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深处的年味

城里过年
    妻说,我们就在城里过年吧,老家埂冲苗寨,父亲母亲都不在了,回去必定年味寡淡。我细细想了想,妻的话是有道理的。
　　其实,前些年,城里是禁放烟花爆竹的,加上大量人员返乡过年,万巷俱寂,很难闻到过年的喜气。如今,年尚未到,便就听得爆竹的声响幽幽传来,引得你不禁推窗细听,却是见得满街白雪,软软地盖在大地上。稀疏的行人和车辆,从满枝的红灯笼下慢慢驶过,广场上,商场里,反复播放着有关迎春的歌曲。往日喧嚣的城,逐渐安静了下来。
　　老早,物业管理的工作人员就在小区的门柱上贴了红联,绿化带里的树木上,缠绕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印有“春节快乐”的红灯笼整整齐齐地挂在小道两侧的树木上,夜一来,灯光闪烁,喜气洋洋。这城里的家,是我们工作了10余年,慢慢积攒起来的。往日,居租在别人屋里,没有家的感觉,就更不要说有年的味道了。往往是年关一到,便就请了年休假,赶往妻的娘家黔北桐梓。这边的老家,毕竟还剩得老母亲在,而我们一年四季里,总借口工作忙,未有尽到孝意。这城里有了家后,才将母亲接来与我们同住,顺带帮我们照看了小孩。
　　春联是肯定要贴的,自己撰联自己写,更显出这过年的喜来。小儿3岁余,已是能学着帮我撑联裁纸了。提刀,捏笔,折纸,活脱脱的一个小书生。一年里,虽未有多大的功劳,但辛苦了一整年,方待到了这团聚的大好时光,总结和回顾,是肯定要有的。春联的内容,多是围绕好事儿来写的。
　　年货,当然是要置一些的。幼时,长在山里,对年货有着一颗无比倾慕的心。还总以为城里世界繁华,日日似过年。城里的年货品种繁多,花色千奇百怪,应有尽有,长长的横排挂在店面里,任人挑选。早先,各种旗号的年货销售节打响了客源争夺战,他们大肆宣扬,降价,因此顾客们惠利多多。皆因离过年时间不多了,我们懒得于各种购物节里瞎逛,就近购置了过年的必需品,提着,抱着,背着,或是挑着,往家里送。
　　好多年已没了拜年的习俗了,城里更是少了串户拜年的传统。但亲友间一声手机里的短信问候,是肯定要有的。亲朋好友里,有的一年未见,有的已是多年未遇了。彼此间,多以网络或电话往来,闻其声未见其人。此时,轻轻地送去一句过年问候,心里的暖,热热的。
　　入户花园外,烟花灿烂的火光,照了进来,落在地上,特别的美。透过门缝,我看见了孩子兴高采烈的样子,看见孩子的外婆换了一身新衣染了一头白发,看见妻,手捧着闲书,静静地读着。


母的新年
    妻子的故乡黔北桐梓县，大多孩儿喊母亲是喊母。所以，我跟着妻，喊丈母娘为母。母个子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但母勤劳、善良，会持家。妻喜欢将母艰辛养育她的故事讲与我听，我看得出，妻的用心无外乎两点，一是想让我知道母的不易，让我们好好孝敬母；二是想以此警告我，她是母手心里的肉，不得随意欺辱。与母相处久了，我便发觉，母特别看重的节日，就是元旦节。
    老早，母就在老屋坎下的马路边，租得有一块地，她在地上搭了个棚子，棚子里囤聚着一些煤炭，待到街坊们缺柴禾的季节，母便将煤炭便宜地买出去。平日里，母总是从煤堆内选出那上好的煤块卖给别人，留下那些夹石的，自己烧。夹石的煤块不肯燃，常常弄得母满脸黑灰，那样子像极了卖炭的老翁。我们于是嫌弃母的节俭，甚至，还嫌弃母的样子太丑太脏。母说，再等几日生意，她给我们添置新年衣物的钱，就够了。其实，那才是冬月末腊月头，离新年还早着。后来，母经营煤炭的那块地被人盯上了，不久便有人高价收买了母租用的土地，母于是失去了她的煤棚。而在这一年年末，正当别人欢天喜地迎新辞旧之时，我那与母相依为命的岳父走了。这一年岳父刚刚48岁，母50岁。
    慢慢的，母喜欢胡言乱语了，甚至还喜欢骂人，喜欢无端地哭泣，莫名地哀乐。她常常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屋内，哪里都不去，而且，对什么事似乎都不感兴趣，木然，麻滞，一点都不像往日的母。年底了，我又一次和妻一起去康复医院看母，我发现母坐在医院的石凳上纳鞋，白白的鞋线，举过母的头顶，母熟练地将她的鞋针往头发上轻轻一刮，然后，使劲弯下腰，用戴在食指上的顶针重重地将针头压过鞋底。那一刻，我看见我的母，几乎是将整个身子的力气都压在了那一枚小小的针头上。“拿去吧，今年就这有这个给你们作新年礼物了”。从医院的铁门内，母递来一句话。那是10双崭新的棉鞋。我搂着母的鞋，鼻子酸酸的，想哭。
    我们在平安夜把母接回了家。但我发现街坊们，把我的母，看作疯子。他们在的母的背后无中生有地说母的不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母多次送过煤炭的，至今还欠得有母的煤钱。母说，我和妻刚刚迁居的新屋，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的，新的一年，她病好了，依然要做煤炭的小经营，给我们分担一些房贷压力。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母的鬓角，被越来越白的银发覆盖。我不知道那银发的下面，到底还隐藏有怎样慈祥的一个母。在好些年元旦节的假日里，我躺在往日岳父的房间里，许多个半夜，被母铲煤的声音弄醒。待我轻轻地爬起床，从窗檐往屋子外面望下去，正好看见母又扬起铁铲，从漆黑的煤车上将煤炭一铲一铲地卸进她的煤棚。夜空里斜斜的挂着半个月亮，母的影子，就在煤车和煤棚之间，来回奔跑着。
    次日，就是新年的第一天了。一大早，母从城里买来许多糖果、香烛和一刀肥墩墩的肉，一个人在厨房里刷锅，蒸饭，烧菜，之后又一个个地把我们叫醒，还一人递上一件新衣物，或是毛衣，又或是西装，款式不一，但尺寸适宜，合身。母知道我喜欢穿白衬衣套黑西装，给我的礼物固然就是白衬衣了。母就默默地站在旁边，看我们试穿新衣服，听我们叽叽喳喳的话语，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就这样被我折腾得凉了。瓦下的侧梁檐上，两只红红的灯笼，在辣椒串和苞谷串里，一闪一闪的，特别打眼。灯下，是母刚刚点燃的香烛，糖果已整齐地摆放在两旁。母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


父亲的年
    除夕那日,尚未见天亮,父亲就起了床,从老屋瓦廊下生锈的旧犁头旁取下镰锄，摸着朝屋外走去。睡梦里,朦朦胧胧听见父亲走过我们窗前的叨念声,“三十丫(夜),扫戛纳(垃圾)”。  
    数百年来,村庄里流传着除夕之夜大扫除的传统习俗,父亲更是对这一习俗特别在意。廊前屋后,堂上梁下,都是要翻天覆地一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才放心。老早,父亲就备好了打扫卫生用的刀具,还给我们每人购置了过年穿的新衣服和开春后上学用的新书包,以及过年用的炮仗。反正,离春节尚早,我们却已在父亲那里嗅到了过年的喜气。
    过年时，春联是肯定要写的。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父亲,却写得一手好字，村庄里,十有八九人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父亲去帮人家写春联时,总要叫上我去做帮手。磨墨、裁纸、撑纸、拉纸、折联、晾联、贴联,这些活儿,包干了似的,让我一个人做。父亲写联时,不许人出声,只听得写联的八仙桌下的炭盆里,呲呲呲的,发出火苗细微的声音。我站在父亲的正对面,双手托起春联一端的两个角,平稳地站着,摒着气,不敢随意走动,亦不敢随意言语。待得父亲用热开水泡软的毛笔蘸了墨,轻轻一挥,写完第一个字,做出嘱我往后拉纸的手势,我方敢将身子微微往后挪移一小步,同时将双手撑着的红纸稍稍往后拉动。“停!”父亲突然叫住我,他蘸了墨,便又继续写下一个字。
    贴联是我最怕的活儿,一是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的差,二是我特别不喜欢那贴联的稀饭黏糊糊的滋味。父亲举着棕皮刷把在旧年的门柱上打好了早先煮熟的稀饭,然后提着晾干了的对联,站在木凳上由上到下地将春联贴到门柱上。我站在离门柱两米开外远的空地上,吞吞吐吐地朝正在贴联的父亲喊,“好像要再贴上去一点,好像要往右一点……”弄得父亲左右为难。
　　我们自家的春联,至我上中学后,似乎就不用父亲再操心了。但开始学写春联时,因怕人笑话,怎么都不敢提笔。“你不学怎么能会呢”，父亲砸来愤怒的目光,意思是都中学生一个了，不敢写也得写,非写不可。因内心恐惧,加上天气又冷,战战兢兢地提了笔,写完几副歪歪扭扭的春联,父亲实在看不下去,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和笔,逐笔逐划地教。
    父亲特别喜欢炮仗,哪怕年景不好,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之一。那时的乡场上,炮仗品种不多,父亲就跑到湘西那边的鞭炮厂,买来那种既个大和响声大，又特别肯爆的，每日早晚两餐饭前，便点上几个。村庄里的孩子们,眼见着年关就要到了,便成群结队地逐户拜起早年来。大人们馈赠的礼物,当然要数炮仗是最好的了。夜色未深,就见得村庄上空突然间升腾起一道光,“嗦”的一声穿过树梢,在逐渐泛黑的夜色里“啪”的一声爆响,盛开出一朵灿烂的烟花来。此时,父亲正坐在老屋门槛外的檀木树下笑嘻嘻的,说那炮仗是他买来的,肯爆,是好货,赠了一颗给村庄里最调皮的“十斤棒”那娃。
    在除夕之日,进屋和出门的那条山道，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劳动对象。山道上落满了黄黄的竹叶，枯败的野草倒躺到了路边上来，破碎的青石板斜斜地横在路坎上，一些野草苗儿从路边的粪土里抽出了枝叶。似若这一路的乱象，只有这年关才抽得了空去收拾。然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村庄过年了，我知道那山道上的乱象，一定是越发的不堪收拾了。2007年的四月，父亲去了，这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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