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农民作家生存状况调查

　　　　　　　　　
　　　　　　　农民作家生存状况调查 　　农民作家生存状况调查 农民作家像一棵树。他们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同时用树干和树叶吸收外面的阳光和空气，历经风霜雨雪，成长为枝繁叶茂、风姿绰约的大树。作家老村说，一个人光有土地情结是不行的。农民作家如果只是站在土地上写作，会被时代遗忘，毕竟陶渊明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三年中不阅读新的东西，思想就会陈旧。农民是有局限性的，作家也不是照相机，如何对时代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是作家、更是农民作家的关键。可贵的是，文坛上活跃的这些农民作家，不论生活有多么艰辛，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追求和探索。在他们那双曾经或正在握着锄头的双手中，诞生出一批批鲜活生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作品。 　　白连春：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白连春对自己的生活与写作用一句话概括：生活上特别苦，写作上特别顺。自他出生起，就被父母遗弃，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缺少父母疼爱的白连春却没少看书。 　　高中分文理班的时候，语文老师力劝他上文科班。但是白连春的数理化成绩也不错，他选择了理科，居然把文科的老师得罪了。在理科班的学习也不顺利，有一次作文要求写“我的老师”，白连春写得比较真实，班主任看了后把他赶出来，不让他进教室。而这时文科老师偶然间看了白连春的一首诗，四处宣扬白连春是“神经病”。班主任不让他做学生，文科老师说他“神经病”，宿管科的老师把白连春撵出了学生宿舍。这时候潘晓的人生观正引起广大的关注。潘晓所说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引起了白连春的共鸣。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认为人生如此黑暗，就在一个夜晚跳入长江。 　　当白连春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被江水冲到百里外的外县，被人救起来了，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无兴致。正逢黑龙江省军区招收新兵，白连春赶去查体。因为血压高，他被刷下来。不到16岁的白连春连遭打击，抑制不住地哭起来。一位在场的部队领导看他难过，走出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兄弟，别难过，我肯定把你带走。”他掏出一块钱给白连春，让他去买半斤醋喝了再来考。就这样，白连春顺利过关，进了黑龙江省军区的后勤部。1985年，白连春在黑龙江省级刊物《诗林》发表了一首诗。第二年部队调整，他又回家种地去了。 　　乡政府知道白连春有文化，安排他到文化站工作，实际是做些与“文化”无关的工作。白连春很厌烦，又出去打工。此后他一直断断续续地打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 　　听说鲁迅文学院组织诗会，白连春来到北京，诗会结束后他没钱回老家，就在鲁院的食堂打工，给人包水饺，做饺子皮。有一次汪曾祺到鲁院讲课，白连春因为干活没能听上，心里特别难受。他听说有七八个学生想去汪曾祺家里作客，就说好话请他们带他一起去。在汪曾祺家里，所有的学生都在夸汪曾祺的小说如何好，只有白连春一句话也不说。临到出门，汪曾祺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个同学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白连春说：“我不是同学，我是打工的。我觉得你的诗歌不如散文好，散文不如小说好，小说风格单一，变化太少。”汪曾祺乐了，似乎很欣赏他的直率，送他出门时说：“欢迎你随时到我家来玩。” 　　汪曾祺后来写信给白连春家乡的区文化馆，希望对白连春有些照顾。文化馆安排白连春负责茶馆的采购和保管。有一次白连春骑着自行车去进货，结果路上堵车时，被人用刀片划破麻袋，偷走了两条红塔山，他自己赔了两百多块。茶馆的工资待遇不高，整天是打麻将的声音。干了五年，白连春再也无法忍耐下去，又跑到河南打工，卖凉席。他一边打工，一边搜集当地的民歌，他发现一位卖老鼠药的老人会很多民歌，就跟老人交上了朋友。他很愿意跟普通的百姓接触，当地的百姓们觉得白连春实在，生意做得比较好。没想到这也遭人嫉妒，白连春被人诬陷偷藏了卖凉席的钱。不得已，他辗转到河南的农村当代课老师。后来那个卖凉席的老板找到白连春，承认是自己弄错了，请他回去再接着做生意，白连春没有答应。家里还有爷爷奶奶，隔一段时间，白连春总还是回到家里。五年前，白连春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他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一个人，到哪里不可以呢？”
　　1997年《星星诗刊》组织全国读者投票选出最好的诗歌，白连春得了第一名，著名诗人孙敬轩、章德益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他的诗集《逆光劳作》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9年，他觉得诗歌表现力相对较小，转向小说，在河北农村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身体里的感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随后他写了几部中篇，也陆续发表，其中《拯救父亲》先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白连春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写生活最底层人的事。他的感觉是，普通的百姓活在世上越来越不容易了。倒不是想着为农民写什么，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尤其感激对他有过帮助的编辑：“1997年我参加了《诗刊》的刊授，认识了《诗刊》的编辑邹敬之、李小雨，他们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在鲁迅文学院打工认识了汪曾祺，每次去他家里，他都亲自煮饭。有一次他送我一张照片，我说你送我的这张我不喜欢，他把影集抱出来让我自己挑选……我在河北农村写小说，把手抄稿寄给李敬泽，他很负责地给我回信，很快就发表了那篇小说。我和陈建功在同一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他推荐我到《北京文学》工作。”
凌可新：我的根始终在乡村
　　日子总是转瞬即逝。屈指算来，凌可新从事写作至今也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发表的作品估计有二三百万字。《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都刊登转载过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村题材的，比如差一点就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老白的枪》，被三家选刊选过的《雪境》、比较有名的中篇《毛驴与唢呐的传奇》、《从前的护林员老木》等等。他说：“估计以后还会是这样。这是因为我的根始终在乡村。”
　　凌可新1979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到了村里参加劳动。他所在的村子叫凌家村，是胶东半岛很普通的一个村庄。凌可新一边劳动一边写作，就是藉着那些带给自己无边无际幻想的小说，他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1981年5月间，他曾经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的时间，从凌家村走了100多里路到烟台，又从那里乘火车去青岛，懵懵懂懂地闯进了《海鸥》杂志社的大门。就是这一年秋天，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在老家劳动了五年后，他做了村里的电工，从此可以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写作而不受打扰。那时，凌可新觉得只要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就是一辈子在农村里也没什么不好。
　　1984年底，蓬莱文化馆的馆长来到凌可新家，让他去文化馆做创作员。有了能走出去的机会，凌可新还是很高兴的。1988年山东大学办作家班，他考上了。两年半大学都是自费上的，亏了有父亲和家庭的支持。毕业时凌可新选择了回乡。回来仍在文化馆工作，户口还是在村子里放着。单位有一张桌子，家里有几亩田地，春种秋收时节，就回去劳动。后来因为想着孩子上学要有个好一点的学校，凌可新就在1994年把老婆孩子弄进了城。
　　也是1994年，凌可新填了一份“农民合同制工人”，交了3000元，使自己从一个临时工变成了“农民合同制工人”。过了四五年，又交了3000元，变成了“城镇户口”。要是把老婆孩子也变成城镇人员，还得再花6000元。凌可新再花不起这个钱，所以至今他们的户口还在村子里放着。他说：“写作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一本稿纸一支笔（现在是电脑），自己全身心地进入了小说的境界，思绪在飞，笔在飞，人物在故事里。这个时候就忘我了。而小说发表了转载了，那样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现在的作家，除了写畅销书的外，一般可能都过不上充裕的日子。像我，孩子都上高中了，老婆没有工作。一份工资，加上稿费，根本不敢奢望靠自己的力量住上房子。而在城里，没有房子，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坚实的立足之地。我曾经想过，等孩子考上大学，我就再搬回老家村子里住去。”
　　朱立弘：好几年没种地了，感觉总缺点什么
　　对三河市文化馆的朱立弘来说，最为感动的是作家浩然对她的指导。她说：“如果没有浩然，我也许还会写，但肯定不会像现在发展这么快。”朱立弘从小就喜欢文学，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在学校的“新苗文学社”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后她在乡政府担任通讯员，业余时间仍然写些文学作品。1990年三河文联成立，她陆续地将作品寄到文联。1994年11月20日，天有点阴，朱立弘和母亲一起，把从地里运来的大白菜往家里倒。刚干完活，朱立弘进屋去换衣服，就听见外面很嘈杂的声音，母亲大声地喊她：“浩然老师来了！”朱立弘有点不敢相信。她觉得太突然了，没想到一向崇拜的浩然老师能亲自到她家里来。浩然给她带了一些书，并告诉她，寄的作品都看过了，觉得很有希望，让她继续努力。随后《苍生文学》就发表了朱立弘的一组短篇小说，浩然亲自写了评论《朱立弘小说印象》，被《廊坊日报》转载。
　　在乡政府的工作并不合朱立弘的心思。因为她的文学创作似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她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回到自己的母校，在“新苗文学社”当辅导老师。浩然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给朱立弘尽可能地提供创作条件。他说：“出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容易，出一个作家难。”学校对朱立弘也特别照顾，其间，浩然一直对她进行指导，有时去她家里，有时去单位。农村的消息比较闭塞，浩然就经常送给她一些书。浩然亲自批改的文章，朱立弘到现在也一直保留着。1995年，朱立弘在浩然的帮助下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寂寞黄昏》，收入“三河泥土文学丛书”。
　　朱立弘说：“当农民的确很苦，小时候我们家承包了十来亩地，没什么劳力，一干活就老弱病残一起上，干得头晕目旋。现在不种地了，但我仍然比较喜欢干活。好几年没种地了，感觉总缺点什么。写不出来的时候，我特别渴望回家，想穿上胶鞋去地里走走，走在绿色的田地里，心情就是不一样。是那片土地带给我灵感，如果没有那段过去的岁月，我也许还写不出来。”
　　张继：我的所有作品都有农民走来走去的影子
　　张继的创作近年比较活跃，他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20余万字，其中中篇小说《流水情节》、《黄坡秋景》、《乡选》等作品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国内重要文学选刊选载并被收入各种文学选本。短篇小说《杀羊》曾入围“鲁迅文学奖”，他的“四平村长”系列短篇小说，以及“乡长系列”的中篇小说已被改编成多部电影或电视剧，其中由他编剧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他本人获得“华表奖最佳编剧奖”。由他编剧的电影《还让四平当村长》，电视连续剧《党员金柱有点忙》、《沂蒙小调》都获得极大的反响。而这一切的成绩，只是缘于当年济南《柳泉》编辑部一封手写的退稿信。
　　1983年，张继初中毕业后待在家里。他说：“一个连高中也没能考上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好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这确是我终生的遗憾与羞愧了，我的父母和家人对我的考学寄予的希望要比我的成绩高得多，这种结果更加重了我的羞愧，那时我带着这种遗憾与羞愧在家里呆了三年。”农村的那段生活如今张继仍记忆犹新：”白天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夜晚我把自己关在一间锅屋改造的书房里开始了文学的驰聘。这是一种与粮食无关的事情，我生长的环境是一个无比实用的环境，一切与粮食、与生计、与钱无关的活动都会被认为不务正业，文学也不例外。我做的有些偷偷摸摸，夏天看书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就躲进蚊帐里，冬天为了不至于冻脚，就把一些破棉絮装在纸箱里，再把脚伸进去取暖，我不停地读，也不停地写，读那时候我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白毛女》、以及一度曾经很流行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同时也不断地把一些年轻的思考变成一段段文字。”
　　到1986年的冬天，张继已经写了差不多整整一麻袋这样的文字，但没有一个文字变成铅字。那时候他还没有钱去买一本像样的笔记本，每寄出一篇稿子他都会在书桌旁边一块被柴烟熏黑的墙壁上刻出深深的一竖。1986年的冬天，那片墙壁差不多已经被他刻满了，寄出去的稿子不是杳无音信，就是一封铅印的，对任何初学者都适用的简而又简的退稿信：“大作已经拜读，经研究不拟选用，特告，欢迎继续来稿。此致。XX编辑部。年月日。”1986年的冬天是张继收到这样的退稿信最多的一个季节，他的心冷到了极点，他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真的不行吗？
　　他决定再拼一次，最后一次。这一次他写了一个中篇，名字叫《男子汉的眼泪》，他寄给了当时济南的《柳泉》编辑部，然后就开始了漫长而焦灼的等待。两个月过去了，寄出去的稿子仍然没有回声。张继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遇的彻骨寒冷，接着大病一场。他在床上躺了一周，在这一周里完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思考过程，他忽然奇迹般地看透了自己，也看透了自己的未来，他想，人生的路有千条，必须去寻找更适合我的那一条。他对父亲说，可以去表叔那里去干活。
　　一切远行前的事情都在紧张地进行，就是说如果一切正常的话，第二天张继就跟着表叔进城了。然而，命运偏偏在这一天为他做出了另一种安排，就在那天下午，村里的老会计交给张继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柳泉》编辑部”几个草绿色的大字。与以往无数次一样，又是退稿信，退回来的正是两月前寄去的那个中篇《男子汉的眼泪》，所不同的是退稿里还夹杂着一封手写的退稿信，是一纸漂亮的蓝黑钢笔字体，稍微有点潦草，这封信直到现在张继还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是他第一次接到手写的退稿信，也是他第一次听到来自文学殿堂的肯定的声音，几乎在一刹那间就使张继已经销声匿迹的文学激情死灰复燃，他像一只充足了气的皮球，又重新弹跳到文学的轨道上来。
　　1990年张继的处女作终于在武汉《芳草》文学上发表了，然而奇怪的是捧着散发着新鲜油墨芳香的样刊，张继最先想到的不是编发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而是《柳泉》编辑部那位给他写信给他鼓励给他力量的老师，他很想把自己的第一本样刊寄给他，可是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后来张继曾专门到《柳泉》编辑部去寻找那位老师，但已物是人非，没能找到。1992年3月张继到峄城区文化馆做临时工创作员，1996年8月调峄城区广播电视局工作，同年9月入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1999年5月调枣庄市文联创作室工作。张继说：“写小说是我喜欢的，我去做。写关于乡村的小说是我喜欢的，我去做。生活是一条河，站在河边伸着勺子舀水的时候，我尽量去舀我喜欢的那一瓢。”从农村出来以后，张继最听不得谁笑话农民。他说：“在谁取笑他们的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那个谁是在笑话我。我是写农村小说的，我的所有作品里面差不多都有农民走来走去的身影，我把他们看作我的衣食父母，写他们的时候，我总是心怀虔诚。”
　　方明贵：稿纸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辽宁凤城文化馆工作的方明贵，祖辈都是农民。他觉得生活本来很一般，却意外地发现文学，并产生了深深的迷恋。从此，生活真正意义全在写作里，他觉得写作是他生活实质性的东西。方明贵住的房子原先装过煤，只有七平米，屋里没有桌子，通常情况下他就趴在土炕上写。有时候，他弄一块木板，拴上绳子，吊在自己脖子上，当桌子写。他的稿纸是医院门诊用过的纸，他的作品，就抄在那些废弃的纸背后，然后投给杂志社。方明贵写了很长时间，直到1981年，他在市级刊物《杜鹃》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我的朋友》。
　　方明贵如此爱好写作，但是写作在他生活的时间里，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时间还得用来养家糊口。在煤房里待了十几年，方明贵陆续地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挂职老平坨》、《木鱼之声》发表在《满族文学》，被《小说选刊》选载，在《山东文学》上发表的《雪村》，被收入“2000年度最佳中篇小说选”。近两年，方明贵相继创作了中篇小说《蒲石河散记》、《蛤蟆坑》和短篇《去年的裤子》，绝大多数以农村题材为主。
　　这些作品的发表，逐渐引起当地的重视。丹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武及县领导专程坐车到方明贵家，解决他的工作问题，并于去年给他盖了三间瓦房。2000年，方明贵到了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同时成为辽宁省省作协合同制作家。由于到文化馆的时间不长，方明贵一切从零开始，工资从200多元涨到600多元，生活仍然很困难，举债度日。他的两个女儿，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光学费每年就一万二千元。方明贵说：“贵州有个作家马学文，听说我的情况后帮助过我；后来我又认识了白连春，他给过我稿纸——不要小瞧稿纸，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他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现在方明贵想写长一点的作品，他打算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他说：“这一点不可动摇。”
　　徐春艳：为了学习我倾尽家里所有的积蓄
　　通过河北省三河市作协高主任的介绍，农民作家徐春艳再次来到北京，这回不是学习，而是到康世社会发展经济研究所供职，从事社科书的写作。刚到一个月，徐春艳感觉压力很大，因为自己以前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写作社科题材，无疑是一次硬性过渡。徐春艳写得很累、很苦，可她喜欢这个题材，想把它们写出来，但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徐春艳下决心试一试，她想拼一下，努力地做好这件事情。
　　从1988年起，徐春艳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她高考落榜，消沉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干的，又不甘心，就拿起笔来写诗，从中寻求一点心灵的安慰。徐春艳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代课教师，后来不代课了，就一边劳动一边写。她喜欢李瑛、贺敬之、刘湛秋、李小雨等人的现代诗，坷坷坎坎地学，然而苦于求师无门。听说《诗刊》杂志社搞刊授学习，她一心想来参加学习，想在创作上有所提高，可是家庭经济不是很富裕，根本拿不出余钱。顶着家庭的压力，徐春艳倾尽家里所有的积蓄，跑到北京参加学习。在这里，她遇到金蝉老师，感觉受益非浅，并尝试着投稿。1990年，徐春艳发表了第一首诗歌《白杨树》，被收入“90年代中国诗坛新星名录”。这首诗的发表使徐春艳的创作劲头更足了，她白天地里劳动，晚上读书，枕头边上放个小本，灵感一来爬起来就写。后来，她先后参加了北京首届哲理诗人笔会、第三届当代诗人节，每一次学习她感觉自己在创作上又有新的提高，诗歌创作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哲理诗、乡土诗、情感诗。
　　1990年，徐春艳偶然听说浩然在三河创办了《苍生文学》，立即跑到编辑部去，她很想见见这位心目中崇拜的作家，可是去了几次都没见着。但春艳还是不灰心，拿着作品跑到浩然的“泥土巢”，终于见到浩然，跟他谈了自己的创作。浩然对她非常重视，后来几次到徐春艳家里看望她，鼓励她的文学创作，徐春艳的作品逐渐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如今已经发表了200余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