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高适的塑料情谊

      天宝三年夏天，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诗人同游梁园（商丘一带），“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吹嘘各自的经历，纵论天下大事。当年秋天，三人又在孟渚泽纵猎，组成一个微型打猎小组，射杀兔子、狐狸等小型哺乳动物。那一年，李白四十五岁，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高适的年龄介于二者之间。游梁园的时候，李白刚被玄宗赐金放还，也算当过一年多国家干部，见过圣颜了，比起那两位无业游民，要高强不少，因为有过老诗人兼朝臣贺知章称赞李白为“谪仙人”，解下随身佩戴的金龟为李白换酒的高光时刻，李白早已享誉诗坛，所以也不缺少粉丝，

      据说有个叫做魏颢的年轻人，是李白的死忠粉，李白去哪，他跟着去，他为李白出书《李翰林集》，并作序。游梁园的时候，杜甫还不算诗坛二圣之一，他只是一个文坛新秀，也是李白的铁粉。杜甫一生写过很多诗给李白，可惜，李白鲜有诗歌给杜甫，反而是有不少诗歌给魏颢，这其中的缘故，可能是两人性格差异太多，从李白的自述和诗歌看，他算是个富二代，家里有矿，花钱如流水，而杜甫虽然是宰相杜审言的孙子，可惜到他这一代，已成破落户，兜里没钱，杜甫诗歌给读者的印象就是沉郁悲苦，估计为人也是抠抠索索，不大方。李白看不惯。

      不管三位当事人怎么想，天宝三年的那次聚会，被后人视为一段文坛佳话。诗仙、诗圣、边塞诗人，聚齐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军旅题材完备了。那一年，晚辈杜甫和高适刚刚崭露头角，他们是以迷弟看偶像的的心情来看待李白的，心脏砰砰跳。高适写诗赞美李白曰：“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方寸且无间，衣冠当在斯。”（这里的肮脏是褒义词，意为李白外形挺拔不俗），杜甫晚年在《遣怀诗》里也回忆了当年的盛事：“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游宴行乐，狂歌度日、裘马轻狂，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友情也就越发显得珍贵。大哥李白相对洒脱得多，他也写过一首《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记录了他当时的畅快心情，打猎、吹牛、喝酒、边上还有美女献歌，换谁不开心？

      不过，三位诗人有各自的命运轨迹，短暂的交汇后就各奔东西了。李白去江东，杜甫去长安，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三位诗人的性格迥异，最终的结局也大不相同，梁园同游十三年后就是唐肃宗的至德二年，诗仙李白在浔阳以“附逆”的罪名下了死牢，那一年李白五十七岁，须发皆白。杜甫客居在成都草堂，携家带口过着暂时安逸的小日子，闻说此事，担忧李白的性命，写下了《不见》一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世人皆要杀李兄，只有我爱怜你呀。三人游的另一位主角高适，正处于人生的高峰期，身居高位，担任御史中丞。却没有对昔日的偶像伸出援手。短短十三年，三个诗人的位置掉了个个，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命运之手不可谓不神奇。

      先说说正主李白吧，李白的诗歌豪迈奔放，清新飘逸，不知读者想过没有，为什么偏偏是李白这个大唐鼎盛时期的诗人写出了这样肆意汪洋的诗歌，说到底，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状，当时的唐朝国力强大，蓬勃向上，社会上充满着乐观的气息。唐玄宗经过二十九年的励精图治，唐朝的经济和国力达到了封建专制治理下的顶峰，被称为开元之治，天宝初年，唐玄宗开始骄傲和倦怠，追逐边功，追求享乐和奢华，即便如此，天宝初年的唐朝社会依然处于安定和富裕状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诗人难免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杜甫吹嘘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李白的情绪就更激昂向上，此外，还与李白自身性格有密切关系，李白一辈子求仙问道，而且不差钱，按照他自己的吹嘘：“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应该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李白想要的生活是“腰缠十万贯 骑鹤下扬州”；李白的作派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及时享乐。李白在《将进酒》写道：“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个高阳酒徒的形象跃然纸上，更搞笑的是，李白不是要卖自己的马换酒，而是要卖岑夫子和丹丘生的马、皮大衣，在李白这样豪爽的人看来，什么你的？我的？是朋友就不要太讲究。

      李白还有个特点——嘚瑟，特别爱炫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的好多诗句写到了杀人，充满了戾气。李白好游侠，善舞剑，究竟是不是他杀人不得而知，但是这样张扬的性格注定要惹祸上身，搁现在，肯定是网上追逃对象，当然更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官场上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谨言慎行、滴水不漏。李白在骨子里是孤傲的，打心眼里瞧不起权贵们。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诗人身在体制内，还鄙视体制内的同僚，肯定得不到提拔。以诗仙的性格，不仅仕途无望，而且一着不慎，就可能惹祸上身。

      唐玄宗晚年，重用奸相李林甫，李林甫治理经济有一套，却嫉贤妒能，贪得无厌，他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把持朝政长达十九年，朝纲逐渐腐败，他搞了个“野无遗贤”活动，欺骗说玄宗太圣明，民间所有的人才已经被网罗到朝廷了，现在民间的读书人都是庸才。愣是把杜甫等指望当官的一干读书人憋成了愤青。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是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倒没有李林甫那么心机重，可惜没治国本领，最大的本事就是玩赌局。唐玄宗晚年追求边功，重用胡将，让节度使兼任采访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军力外重内轻的局面，天宝十四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兼任四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唐朝社会隐藏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整个国家急剧地由盛转衰。在那个风起云涌大时代背景下，因缘际会，打猎小组的三人由于站队不同，政治敏感性有差距，导致最终结局呈现出天壤之别。套用股市术语，李白是高开低走，高适是低开高走，杜甫是半死不活。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和妻子隐居在庐山，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半百老人，济世安邦的雄心却未减一分，中原和西北打得如火如荼，南方依旧安定祥和，李白带着妻儿躲避战火的同时，也在观望时局，等待一个出山的机会，恰在此时，有人找到了他，聘请他当江淮兵马都督从事，请他的人是十六皇子永王李璘的使者韦子春。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蓄势已久的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拿下河北，夺得两京之一的洛阳，进逼潼关。玄宗在错杀名将高仙芝之后，启用中风在家疗养的老将哥舒翰，哥舒翰此时有中风后遗症，大脑不灵活，在几次推辞不获批准后，强撑着肥胖的身体去了前线，临行前，他向玄宗推荐了三人游的配角高适，高适此时抑郁不得志好多年了，大半辈子过着流浪、耕种、乞讨的生活。老将军的一句话，让他有了露脸的机会。战争经验丰富的哥舒翰到了潼关以后，也学前任高仙芝，死守不出，他认为河北自有李光弼，郭子仪能人勤王，叛军已经焦头烂额，自己只守不出，假以时日，潼关外的叛军必生内乱，到那时再出击不迟。可惜，玄宗却听信杨国忠的谗言，派使者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崔乾佑的叛军决战。灵宝一役，唐军死伤无数，长安已无险可守，不得已，唐玄宗带着爱妃杨玉环、太子李亨、宰相杨国忠等人仓皇西逃，西逃途中，大队人马行经马嵬坡，禁卫军发动兵变，宰相杨国忠被士兵砍成肉泥，绝代美人杨玉环被赐死，老皇帝玄宗连遭打击，一时间，惶恐不安，晕头转向。父子分道扬镳，玄宗带着哀伤的心情继续往西蜀去，最终到了成都，太子李亨心怀忐忑往甘肃去，最后到了朔方军的治所灵武，并在那里的城楼上即皇帝位，遥遵成都的玄宗为太上皇。

       马嵬坡之变，在《旧唐书》里是一场禁卫军哗变，在《新唐书》里被写成太子李亨勾结禁军夺权阴谋的一部分。不管真相是什么，李亨这个几十年唯唯诺诺，匍匐在父皇阴影下的中年男人终于有了摆脱老皇帝的机会，他北上灵武，在群臣的劝进下登上了皇帝宝座，还有了拥护自己的军队。对于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远在成都的老皇帝李隆基只得借坡下驴，无奈接受了太上皇称呼，并派大臣把传国玉玺送到灵武。但是一辈子手握大权的李隆基也不甘心就这样灰溜溜地失去权柄，之前在西逃途中，他就接受房琯建议“命诸王分镇天下”任命小儿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驻守南方重镇江陵，到了成都安定下来以后，缓过神的他又以太上皇的名义要求永王李璘的部队顺江而下，从扬州出海，北上攻取幽州。这就是李隆基一生惯用的平衡术，日后小儿子李璘平叛有功，自己还有制衡大儿子李亨的棋子，然而已经当上皇帝的李亨却不想给幼弟李璘任何机会，即使这个幼弟是他自己带大的，有过朝夕相处的情谊，他依然视之为叛逆，迫不及待地要加以限制和消灭。

      围绕着这场权力斗争，同游梁园的三位诗人先后登场。第一个登场的是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他命运多舛，一直没有得到“光耀门楣，恢复祖上的荣光”的机会，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从长安城逃出，一路追到了灵武，得见天颜，当时的唐肃宗虽然名为皇帝，其实心中不安，他对朔方军首领李光弼和郭子仪是否真正忠于自己，心里没底，忽然看到破衣烂衫的杜甫来投，感动得差点落泪，其忠可嘉，封他做左拾遗。杜甫呢，书生意气，真把这差事当正经事办了，成天唠唠叨叨，啰啰嗦嗦，尽说些没用的，后来皇帝也觉得烦了，眼不见为净，贬他去华洲司功参军，华洲离叛军不远，杜甫到了那里一看，官府的人都跑散了，自己干脆也就不干了，不辞而别。都说杜甫忧国忧民，其实，真让杜甫做官，他还不是个好官。三国时期，曹操让书法家钟繇去经略西北，当时钟繇是拿着一张委任状只身上任的，巧妙利用西北各路军阀之间的矛盾，软硬兼施，稳定了西北。有能力的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无能的人，看到困难就绕着走，两相对比，钟繇是能人，杜甫是后者。

      第二位登场的人是诗仙李白，李白在唐朝诗坛是最璀璨的明星，但是一心要做出一番经天纬地大事业的他，仕途不顺，先是四处投谒，无人引荐，四十岁时，他时来运转，玄宗封其为翰林，玄宗和贵妃游乐时，让他写一些应景诗歌，这与李白想象的出将入相，治世济民的职位相去甚远，况且李白自由不羁的性格也适应不了规矩繁多的朝廷生活，不久就辞官而去。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携儿带女正隐居在庐山，一会儿练剑学仙，一会儿遥望庐山瀑布，一会儿与山里的和尚或者道士谈谈宗教，似乎就要终老于林泉之间了。可是老天爷似乎不愿意让这位诗仙平平淡淡度过余生，非要把他卷入到一场政治旋涡里。永王李璘接到太上皇李隆基的命令后，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顺江而下，途径庐山，他早就听闻诗仙李白的大名，就三次谴使聘请李白当他的幕僚，壮心不已的李白感到自己的第二春来了，终于可以实现人生抱负了，不顾妻子宗氏的反对，欣然答应。

      那一天，李白登上永王水师的楼船，看见舳舻千里，旌旗相接，胸中豪情油然而生，挥笔下了一组歌功颂德的诗歌《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希望自己能像东晋的谢安那样建下不朽的功业，谢安举重若轻，击溃前秦天王苻坚的百万大军，李白在文学上一辈子崇拜谢灵运、谢眺，在政治上崇拜谢安，他幻想着此次出征，他在谈笑之间，就灭了肆虐中原的叛军。他想象的很美好，殊不知，这次他站错了队，跟错了主子，此时此刻，三人游的另一位主角高适正在给唐肃宗李亨献计献策，如何为永王打造一个口袋阵，如何见机行事，吃掉永王的军队。粉丝高适的建议，即将给他昔日的偶像李白带来灭顶之灾，这一点，高适没有考虑到，因为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玄宗“命诸王分镇天下”无疑触动了唐肃宗的利益，也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他马上就策划要灭掉永王，前半生过着流浪、耕种、乞讨生活的高适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给唐肃宗分析了形势，指出永王兵必败，高适毕竟有过一段从军的经历，他的分析头头是道，肃宗即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去东南部署军队，永王璘果然不听从肃宗的号令，或许，他以为李亨只是他的大哥，或许，他认为自己听老爹李隆基的话，没错。但是在新皇帝肃宗看来，这就是反意已露，一场亲兄弟之间的战争立即打响了，论写诗，高适不如李白，论打仗，他可比李白强多了，永王的部队，目标不明，人心涣散，顷刻间土崩瓦解，战后秋后算账，李白以附逆之罪下了大狱。李白一百个一千个不服啊，我一心报国，怎么就成了死囚？李白手抓监狱的栅栏大喊大叫，喊累之后，他想到了托人找关系。他写信给高适，诗仙的专长是写诗，当然得有一首诗歌，李白写了《送张秀才谒高中丞》把高适这位昔日的小弟好好地捧了一通“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老弟，你厉害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我嘛，心态还算平静，我是好人呐，你总不能好坏不分，眼睁睁看着玉石俱焚吧？信被转交，似泥牛入海，高适不为所动，无视李白的求助，也没有任何救助李白的举动，作为整个事件的参与者，身居高位的高适对昔日好友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冷漠让李白寒心透了。

      不过，诗仙也是命不该绝，他的第三任妻子宗氏是武则天时期的贪赃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搞关系有一套，最后竟然说动了重臣郭子仪，郭子仪是消灭叛军的主将，对唐朝有再造之功，有他向皇帝求情，唐肃宗就卖个人情，让御史中丞宋若思来审理李白的案子，宋若思的父亲与李白交好，自己又是李白的粉丝，就从轻发落，免了李白的死罪，可见作为偶像级人物，才艺一定要好，尽善尽美；粉丝一定要多，多多益善；落难时自有贵人来救。

      那么，高适是不是一个不恋旧情的人？也不尽然。高适晚年曾经在蜀地为官，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也曾在蜀地镇压叛乱，杜甫在成都时期，虽然也享誉诗坛了，身份依然是一介布衣，文坛的身份不能拿来换薪水，打赏也无法让肚子填饱，杜甫拖家带口，需要官场中朋友的接济，尤其是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接济，高适也给了杜甫一些救济，两人还曾见面饮酒，互赠诗歌，可见高适也不是个薄情寡义之徒。那么高适为什么对杜李二人区别对待，厚此薄彼呢？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形势，封建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觊觎皇位的人、任何挑战皇权的势力都会被无情消灭，为保皇权稳固，皇帝们草木皆兵，宁可错杀冤杀，不可放纵。叛逆是灭族之罪，高适与李白杜甫不一样，他心有城府，深知官场险恶，稍有不慎，就会惹火上身，李白是附逆之罪，以高适的地位，如果替李白求情，最终结局，可能是李白没捞出来，自己的官位也不保。大半生过着清苦日子的高适，怎么可能为了李白冒险？他若救朋友，一定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从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三人有无城府。唐肃宗即位后，李光弼和郭子仪连破叛军，形势很好，然而，肃宗对两位将领却不信任，当心他们居功自傲、尾大不掉、形成臣强主弱的局面，所以力排众议，委派宰相房琯去指挥收复长安的战斗，目的就是培养第三方势力，制衡郭李，房琯是一介书生，素不知兵，平日里在皇帝面前夸夸其谈，真正到了前线，就连吃败仗，让肃宗丢尽了脸面，恰在此时，有人告诉肃宗，“命诸王分镇天下”就是房琯给玄宗出的主意，肃宗更加恼火，杜甫却不合时宜地来为房琯辩护，杜甫辩护的原因也很简单，读书人互相有好感，这可彻底惹恼了肃宗，直接把他贬到华州去。

      李白更有意思，刚恢复自由，就入宋若思幕府，还模仿宋若思的口吻写了封推荐信给肃宗，信中写道：李白这个人不简单，“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自己叫屈，“一命不沾，四海称屈。”说如果肃宗能够重用李白，则“四海豪杰，引领而归”，并以责备的语气问肃宗：“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一代诗仙，真是自恋到可爱，天真到冒傻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档案里有污点。肃宗看到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将李白流放夜郎，诗仙的身份从自由人又变成了有罪之人，流放途中，恰逢大赦天下，李白重获自由，欣喜之余，写下了千古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段日子，诗仙的命运就像玩过山车，大起大落，心情大悲大喜，分外刺激。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诗仙李白跌了多少跟头，依然没丝毫长进。果然是三岁定八十，七岁看终身。

      再来看高适，灵宝之战前，他知道哥舒翰出潼关必败，就准备了一匹快马，在战乱中跑了。玄宗在逃亡西蜀的途中，高适追上了玄宗，玄宗问前线的具体情况，高适回答：“监军李大宜不恤军卒，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且南阳之帅各皆持节，宁有是，战而能必拔哉？陛下因此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高适的回答很巧妙，句句属实不浮夸，指出了监军的过错、后勤的不足、指挥系统的失灵，却避而不谈主帅哥舒翰，也就等于变相为自己的恩人做了辩护，最后补充，皇上您因为手下的无能而逃亡四川，那没什么不光彩的，给足了皇帝面子。

      论诗歌论文学才华，三人游小组排序由高到低，应该李杜高，若论工作的踏实勤勉和情商高下，则又是高杜李。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与李白杜甫相比，多了些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