。雨田在成就他的大师梦。程永宏是个优秀的诗人，诗歌优秀，人也优秀，他理解的和他身体里拥有的艺术都是非常单纯感性的，至今，他都用他的“轻”实践着他的艺术理想。隔一两周，我们总要吃一顿，喝两杯。很随便很廉价的。在潘东单身男子的卧室，在程永宏126的家里，或者在我们教育学院侧边的飞来石饭馆。喝多了酒，我们就在田埂上走，或者上南山在冬天的太阳下坐，看绵阳，看涪江如何与安昌河交汇，看教练机在头顶盘旋。我们谈诗歌了吗？程永宏爱一个小姑娘，爱过了，剃了光头，在火车站晃，突生灵感，北上去了延安。回来找到我，他的光头已经返青。我请他在警钟街喝酒，有潘东，醉了，我们仨踢一个饮料瓶，百事可乐，一直踢到南河坝。那时候街上的车不多，午夜，差不多就我们仨，偏偏倒倒的，踢一个塑料瓶，百事可乐。我熟悉的写诗的朋友，有好几个都爱过小姑娘，刘强是两次两个，不是一般的喜欢，是真爱，是一种什么情结我始终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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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涪城路通往红星街的卫生巷让我迷茫。对了，还有大西街。黄富敏住在卫生巷的机关幼儿园。他诗写得早，与雨田一起办“净地”。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在外面发了好些诗，有了点名气。雪欣是他的笔名。头几次去幼儿园，是去吃回锅肉。黄富敏在幼儿园做厨师，很早就是特级。他的大盆蒜苗回锅肉真是香。后来就谈诗论道了，雨田，曾思云，程永宏，刘强。先是平房，再就是楼房。先是单身，再就是三身。《第三诗界》就是在机关幼儿园策划、出版的。《诗歌报》选了曾思云的《写给安娜的绝命书》。卫生巷悠长曲折，与好几条巷子相通，每次单独去，总是迷路，特别是走大西街。今天，卫生巷还在，机关幼儿园还在，黄富敏下海做过多年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过后又回到了幼儿园。拆迁年年在搞，幼儿园背后的南河蔬菜社早已变成了体育馆、民政局、烧烤一条街。
　　绵阳不比江油还残留着乡村气息。绵阳的乡村气息都浓缩到了人们时尚的衣服甚至技术的肌肤后面了。绵阳有了城市的面貌和宽度，但还没有城市的深度。这深度是历史，也是气质。在建筑理性，更在人的素质。文化是底色，艺术是血质。不是泛文化，是精英文化。不是群众艺术，是审美艺术。绵阳有诗人有诗歌，但都是游离于绵阳之外的，没有为市民所接受所领会，没有为环境所体现。绵阳有泡沫的影子，有腐烂的味道。一个绵阳的过客，却又把绵阳烂熟于心。雨田、程永宏、白鹤林、周薇这些居住在绵阳的诗人，不自觉中已经给绵阳增了光，绵阳却不能感觉。绵阳还是个暴发户，没有人文涵养，不懂艺术，能容纳高端科技，不能容纳高端艺术。一个实用主义的城市无论有怎样美的一副外壳，都算不得真的美。真的美在气质，在精神。在警钟街，在好又多，在百盛，在美一天，在诺玛特，在兴力达……美女如云，时尚，泼洒，吊带搂住的和漏出的肌肤是精密而性感的，黑发黄发红发衬托的眼睛是勾魂的，但要是勾搭上一个，去酒吧坐坐，聊聊诗歌，砍砍文学，她准会骂你神经，她要谈的永远都是耳环上的小挂饰、麻将桌上的小手脚和早先失去童贞的小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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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院也是干休所，在建设街背后，挨着南河蔬菜社，由军分区管。每次走大门进去，都感觉到了大地方。军分区，多么了不得。农民穿着的烧蜂窝煤的老爷老娘，不是红军也是八路。有时也坐在凉椅上晒太阳，摇蒲扇，享清福的模样就如他们当年打倒的地主老财。也有黑亮的轿车开进来，绕到墙根的别墅边。那气势，就不止地主老财了。周海潮住在里面。一个人，一条腿。周海潮不是什么老红军老八路，周海潮是个青年，残疾人，在民政福利厂的印刷车间当排字工，写诗。程永宏带我走侧门进去，以后去我每次都走侧门，在红星街南边的端口（对街就是卫生巷的东口）。草地，花圃，树林。红砖别墅。有淡淡的炊烟，淡淡的田园味。鹦鹉在别墅的二层说话，“添稀饭，添面，添片粉”。第一次路过，就听说是某个大作家的“茅庐”。鹦鹉也是他培训的，很廉洁。其实作为一个作家，是没有必要教鹦鹉做贫下中农的，说些“添鲍鱼，添燕窝，添二奶”之类的话，也没什么不好。(此处省略43个字)。周海潮的家是一间平房，不超过10平方。一张木板床唱主角。配角是一个简易灶台、几本书和一个梳妆台。周海潮娶了媳妇儿，也是个残疾人，脸蛋和身体不错，就是弱智。每次看见大床，都会想象一个瘸子与一个弱智的性爱，都会恶心。他们也打架，扯头发，动煤油炉子。在红军院，在距离大作家不到百米的平房里，一个写诗的残疾人。在周海潮的大床边，我们煮过火锅，喝过酒，划过拳，读过自己的诗。我亲眼见到鸽子给过周海潮一包蚕蛹，油酥酥的。92年离开绵阳，便没有再见过周海潮，也没有任何的联系，红军院怎样了，也一无所知。听说周海潮当了厂长，不写诗了，承包了印刷厂，发财了。每次去想周海潮发财的样子，我的想象力便消失了。他有了小车，有了大房子，有了健全的女人，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周海潮死掉了，开车撞了卡车，10年了吧。想到周海潮死的场面，想象力特别活跃、张扬，一辆速度130码上下的小车与一辆相向而行速度毫不逊色的卡车相撞，如此行程问题足以让我们的智力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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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平武人最终选择了在绵阳定居。不少是我的熟人。也许绵阳真的好，水，绿化，天空，卫生。如果我选择，倒宁愿是成都。理由很简单，就是人文、艺术。成都有川剧，有白夜，有翟永明，有诗歌部落和画家部落。这些才是我想要的。绵阳只有楚楚衣冠包裹的小农意识，只有凝固在长虹电器上的利润、从九院核工业散发的辐射和沉淀在官本位的腐朽。我记得好些绵阳市长的名字，从85年建市至今，他们有谁晓得诗歌？有谁晓得雨田、程永宏？有谁晓得蒋雪峰、野川？可是成都晓得，北京晓得，上海晓得！有谁晓得绵阳除了需要经济指标还需要什么？然而，在绵阳，我的青春的遗憾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世俗的不被理会不被承认，而是没有属于我的一见钟情或红杏出墙，哪怕只是一次错误的钟情，哪怕依旧是柏拉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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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8日于重度感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