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母亲
2022-01-12叙事散文许也
母亲清明,又到了给母亲扫墓的时节,和往年一样,不外备了供品、纸钱、鞭炮之类上山,沿途会碰上许多也扛锄挑蓝的扫墓人。到了母亲的墓地,无非除草、烧香、拜神,放一连串刺耳的声响,驱逐妖魔,为九泉之下的母亲避邪扶正,略表对母亲的哀思。于是心情别样的……
母亲
清明,又到了给母亲扫墓的时节,和往年一样,不外备了供品、纸钱、鞭炮之类上山,沿途会碰上许多也扛锄挑蓝的扫墓人。到了母亲的墓地,无非除草、烧香、拜神,放一连串刺耳的声响,驱逐妖魔,为九泉之下的母亲避邪扶正,略表对母亲的哀思。于是心情别样的难过,突然思念起母亲生前的点滴。
久病无孝子,因此在我怀念母亲的时候,想从母亲的生病作为切入点。虽觉得有许多不孝与遗憾,但已不能再让我重来,母亲已故,人生历程如“过河卒”,只可进不可退,也不可能重新走第二遍,对母亲的挚爱只能埋在心底了。
十多年前的秋季,母亲已被查出糖尿病,但还不甚严重。我以邮寄的方式给她寄去几次药,有一种叫“月见草”的中成药,母亲说吃过几次感觉不错,我便在上海徐家汇华山路的第三医药商店买了寄回几次,并在心里默默地遥祝母亲早日康复。
那时候母亲还能自由活动,意外的是她居然独自出门,迢迢找到上海,她一个人竟能问路摸索找到我的住所。当体态微胖的母亲在那个清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惊讶了一阵。
得知母亲的来意,那天上午就送她去瑞金医院门诊部看医生。
医生询问过病情,作病历记录。药还不能开,吩咐第二天一早空腹去验血。
次日,我又送母亲去瑞金医院,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血糖高出正常值好多。医生说是最好住院治疗,这使母亲很为难,出门住院极不习惯,费用也成问题,她不愿住,只好作罢。要求医生开些药带回,医生却说这么严重的病服药几乎不管用。
什么药也不开,白跑了医院。母亲说要去看看上海的大观园,问我能不能给带路陪去一趟。大观园在青浦县境内,离市区还有大好几十公里,我正考虑着怎样安排,犹豫间,母亲似乎看出我的为难来,她说,如果远也就不去了。
母亲喜欢大观圆可能与她读《红楼梦》有关,她平时很少看书,独独对《红楼梦》感兴趣。一套三本的《红楼梦》总是在闲暇时被她翻来复去地读。那些半古文的小说母亲都能看懂。母亲想去看看大观园,也许就是她对《红楼梦》读得入迷了,想眼见为实。
后来母亲还是嫌远,就不去了,我就在市区陪母亲上街,我们大半天在上海的马路上瞎跑,却没买一样可以一提的东西。
我租的是菜农的房子,用水尤其不方便,一个水龙头要四五户房客合用,大家轮流取水,出水又小,慢时一盆水得接个十来分钟,以致于母亲只好毛巾在龙头前沾沾湿来擦脸。空气里飘着许多工业排放的尘埃,母亲也很不习惯,简直有一种窒息感。母亲只呆了四五天就说想家了,看着母亲苦眉愁脸的样子,我也只好答应她。 送母亲去老北站坐长途客车,可以直接抵达家乡县城的车站。 路上想着母亲独自不远千里的摸来,又独自一人的回去,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送母亲到老北站,我们就着一爿街边的兰州拉面摊算吃了午饭,然后送她上车。母亲笨拙地登上那辆大型客车,她从车窗里朝外探头看我,使我不觉鼻子一酸。我心里为母亲暗自祈祷,愿母亲一路帆顺。 当车子扬起尘埃,渐渐驶远,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才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泪了。 不久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说是一路上都还顺利。身体也好,没什么大的不适。 说心里话自看到母亲来沪看我后,母亲那已经十分苍老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投下了很沉重的阴影,母亲患了糖尿病,长久服药,我预感着自己孝顺母亲的日子在渐渐地减少。 在我离开上海回闽时,便想起母亲的病。我跑了不少商店,没忘给母亲买一双电视广告里常做的那种磁疗鞋。这种鞋被专家鉴定过,认为对糖尿病有着很好的疗效。 回到家,母亲穿了我买的磁疗鞋没几日,就说感觉很好,人变得轻快起来,她去菜场买菜的路上总对别人说我的好,如何给她买了一双神奇的可以治病的鞋子。 母亲在家还开着一爿小店,她利用自家挨着三岔路口的优势,在边房开了一间店,去日用百货批发部批些小百货和食杂来卖。过往人流少,但母亲还是不厌其烦地经营着日用的酱、醋、盐、烟、糖,以及诸如灯泡、蜡烛、气水、饼干之类的东西,还是慢慢把生意做开了。每月下来据母亲说也有二三百元的收入。 母亲开小卖部那年,时值母亲正好退休后没事干,就开了小店来充实。母亲挑担去进货时,就在担子的一头压上一块很大的石头,另一头则坐着我的儿子。挑货回来,则卸了大石头,一边是货,一边是我的儿子。她毕竟老了,又身患糖尿病,几十斤的担子会压得她佝偻着身子驼背着走路。 从上海回家后,母亲原来的生活规律与习性被打乱,母亲几乎没有插手做家务的机会,都是由妻子搞好每日三餐。母亲的眼睛受糖尿病多年的摧残破坏,视力也受到影响,一只眼睛已出现白内障病变,看电视都不太看了。母亲卧床也就相对多了。遇到那春雨绵绵的季节,春困加疾病,母亲一连卧床卧了一个长长的雨季,等到老天放晴,她已经卧得一身倦怠,满脸憔悴。 接下来,母亲就开始出现行走不稳的症状,常常是站着也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向后退。母亲“向后退”现象并没引起我的重视,还以为只是年老的缘故。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母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脑血管也出现严重病变。 我常让妻子牵引着母亲在门前的小路上来回走走,在每次用餐之前还强制性的要求母亲扶着楼梯栏杆作蹲起运动几十下。 但母亲很不情愿活动,一动就觉得不适,也就渐渐地放弃了。母亲变得越来越消瘦倦怠,有时也住院一段时间治疗,但控制起来却已经很难。医生估计母亲的病早十年就有了。 母亲身体欠佳的消息传到家乡,亲人门都想来看看。 母亲在她的兄弟姐妹中是老大,小时候就承担了家里的许多农务,从砍柴放牛放羊,到地里的灌溉、插秧、除草、施肥样样拿得起,那时母亲还常去江里田野抓蟛蜞捡田螺摘茭白,操持着一家的主务。十八九岁时,母亲就独自出远门,一半步行,一半坐车,经深圳去香港,生活不习惯,两年后又打道回府,在家乡找事做。外公是个私塾先生,会教给母亲一点文化,使她能混得开。 据母亲自己回忆,她那年还当过长乐县的妇女主任(现在妇联的雏形),和当时的农会联手从事一些解放初期的革命活动。母亲带领过许多青年女子在公共场所演讲,传播先进的思想,组织妇女维权活动,破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推动着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我首次听母亲回忆她的经历,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我说,那么这也可以算你参加革命的资历的,按理说得给你相关的待遇才是。母亲摇摇头说,后来49年就解放了,这些经历也就自然结束了。自己又回家务农,和组织便没有联系,然后响应国家支援山区的号召,来了这山区小县城,一呆就是四十多年。我说,你有当时的照片找出来,可以去向政府反映自己的当年“革命”活动,会得到承认的。母亲还是摇摇头说,原来是有一些照片的,但时间一久就丢到什么地方再找不到了,妇女解放运动也不算什么正规的革命,谁知道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母亲在退休时的工资虽然按她四十几年的干部工龄算,也只有四百余元,我有点为母亲不平,提醒她把当时那些一起参加“革命”的人找来,为她作证。母亲只是微微一笑说,那些人早就失去联系,罢了罢了。 听说母亲身体越来越糟,那些远在福州长乐的姊妹便结伴而行,来山城看望,小住了数日。和母亲聊着家常叙着旧,回忆一些过去的旧事,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姐啊姐的,可总觉得母亲的谈话大不如先前有声有色,许多时候还语无伦次,其实母亲的病已经相当重了。姊妹们还特意带了一副麻将,在客厅里排开,也解了一时之闷。 看了母亲,姊妹们又顺便去武夷山游玩。临别再三交代我要好生照护母亲,依依不舍的。 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妇女的电话说,你是某某人的家吗?我问那个陌生人是怎样知道我们家的电话号码的。 对方说,她是在公用电话旁打电话,受我母亲之托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变得紧张起来,问,我母亲怎么了?她说,你母亲现在正坐在菜场的椅子上,她突然站不起来了,说很累。要我打电话来转告你,不过也没什么,你来接她就是了,就在大菜场的入口处。 我道过谢,风火地赶向菜场,很快在那入口处找到母亲,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可就是站不起来了。我感到害怕,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站不起来呢?把母亲扶上三轮车送回家后,让她先卧床休息。我问母亲站不起来的经过,她说,反正人觉得不舒服,头晕,可能年龄大了,累了,睡睡又可能好起来的。 卧床休息后,母亲又能起床自由站立行走了,要母亲去医院检查,她摇头说不去,她向来对去医院很不习惯。 我也没勉强,我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母亲的病已经面临着危急的关头,脑血管的病变已经非常严重,随时有中风瘫痪的可能。“站不起来”按中医来解释就是轻度的“脑卒中”或叫“中风”。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方面的常识,忽略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之所以知道还是以后看了资料才明白的。 此后,我和妻子有几次带母亲去县大医院看病,只把重点集中于糖尿病的治疗上,却没注意到母亲其他方面的并发症,只开些降糖药及“消渴丸”之类服用,虽对糖尿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只是压压病情罢了。 春节期间,母亲“倒走”现象严重,母亲再度行走不便,站立也困难,于是只好住院。查出来糖尿病恶化,血糖太高,得注射胰岛素治疗。住了半个多月院,一有好转,母亲就闹着回家,怎么也说服不了她,这使治疗效果因此而受到影响。 出院后,母亲作了一次复查,结果血糖居高不下,服药已经难以奏效。为了降低血糖,和医生商量,决定由我们家庭自己给母亲注射胰岛素。医生教我怎样注射胰岛素,手把手示范。此后我每天三次在饭前就得给母亲打一次胰岛素。第一次给母亲的小手臂皮下刺进针头时我是很紧张的,仿佛刺在自己的手上。三番五次下来,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 烧火煮针头消毒,一次只能消毒十来枚针头,两三天又得煮针消毒,我常常在液化气上搁上小针盒,对用过的针头作消毒再利用。我还学用试纸定期化验尿样,监测尿糖的高低。母亲的小手臂被我扎得千疮百孔,布满细小的针眼,左臂换右臂,然后又换上臂。虽说病情得到了缓解,但母亲明显消瘦了许多。体质下降,面容憔悴,视力也不如以前。 那每日三餐雷打不动的注射胰岛素,的确有些麻烦,但一次也不能忘,否则,血糖马上可能反弹,引起糖尿病的并发症。每次我把那针头刺进母亲越来越枯萎的手臂时,我的心都在微微颤栗,是这双手把我从小抚养成人的,也是这双手在我最困难的时刻给我帮助与支持,我却要天天拿针去穿刺它,这多么让我于心不忍。 母亲血糖高,却仍然喜欢吃甜食,这是让我很感难办的。劝说不要吃,母亲则很是不满,说这也不能吃,那又不能吃,什么东西不含糖?还有什么东西可吃?活在世上真受罪。我解释说等病好了就可以吃了。母亲却不能接受,她的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颗门牙在勉强的维持着咀嚼功能。若真的等到病好,那就没牙了,还拿什么去吃? 于是,我想到给母亲装上假牙。在牙医诊所第一天先是按了牙床模型,两日后就可以去取假牙。这种假牙许多老年人都普遍装,有的五十岁就装了,效果尚可,能替代牙齿的咀嚼功能。可母亲装上两天后就感到不适,硬是自己卸下来,说很不习惯,反而不能咬东西。去问牙医,回答只要一两个星期就会习惯的。但母亲就是适应不了,这可能与她太晚装假牙有一定关系,与咀嚼相关的肌群严重萎缩,难以带动那有点笨重的假牙。这样,那副花了数百元的假牙只好闲置不用了。 后来在给医院送检尿样中发现,母亲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这就是说母亲的肾功能也遭到糖尿病的破坏,吃进的东西不能完全吸收,一部分蛋白质从尿里被排掉,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母亲本身吃得少,再加上养分从肾脏丢失,身体的营养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所以母亲越来越消瘦枯萎下去,继而出现了贫血症状。 我被迫开始去看一些关于老年病的科普读物,这一读对母亲的糖尿病开始有了较好的认识。据医生分析,母亲的糖尿病至少有了十年以上的病史,而这十年里母亲忽略了自己的病,硬是挺着过来,发现晚,开始治疗已是相当严重了,治起来就难,岁数也上去,就更难。这么多年的受糖尿病的摧残与折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一种浩劫,可以诱发肾脏,心脏、眼睛、脑神经中枢等等的病变,加速衰老。现在很难估计母亲的身体有多少地方遭受糖尿病的破坏,只能保守治疗,维持生存了。 随之而来的病状一点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久后,母亲要靠人搀扶才能颤悠悠地勉强走路。坐下去,自己无法起立,要我帮助扶起来,移动脚步很吃力,不扶持便可能摔倒。有几次我们不留意,母亲就朝后仰面而倒,发出很沉重的后脑着地的钝响。我赶过去扶起来,发现母亲的后脑鼓起一个大包,问她痛不痛,居然说不怎么痛,其实那是神经病变引起痛觉麻木的结果。这使我想起给母亲注射胰岛素时她的漠然反应,那一针刺进皮下本该很难受的,可母亲却似乎没什么感觉,其实那也是感觉神经的被破坏,她已经没了敏锐的痛觉了。 去医院给母亲做了一次脑CT,检查结果发现脑周围出现一圈空隙,这表明:母亲已经严重脑萎缩。这就意味着治疗将回天无力。从症状上联系起来看,母亲健忘,有时开了水龙头会忘记关,有时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却记不起来,有时还会莫名地情绪激动,或哭或躁或怒,却没有原由地发作,这种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一个证据。 可是,我的母亲并不太老,六十七八岁的年龄对许多健康者来说还远离真正意义上的衰老。我感叹母亲自小辛苦磨难,操劳一生,在这山城兢兢业业工作了四十余年,在供销部门干过会计、营业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年华,到了光荣退休,有退休养老金,却没能好好安享晚年的幸福。 行走的不便,使母亲更多的依赖卧床度日,活动大大减少,这又加剧了病情,以至于母亲必须依赖专人护理,把我们一家忙得团团转也没能把母亲照料好。她晚上得人轮流陪伴,时不时需要人帮助做些什么。我们一家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人到了重病的痛苦与无奈。 母亲昏迷的前一天,老父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砍家门前的那棵香棕树。这棵香棕树本来有着很好的遮阳效果,正好挡去了母亲房间前面的炎热阳光,虽说树上发出的那种气味有点呛鼻难闻,但在春天抽枝的时候,嫩叶还是可以用来煮汤的,味道十分鲜美。老父从早上开始动锯挥斧的砍伐,下午就把整棵偌大的树变为一些柴捆了,院子一下子豁然开朗明亮了许多。阳光没有遮挡地直接照在母亲房间的玻璃窗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此时正值夏秋之交,秋老虎的“倒暑”热起来还真要命。从夜间母亲的呻吟声中,我感到这天晚上母亲可能比以前的晚上更为难熬,大概树的消失使母亲的房间升温了不少。 次日,母亲饭量很差,一直卧床到下午三点多,我便扶母亲起床坐,然后将母亲移到院子外见见光透透空气。我让母亲坐在走廊下的藤椅上,陪她说说话。可她没多久就说累了,要回屋去躺,我没有马上帮她扶进屋,说再坐一会儿。母亲露出很不高兴的神色,说太热了,屋里凉快。我没在意,只顾转身去忙些别的。 当我再回过来看母亲时,她正低垂着头,我叫她,却不应,顿觉不妙,待母亲回过神醒来。我已有些慌,只好小心帮她移进间,让她躺下休息。 想到母亲夜间总失眠,我又去药房买一些助眠中药回来。 次日一早,妻子推开母亲的房门,发现母亲很反常,叫她,推她,都没什么反应,去扶她起来才有一点声音。母亲说话已经没了底气,面色十分难看,体温很凉。看样子得马上送医院,妻子于是和弟媳妇一起给母亲擦身,洗脸,换干净的衣服。早上的气温比较低,妻子还把火炉提到屋里。 意外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当妻子给母亲穿好衣服时,母亲就昏迷不醒了,白着眼珠,张大着嘴,一副死不眠目的可怕样子。我们顿时都惊慌起来,弟弟按着母亲的手腕,看脉搏,心跳隐约尚存,呼吸游丝般微弱,我们从未经历过那种吓人的场面。任我们怎么唤,母亲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也惊慌失措的把还没去上学的儿子女儿侄女三个孩子叫到母亲身边。顿时孩子们恸哭成一片…… 1999年10月3日早晨8点许,母亲的吊针的点滴停止了滴落,瞬间凝固住了,我和弟弟去摸母亲的脉搏已经不再跳动,呼吸停止,我们再怎么叫唤也永远无法叫醒她。母亲享年69岁,结束了她坎坷而脚踏实地的一生。 摘下吊瓶,卸去那些捆绑在母亲身上的一些医疗的束缚,让母亲无牵无挂的走。 全家人恸哭不已…… 母亲,此时的面色却变得好看起来,早上的阳光照着,看去我会以为母亲只是在睡觉。据说离去时有这种好面色的老人不多,是一种吉兆。但愿吧,愿母亲去了天堂,去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当地规定,自从2000年元旦起,全县将一律按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土葬,提倡火葬。母亲赶巧在元旦之前逝世,还可以选择土葬。由于母亲在生前备有自己的寿材,遗嘱也说到要土葬,我们只好照办。 送葬的亲人好友十分拥挤,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母亲的同乡,四十多年前她(他)们与母亲一同从沿海长乐来这小县城支援开发山区,有三四十人,现在除调回的,去世的还剩十来人,他们以长乐同乡会的名义合做了一个特别的大花圈,为母亲献上一份深深的悼念。 母亲的墓地坐落在一座葱翠的山坡上,座北朝南,风水好。在那里母亲可以瞻望她工作了整整四十多年的整座小山城,从那个方向伸延下去还可以看到她的故乡福州长乐。 谨以以上一点朴实的文字来追思我亲爱的母亲,平凡而善良的母亲。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且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05。4。10。
我租的是菜农的房子,用水尤其不方便,一个水龙头要四五户房客合用,大家轮流取水,出水又小,慢时一盆水得接个十来分钟,以致于母亲只好毛巾在龙头前沾沾湿来擦脸。空气里飘着许多工业排放的尘埃,母亲也很不习惯,简直有一种窒息感。母亲只呆了四五天就说想家了,看着母亲苦眉愁脸的样子,我也只好答应她。 送母亲去老北站坐长途客车,可以直接抵达家乡县城的车站。 路上想着母亲独自不远千里的摸来,又独自一人的回去,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送母亲到老北站,我们就着一爿街边的兰州拉面摊算吃了午饭,然后送她上车。母亲笨拙地登上那辆大型客车,她从车窗里朝外探头看我,使我不觉鼻子一酸。我心里为母亲暗自祈祷,愿母亲一路帆顺。 当车子扬起尘埃,渐渐驶远,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才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泪了。 不久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说是一路上都还顺利。身体也好,没什么大的不适。 说心里话自看到母亲来沪看我后,母亲那已经十分苍老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投下了很沉重的阴影,母亲患了糖尿病,长久服药,我预感着自己孝顺母亲的日子在渐渐地减少。 在我离开上海回闽时,便想起母亲的病。我跑了不少商店,没忘给母亲买一双电视广告里常做的那种磁疗鞋。这种鞋被专家鉴定过,认为对糖尿病有着很好的疗效。 回到家,母亲穿了我买的磁疗鞋没几日,就说感觉很好,人变得轻快起来,她去菜场买菜的路上总对别人说我的好,如何给她买了一双神奇的可以治病的鞋子。 母亲在家还开着一爿小店,她利用自家挨着三岔路口的优势,在边房开了一间店,去日用百货批发部批些小百货和食杂来卖。过往人流少,但母亲还是不厌其烦地经营着日用的酱、醋、盐、烟、糖,以及诸如灯泡、蜡烛、气水、饼干之类的东西,还是慢慢把生意做开了。每月下来据母亲说也有二三百元的收入。 母亲开小卖部那年,时值母亲正好退休后没事干,就开了小店来充实。母亲挑担去进货时,就在担子的一头压上一块很大的石头,另一头则坐着我的儿子。挑货回来,则卸了大石头,一边是货,一边是我的儿子。她毕竟老了,又身患糖尿病,几十斤的担子会压得她佝偻着身子驼背着走路。 从上海回家后,母亲原来的生活规律与习性被打乱,母亲几乎没有插手做家务的机会,都是由妻子搞好每日三餐。母亲的眼睛受糖尿病多年的摧残破坏,视力也受到影响,一只眼睛已出现白内障病变,看电视都不太看了。母亲卧床也就相对多了。遇到那春雨绵绵的季节,春困加疾病,母亲一连卧床卧了一个长长的雨季,等到老天放晴,她已经卧得一身倦怠,满脸憔悴。 接下来,母亲就开始出现行走不稳的症状,常常是站着也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向后退。母亲“向后退”现象并没引起我的重视,还以为只是年老的缘故。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母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脑血管也出现严重病变。 我常让妻子牵引着母亲在门前的小路上来回走走,在每次用餐之前还强制性的要求母亲扶着楼梯栏杆作蹲起运动几十下。 但母亲很不情愿活动,一动就觉得不适,也就渐渐地放弃了。母亲变得越来越消瘦倦怠,有时也住院一段时间治疗,但控制起来却已经很难。医生估计母亲的病早十年就有了。 母亲身体欠佳的消息传到家乡,亲人门都想来看看。 母亲在她的兄弟姐妹中是老大,小时候就承担了家里的许多农务,从砍柴放牛放羊,到地里的灌溉、插秧、除草、施肥样样拿得起,那时母亲还常去江里田野抓蟛蜞捡田螺摘茭白,操持着一家的主务。十八九岁时,母亲就独自出远门,一半步行,一半坐车,经深圳去香港,生活不习惯,两年后又打道回府,在家乡找事做。外公是个私塾先生,会教给母亲一点文化,使她能混得开。 据母亲自己回忆,她那年还当过长乐县的妇女主任(现在妇联的雏形),和当时的农会联手从事一些解放初期的革命活动。母亲带领过许多青年女子在公共场所演讲,传播先进的思想,组织妇女维权活动,破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推动着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我首次听母亲回忆她的经历,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我说,那么这也可以算你参加革命的资历的,按理说得给你相关的待遇才是。母亲摇摇头说,后来49年就解放了,这些经历也就自然结束了。自己又回家务农,和组织便没有联系,然后响应国家支援山区的号召,来了这山区小县城,一呆就是四十多年。我说,你有当时的照片找出来,可以去向政府反映自己的当年“革命”活动,会得到承认的。母亲还是摇摇头说,原来是有一些照片的,但时间一久就丢到什么地方再找不到了,妇女解放运动也不算什么正规的革命,谁知道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母亲在退休时的工资虽然按她四十几年的干部工龄算,也只有四百余元,我有点为母亲不平,提醒她把当时那些一起参加“革命”的人找来,为她作证。母亲只是微微一笑说,那些人早就失去联系,罢了罢了。 听说母亲身体越来越糟,那些远在福州长乐的姊妹便结伴而行,来山城看望,小住了数日。和母亲聊着家常叙着旧,回忆一些过去的旧事,长一声短一声地叫姐啊姐的,可总觉得母亲的谈话大不如先前有声有色,许多时候还语无伦次,其实母亲的病已经相当重了。姊妹们还特意带了一副麻将,在客厅里排开,也解了一时之闷。 看了母亲,姊妹们又顺便去武夷山游玩。临别再三交代我要好生照护母亲,依依不舍的。 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妇女的电话说,你是某某人的家吗?我问那个陌生人是怎样知道我们家的电话号码的。 对方说,她是在公用电话旁打电话,受我母亲之托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变得紧张起来,问,我母亲怎么了?她说,你母亲现在正坐在菜场的椅子上,她突然站不起来了,说很累。要我打电话来转告你,不过也没什么,你来接她就是了,就在大菜场的入口处。 我道过谢,风火地赶向菜场,很快在那入口处找到母亲,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可就是站不起来了。我感到害怕,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站不起来呢?把母亲扶上三轮车送回家后,让她先卧床休息。我问母亲站不起来的经过,她说,反正人觉得不舒服,头晕,可能年龄大了,累了,睡睡又可能好起来的。 卧床休息后,母亲又能起床自由站立行走了,要母亲去医院检查,她摇头说不去,她向来对去医院很不习惯。 我也没勉强,我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母亲的病已经面临着危急的关头,脑血管的病变已经非常严重,随时有中风瘫痪的可能。“站不起来”按中医来解释就是轻度的“脑卒中”或叫“中风”。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方面的常识,忽略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之所以知道还是以后看了资料才明白的。 此后,我和妻子有几次带母亲去县大医院看病,只把重点集中于糖尿病的治疗上,却没注意到母亲其他方面的并发症,只开些降糖药及“消渴丸”之类服用,虽对糖尿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治标不治本,只是压压病情罢了。 春节期间,母亲“倒走”现象严重,母亲再度行走不便,站立也困难,于是只好住院。查出来糖尿病恶化,血糖太高,得注射胰岛素治疗。住了半个多月院,一有好转,母亲就闹着回家,怎么也说服不了她,这使治疗效果因此而受到影响。 出院后,母亲作了一次复查,结果血糖居高不下,服药已经难以奏效。为了降低血糖,和医生商量,决定由我们家庭自己给母亲注射胰岛素。医生教我怎样注射胰岛素,手把手示范。此后我每天三次在饭前就得给母亲打一次胰岛素。第一次给母亲的小手臂皮下刺进针头时我是很紧张的,仿佛刺在自己的手上。三番五次下来,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 烧火煮针头消毒,一次只能消毒十来枚针头,两三天又得煮针消毒,我常常在液化气上搁上小针盒,对用过的针头作消毒再利用。我还学用试纸定期化验尿样,监测尿糖的高低。母亲的小手臂被我扎得千疮百孔,布满细小的针眼,左臂换右臂,然后又换上臂。虽说病情得到了缓解,但母亲明显消瘦了许多。体质下降,面容憔悴,视力也不如以前。 那每日三餐雷打不动的注射胰岛素,的确有些麻烦,但一次也不能忘,否则,血糖马上可能反弹,引起糖尿病的并发症。每次我把那针头刺进母亲越来越枯萎的手臂时,我的心都在微微颤栗,是这双手把我从小抚养成人的,也是这双手在我最困难的时刻给我帮助与支持,我却要天天拿针去穿刺它,这多么让我于心不忍。 母亲血糖高,却仍然喜欢吃甜食,这是让我很感难办的。劝说不要吃,母亲则很是不满,说这也不能吃,那又不能吃,什么东西不含糖?还有什么东西可吃?活在世上真受罪。我解释说等病好了就可以吃了。母亲却不能接受,她的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颗门牙在勉强的维持着咀嚼功能。若真的等到病好,那就没牙了,还拿什么去吃? 于是,我想到给母亲装上假牙。在牙医诊所第一天先是按了牙床模型,两日后就可以去取假牙。这种假牙许多老年人都普遍装,有的五十岁就装了,效果尚可,能替代牙齿的咀嚼功能。可母亲装上两天后就感到不适,硬是自己卸下来,说很不习惯,反而不能咬东西。去问牙医,回答只要一两个星期就会习惯的。但母亲就是适应不了,这可能与她太晚装假牙有一定关系,与咀嚼相关的肌群严重萎缩,难以带动那有点笨重的假牙。这样,那副花了数百元的假牙只好闲置不用了。 后来在给医院送检尿样中发现,母亲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这就是说母亲的肾功能也遭到糖尿病的破坏,吃进的东西不能完全吸收,一部分蛋白质从尿里被排掉,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母亲本身吃得少,再加上养分从肾脏丢失,身体的营养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所以母亲越来越消瘦枯萎下去,继而出现了贫血症状。 我被迫开始去看一些关于老年病的科普读物,这一读对母亲的糖尿病开始有了较好的认识。据医生分析,母亲的糖尿病至少有了十年以上的病史,而这十年里母亲忽略了自己的病,硬是挺着过来,发现晚,开始治疗已是相当严重了,治起来就难,岁数也上去,就更难。这么多年的受糖尿病的摧残与折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一种浩劫,可以诱发肾脏,心脏、眼睛、脑神经中枢等等的病变,加速衰老。现在很难估计母亲的身体有多少地方遭受糖尿病的破坏,只能保守治疗,维持生存了。 随之而来的病状一点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久后,母亲要靠人搀扶才能颤悠悠地勉强走路。坐下去,自己无法起立,要我帮助扶起来,移动脚步很吃力,不扶持便可能摔倒。有几次我们不留意,母亲就朝后仰面而倒,发出很沉重的后脑着地的钝响。我赶过去扶起来,发现母亲的后脑鼓起一个大包,问她痛不痛,居然说不怎么痛,其实那是神经病变引起痛觉麻木的结果。这使我想起给母亲注射胰岛素时她的漠然反应,那一针刺进皮下本该很难受的,可母亲却似乎没什么感觉,其实那也是感觉神经的被破坏,她已经没了敏锐的痛觉了。 去医院给母亲做了一次脑CT,检查结果发现脑周围出现一圈空隙,这表明:母亲已经严重脑萎缩。这就意味着治疗将回天无力。从症状上联系起来看,母亲健忘,有时开了水龙头会忘记关,有时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却记不起来,有时还会莫名地情绪激动,或哭或躁或怒,却没有原由地发作,这种老年痴呆症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一个证据。 可是,我的母亲并不太老,六十七八岁的年龄对许多健康者来说还远离真正意义上的衰老。我感叹母亲自小辛苦磨难,操劳一生,在这山城兢兢业业工作了四十余年,在供销部门干过会计、营业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年华,到了光荣退休,有退休养老金,却没能好好安享晚年的幸福。 行走的不便,使母亲更多的依赖卧床度日,活动大大减少,这又加剧了病情,以至于母亲必须依赖专人护理,把我们一家忙得团团转也没能把母亲照料好。她晚上得人轮流陪伴,时不时需要人帮助做些什么。我们一家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人到了重病的痛苦与无奈。 母亲昏迷的前一天,老父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砍家门前的那棵香棕树。这棵香棕树本来有着很好的遮阳效果,正好挡去了母亲房间前面的炎热阳光,虽说树上发出的那种气味有点呛鼻难闻,但在春天抽枝的时候,嫩叶还是可以用来煮汤的,味道十分鲜美。老父从早上开始动锯挥斧的砍伐,下午就把整棵偌大的树变为一些柴捆了,院子一下子豁然开朗明亮了许多。阳光没有遮挡地直接照在母亲房间的玻璃窗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此时正值夏秋之交,秋老虎的“倒暑”热起来还真要命。从夜间母亲的呻吟声中,我感到这天晚上母亲可能比以前的晚上更为难熬,大概树的消失使母亲的房间升温了不少。 次日,母亲饭量很差,一直卧床到下午三点多,我便扶母亲起床坐,然后将母亲移到院子外见见光透透空气。我让母亲坐在走廊下的藤椅上,陪她说说话。可她没多久就说累了,要回屋去躺,我没有马上帮她扶进屋,说再坐一会儿。母亲露出很不高兴的神色,说太热了,屋里凉快。我没在意,只顾转身去忙些别的。 当我再回过来看母亲时,她正低垂着头,我叫她,却不应,顿觉不妙,待母亲回过神醒来。我已有些慌,只好小心帮她移进间,让她躺下休息。 想到母亲夜间总失眠,我又去药房买一些助眠中药回来。 次日一早,妻子推开母亲的房门,发现母亲很反常,叫她,推她,都没什么反应,去扶她起来才有一点声音。母亲说话已经没了底气,面色十分难看,体温很凉。看样子得马上送医院,妻子于是和弟媳妇一起给母亲擦身,洗脸,换干净的衣服。早上的气温比较低,妻子还把火炉提到屋里。 意外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当妻子给母亲穿好衣服时,母亲就昏迷不醒了,白着眼珠,张大着嘴,一副死不眠目的可怕样子。我们顿时都惊慌起来,弟弟按着母亲的手腕,看脉搏,心跳隐约尚存,呼吸游丝般微弱,我们从未经历过那种吓人的场面。任我们怎么唤,母亲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也惊慌失措的把还没去上学的儿子女儿侄女三个孩子叫到母亲身边。顿时孩子们恸哭成一片…… 1999年10月3日早晨8点许,母亲的吊针的点滴停止了滴落,瞬间凝固住了,我和弟弟去摸母亲的脉搏已经不再跳动,呼吸停止,我们再怎么叫唤也永远无法叫醒她。母亲享年69岁,结束了她坎坷而脚踏实地的一生。 摘下吊瓶,卸去那些捆绑在母亲身上的一些医疗的束缚,让母亲无牵无挂的走。 全家人恸哭不已…… 母亲,此时的面色却变得好看起来,早上的阳光照着,看去我会以为母亲只是在睡觉。据说离去时有这种好面色的老人不多,是一种吉兆。但愿吧,愿母亲去了天堂,去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当地规定,自从2000年元旦起,全县将一律按国家有关规定禁止土葬,提倡火葬。母亲赶巧在元旦之前逝世,还可以选择土葬。由于母亲在生前备有自己的寿材,遗嘱也说到要土葬,我们只好照办。 送葬的亲人好友十分拥挤,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母亲的同乡,四十多年前她(他)们与母亲一同从沿海长乐来这小县城支援开发山区,有三四十人,现在除调回的,去世的还剩十来人,他们以长乐同乡会的名义合做了一个特别的大花圈,为母亲献上一份深深的悼念。 母亲的墓地坐落在一座葱翠的山坡上,座北朝南,风水好。在那里母亲可以瞻望她工作了整整四十多年的整座小山城,从那个方向伸延下去还可以看到她的故乡福州长乐。 谨以以上一点朴实的文字来追思我亲爱的母亲,平凡而善良的母亲。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且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0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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