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烤烟

父亲的烤烟
　　　　（一）
　　“七匹狼神河镇丰家岭村单元基地示范点”这十几个字像一面面旗帜挺立在对面的山梁上，昭示着丰家岭村这二十余年来烤烟的成绩。
　　站在门口，一抬眼，这些字就会映入眼帘。看着看着，就望见父亲背着一筛烟叶从那山梁上走过来。父亲的脚步很快，烟叶就随着他的脚步在筛沿边扑闪扑闪着，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金黄的光。父亲全身已经湿透，汗珠不停地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不时地撩起衣襟擦拭脸上的汗珠。九七年，这是九七年父亲留给我的影像，距今已经十六年了。
　　女儿说，假如我爷活着，他是不会让你打我的。你打我的话，他就会打骂你的。女儿没见过她爷爷，但她知道她爷爷是疼爱她的。当然这只是她的想象，她假设她的爷爷还活着。十六年了，十六年中我缺失了父亲的责骂，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实际上，在我如女儿这般大的时候，父亲就不责骂我了。那时候，他总忙，忙着种烤烟，从开年一直要忙到阴历八九月。
　　父亲爱他的烤烟胜过了爱他自己。那年，他已经病得相当严重。但在地里采收烟叶的时候，总看不出他有病的样子；晚上疼痛难忍，无法入睡，他就坐在堂屋里整夜打算盘，算珠噼里啪啦的响动声成了他疗痛的唯一良药。母亲劝他去医院，他说，等烟烤完再去吧。哥哥又来劝，他说，烤完烟再说。
　　（二）
　　八八年，对于一个叫做丰家岭村的村子来说，绝对是一个需要被写进村志的年份。这一年一种新作物——烤烟的引进，彻底改变了丰家岭村的经济方式：由过去靠粮食换钱改为种烟卖钱。
　　刚过年就有政府派来的人专门负责指导育苗，每家每户都在地头修个苗圃，我们当地把这样的苗圃叫凼。上边给发烟籽儿，一种叫做“红花大金元”的种子。
　　在等待烟苗长大的同时，父亲就忙着挖烟带。那时粮食不是太超裕，没有谁家专门留出地来种烟，都是先在地里种上小麦，开年后，根据烟苗种植的行距要求在麦地里挖出一条条的烟带。烟带挖好后又挖烟窝，烟带和烟窝挖好后，就等着烟苗长大，在一场雨水后，移栽到地里。
　　这一切做完后，就是建烟楼。土筑的，现在这样的烟楼都不太用了。烟楼筑好后，又是砍烟杆，满山去寻找大拇指粗细的山竹。砍回来后就由母亲和姐姐在烟杆上绑上细线绳，这是等烟叶成熟后收回来缠烟叶的。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去山上砍柴，那时烤烟都用的是木材。父亲还要趁着空余时间去给烟苗起垄，除虫。
　　当父亲把这些工作都做完后，烟叶也就成熟了。
　　没有烤烟技术，政府请来了云南的几位师傅指导。大致有三个，但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叫大姚，一个叫二姚。村子人都这样叫，我估计这是他们的姓。大姚有五十来岁，二姚也就三十岁左右。他们住在我大伯家，自己做饭。大伯近水楼台先得月，烤烟时随时向他们请教，所以他家的烟烘烤出来金金黄黄的，但父亲烤的烟就是整楼整楼黑色的。
　　大姚、二姚没事就到处转。那天我在学校，我当时上三年级，我们课间玩的时候就看见他们两个从操场下边往上走。二姚剃了个光头，我就叫了一声“和尚”，我用方言。二姚没听懂，狐疑地望了我一眼。那眼神的意思是：请问您说的是啥？我又用老师教的普通话叫了一声。“和尚——”我还沉醉在自己的普通话中，但这次他早已听懂了，就拾起一个石头朝我追来。我吓坏了，拔腿就跑。他紧追不舍，我躲进了我二奶奶家，他就围着房子转。我吓得不敢到教室去，后来他走了，我才战战兢兢的去教室，不用说还被老师狠批了一顿。从此见到二姚我就躲，就感觉他就是入侵的敌人。
　　那年，我家的烤烟只卖了二百块钱，但一次性得到二百块的收入，父亲还是感觉很满足，从此他下定了年年种烟的决心。这一种就直到他去世的九七年，接近十年的时间。所以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很想取上另外一个名字：烤烟十年。
　　（三）
　　八九年，父亲的烤烟技术有所长进，因为这一年我家的烟叶卖了八百元，比上一年翻了好几倍。
　　烤烟实际是一个很复杂的活，有很多环节，一个环节不把握好都不行。首先是采收烟叶的时机，过早，烤出的烟就不能完全变黄，不值钱；过迟，烤出的烟叶就会变黑，也不值钱。再就是把烟叶放进烟楼烘烤时，每个环节的掌控，变黄、定色、干筋，都要因烟叶的情况随机而定每一环节需要的时间。这期间还要做好排潮，防止潮度过大，也不能让烟叶过早失却水分。
　　但父亲毕竟在上一年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在这一年中烤出的烟叶还能看见一些黄色。
　　云南的技术员照旧在，他们不仅教会了大家如何烤烟，还教会了哥哥们另外一种吸烟的方法：用竹筒吸水烟。他们带来了一种用竹筒做的水烟袋。其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一节茶缸粗的竹筒上部分打通，在竹筒中下部安一个烟嘴，这样这个水烟袋也就制成了。吸烟时，在烟筒里装一些水，然后把他们带来的烟丝捏一撮放到烟嘴里，嘴放进烟筒里，用火柴点燃烟丝，用力去吸。哥哥们看着他们这样吸烟很时髦，于是很快也就自制出了这样的烟具来，他们挑烤的最黄的烟叶，切成丝，每天吸得不亦乐乎。这只是年轻人的做法，像父亲是从不吸他们的水烟的，他有自己的旱烟袋。他舍不得浪费那金黄的烟叶，那一点金黄的烟叶是他一年辛苦的最后喜悦和最终希望。
　　到九零年后，父亲一年的烤烟大致能卖上一千来块钱。因这烤烟的功劳，我们村办了几件大事。首先就是引来了电，人们遇见熟人就说：“原来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现在变成真的了。”他们不厌其烦地说，可见村人对牵电这件事的喜悦和激动。也有人说：“如果没有烤烟，不知道我们啥时候才能牵上电？”这是对烤烟的感激，也是对引导他们种植烤烟的当地政府的感激。
　　若干年后，我终于知道了，其实政府大力号召种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烟草的税高，每一年收烟结束，政府的财政收入都会增加不少。后来有一年，我的堂兄种下了五六亩地的烟，仅仅化肥钱就花去了好几千，结果烤烟只卖了两百块钱，这还不考虑他们夫妻一年的辛苦，看着他们欲哭无泪的情景，我终于明白了：我的村人，他们种烟，其实挣的是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付出了血汗，还拿不上钱。他们种烟，如果运气好，烟不坏，烤得好，收烟人不压价，他们卖的钱也只能抵住工钱，也就是说，他们种的烟并没见着钱，他们卖出去的只是自己的血汗。
　　但那时，村人们并不明白，他们也没时间去算这个帐。纵然有人明白，但他们也依然热情很高，因为在那个年代，尽管你有血汗，可是却也没有地方可以换钱。所以，我的村人很高兴，也很自豪。
　　接着，我们村又用上了自来水。从此，父亲不用每天一大早就忙着去挑水了。
　　（四）
　　因为“红花大金元”品种不容易烘烤，也就是不管从地里采收的烟叶如何漂亮，经过烟楼烘烤后，黑色的烟叶总会占据很大的比例。于是烟草公司就给换了一个品种的——k326，k326烟株没有红花大金元高，叶子也没红花大金元大，但这个品种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烘烤容易，烟叶在地里如果没有变坏，经过烟楼烘烤后，会变得金黄，整楼整楼都是金黄的颜色。
　　因这k326易于烘烤的原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村种植烤烟的农户都还在种植这种品种。
　　九二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因这烤烟，我家经济已比较宽裕，哥哥便花了六百多块钱给家里买了一台“黄河”牌黑白电视，这电视一直用到我和妻子结婚时，才光荣退休。
　　我学习不是很认真，但成绩一直不错。入校时在全年级能居于20名左右，到后来已经能在班级稳居第一，在年级中占到第三和第五左右了。
　　哥哥很是支持我的学习，他不忘利用一切可以劝说的机会告诫我努力跳出农门。每周到校前母亲给我钱的时候，他总说给少了，让再给我加点。我和哥哥的关系非常好，我想我们一定会这样亲密无间一辈子。
　　（五）
　　九五年我将面临着初中毕业，那时我已经大为懂事，自己已经明白了努力学习对于一个农村孩子的重要性。那时正流行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包分配。尽管读中专没有上大学前景广阔，但因为我所在的那所中学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也就不会超过两三个，所以大部分学生家长的想法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中专最好。考上中专的话，孩子至少已经提前端上了“铁饭碗”。
　　尽管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有考中专的愿望，但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参加的。县上给每个学校都有报考中专的名额，我们那一届两个班好像就只有15个指标。有一个同学学习很刻苦，我睡在他的上铺，整整初三一个学年，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但他在模考中被淘汰了，他很伤心。最后还是老师认为他有希望，为他求情，最后终于又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他才得以顺利参加了那年的中专考试。我不是最努力的，但我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到了毕业考试时，我竟然还跃到了年级第一。那时，除了语文，其它科目都是我的优势。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肯定自己一定能考上中专，毕竟“铁饭碗”不是你想要人家就能给你的。对于我的未来，父亲给我设计了两条路：如果考上了中专就读中专；如果考不上中专就读旬中。旬中即是我们县的中学，全名叫做“旬阳中学”。那时，我对考中专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对于上旬中很有把握。但事实证明即使那一年我没考上中专我也读不成旬中，因为老师早在我的志愿表上把我报考旬中的那个志愿给抹掉了。
　　出题老师故意和考生作对，那一年中考的题特别难，考试结束后，老师让大家自己估分。我的班主任给我们代数学，我是他的得意门生，我数学每次都能考到95分以上，当然满分也考过。我给自己估了60分，他大怒，说：这关系到你的前途，不是开玩笑。在他的盛怒之下，我最后给自己估了70分。
　　事实证明我还是正确的，那年我中考的数学成绩是61分。
　　中考结束，我便安心做好两件事：一，等待成绩；二，帮家里烤烟。
　　（六）
　　凡等待，必觉得漫长；凡等待，必觉得煎熬。
　　在漫长的煎熬中，父亲下了几次街。我家离街道不是太远，但也不是太近。我们只有买东西或是办事时才说下街去。父亲下街干什么他没和我们说过。不过后来我才想到，应该与我的中考有关。
　　那天，父亲又去了一次街道。他回来时，我们已经开饭了。坐在饭桌前，他轻描淡写地说：听说今年神河中学中专和大学都只考上一个，刘XX说考上中专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岭的。
　　刘XX，我知道。她是医院的医生，她的老公就是神河中学的副校长，她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在我们镇，叫什么岭的好像就只有我们一个村，父亲也知道，但他转述的是人家的原话。在我们村那年参加中考的也就我一个而已。这毫无疑问，我是考上中专了。但父亲一向做事谨慎，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前，他是不会像我一样张狂地喜形于色的。父亲的脸色很平静，但内心应该是喜悦的。
　　父亲得到的是小道消息，而我需要的是大道消息。父亲听到小道消息的第三天才是学校发布大道消息的时候。
　　那天早上我起得不迟，但当我到达学校操场的时候，已经有八九个同学聚在那里了。人多胆子大，我们就一起朝校长宿舍走去。
　　校长刚好出门倒洗脸水，看见我们就问：你们是来查中考成绩的吗？我们整齐地回答：是的。校长便问大家的名字。第一个同学刚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校长就一脸不屑：你没考上，你看你高中考试都那个样子，还能考上中专吗？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三好学生，他被校长训了一顿，后面的同学就没人敢报自己的名字了。见大家都不敢说了，校长就问我：你叫什么？我害怕而又羞愧地说：丰德勇。我脸都红完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成为这个三好学生之后又一个接受他羞辱的人。“391.5分，你一个人考上了。”我居然考上了？我居然没有受到校长的羞辱？我兴奋地心都要跳出来了。别的同学都一脸失落。尘埃落定，我们这才发现各自竟然热得浑身都出了汗。我们走到水池前，洗洗，然后散了。
　　接下来，我继续做好两件事：一，等候录取通知书；二，继续帮家里烤烟。
　　（七）
　　经过六七年的实践，父亲和哥哥都已经成为了非常优秀的烤烟技术员了。每出一楼烟，我家所有人的脸上都会挂满喜悦。
　　那天中午，我们全家都围在屋子的中间给烟叶分级。金黄的叶子散落一地，父亲叼着他的旱烟袋，哥哥、二姐、我则比着看谁分得更快。
　　“这是丰德勇家吧？”走进一个人，朝我们问道。父亲连忙答道：是的，是的。这个人父亲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但我们都见过他挎着的那个包——绿色的包。这是邮递员的专用包。
　　父亲连忙招呼他坐下，然后就是奉烟和上茶。他坐下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面写着“安康师范学校”几个字，他对父亲说：你娃被安康师范录取了。“我不上！”我猛地蹦出了这句话。父亲一愣，但没说话。邮递员本来是满脸居功的神色，听我这样一说，马上就变色了，那种惊愕和尴尬情形我至今难忘。
　　我为什么不上师范呢？当老师不好吗？其实那时我的家人中也没有人教过书啊。当然也有人说母亲教过扫盲班，至于真假我现在也没问过母亲。纵然母亲教过扫盲班，她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老师啊。可我为何如此不想当老师呢？其实也是受别的同学的影响。他们在没考试前都说不报师范，说当老师没意思，吃不饱饿不死的，难受。那架势，好像当老师真是会丢了自己的八辈子祖宗一样。因为这，我也就不想读师范了，我在“是否愿意读师范”那一栏填了“否”。我不愿意因为读师范而让他们日后嘲笑。
　　邮递员见我这样的态度，便起身要走。父亲就一个劲挽留人家在我家吃饭。后来，我回到了我们当地教书，这个邮递员还是负责我们这一地域的邮递工作。他到了我们单位时，和我们闲聊，第一句常是向别人说我：他当年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我给送的呢。这是一种亲昵的神态。我倒是不好意思，不敢多说，害怕他想起了我当年的那句话，弄得大家都难堪。
　　（八）
　　尽管我态度很明确：打死我都不上安师！但父亲还是决定先将这事放一边，他说：我们还是先去谢谢你的老师，你毕竟已经考上了中专。
　　那时还不曾流行摆什么谢师宴，父亲之所以决定去感谢我的老师，那是因为我回家和他讲了老师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在考试结束后，语文老师说：丰德勇，如果你考上了中专，你一定要让你妈给蒸上二十个馍好好谢谢一下你的班主任。在缺吃的年代，农村送礼一般都是蒸二十个馍。我知道是开玩笑，父亲也知道是开玩笑，但父亲觉得去感谢老师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和哥哥去拜访我的班主任，父亲去了一趟语文老师家，馍肯定没蒸，但大公鸡之类的肯定少不了。
　　按照录取通知上说，在开学前，我必须要去这所学校进行一个面试。看着离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大家也越来越急，因为我就是不去。
　　父亲利用烤烟的闲暇时间去了一趟舅舅家。他是和二舅一起回来的。二舅的孩子和我同龄，我稍大几个月。上初中的时候，我和表弟就是同班。我每次去舅舅家基本都是呆在二舅家的。二舅特别疼爱我，所以我对二舅尤为尊重。二舅在我家呆了一天，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让我去读师范。我明知二舅是父亲请来的说客，可我又没有办法拒绝。二舅见我同意去上安师，这才回家去了。
　　面试的那一天，家人都起得很早，母亲和二姐早早就做好了饭。我无精打采、不紧不慢地吃着，哥哥在旁边一个劲儿催我。吃完饭，我就坐在椅子上不动，任凭他们怎么劝说我都不理。
　　时间在逝去，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先是祈求的神色，最后近乎变成了绝望。
　　外面下着大雨，哥哥气得打起伞自己先走了，他丢下一句话：冤孽！
　　事情的结果我想过好多种，但我最没想到的一种情景出现了：父亲竟“咚”地跪下了。
　　父亲是个烈性之人，他的一生从未轻易屈服于人。早年我们村有个干部，非常专横，凡不巴结讨好他的，他都千方百计地去收拾。据说他有句“名言”——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我不整，其余的人，只要不听我的，我就收拾。父亲和他本来是姑表亲，但因为看不惯他的作为，就和他反目成仇了。为此，父亲没少受整，但父亲硬是不曾说过软话。
　　可那天，烈性的父亲遇上了烈性的儿子，他竟然跪下了。我可以想象出父亲内心的痛疼。我哭了，哭着冲出了家门。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一幕，我的心依旧在流血。我充满了懊悔和自责。这么多年来，我回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父亲的坟头。我坐在他的坟前，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他，请求在天堂的父亲能够原谅我，原谅我那时的任性和无知！
　　在父亲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且永远再无机会赎罪！
　　（九）
　　我到了一个新的学校，结识了一些新的同学，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军训。教官是从军分区请来的，对我们要求很严。我班有个同学（现在已经出了两本诗集，算是个诗人了），记得他因没听清教官的话，答了句：愿做俯卧撑。教官就让他一次做俯卧撑一百个，且必须都是标准的。这位同学最后做得嚎啕大哭，但教官仍旧毫不理会，其严格到不近人情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还会变着各种法儿整我们。如果实在要用词语来形容，我选择两个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具体情形已经没有必要赘述了。
　　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谴责那个教官，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当时真实的状况。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离家独自开始在一个城市生活，人事的陌生，精神上的寂寞，再加上身体上的疼痛，都开始想家。有些同学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我也不例外，我想母亲，想父亲，想哥哥，想姐姐。我想念母亲和姐姐做的饭香，我开始给父亲写信。
　　父亲识字少，他当然不会给我回信。最主要的是父亲还要继续忙着烤烟，他还要把最后的几楼烟烤完，这便是我的生活费。
　　我没有收到回信，但收到了汇款单，父亲让哥哥给我寄了三百块钱。我用这钱和同学一起去给自己买了双皮鞋，用去了九十五快。“登云”牌，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个牌子。
　　不久，我就学会了胡乱花钱。比如不在学校吃饭，到外边食堂炒菜，两菜一汤吃米饭。或者周末几个同学成半夜打台球、滑旱冰。反正只要父亲健康，家里还种着烤烟，我就不会愁没有钱花。九五年到九六年这两年，我家烤烟每年的收入就快接近一万元。虽然对于现在来说不值一提，但当年一个职工干部一年的工资不用的话也不过四千左右。所以，以当年我家的收入来看，供我上学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对于我大手大脚地花钱这种行为，父亲从未责备过。只要自己的孩子已经上了师范，只要自己的孩子以后能端上铁饭碗，多花点钱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自己还能种烤烟，这点钱算什么呢！
　　哥哥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我当然是投桃报李，我每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想到哥哥。买皮鞋的时候，也要给哥哥买同样的一双；买西服的时候，也给哥哥买同样的一件。可我却忘记了父亲、母亲和姐姐。直到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你爹的头发都快掉完了，你看安康有没有卖火车头帽子的，看见的话，给你爹买一个。我没看见过有什么地方卖火车头帽子，所以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没能像其他的长辈一样，能够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度过寒冬。我唯一给父亲买过一样东西：止咳药。有个周末，我回了家。晚上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咳嗽得非常厉害。母亲说父亲经常就这样，于是，在我又一次回家时，我专门去药店买了止咳药拿给父亲，但是父亲说作用不是很明显。
　九六年的时候，哥哥把嫂子娶进了家门，并且我们于这一年的暑假分了家。父亲带着我和哥哥穿行于我家的烟田之间。他把那接近十亩地的已经开始泛黄的烤烟切分成了两部分：哥哥一少半，我一大半。父亲的理由是我还要上学，花钱多。哥哥并无怨言，并且承诺还会继续支持我上学。
　　但毕竟我还没有毕业，分家是哥哥提出来的。起因是嫂子和二姐闹了一次矛盾，哥哥认为要想减少家庭争吵，最好分家。可父亲心里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哥哥生分了，有了自己的小九九。所以这次分家直接导致了父亲和哥哥后来的决裂，至于他们是怎样发生争执的，我不知道，父亲也从未向我说起过。但在九七年近乎一年的时间里父亲从不和哥哥说话，哥哥有时候无话找话和他说，他都当作没听见。我在场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堪，我背后多次提醒父亲要给哥哥面子，可父亲就一句：到底谁是儿子？我脸红了，父亲在儿子面前也不全是一味退让。
　　那年，我分到的烤烟卖了六千余元，而哥哥分到的烤烟仅仅卖到四千左右。尽管父亲不理哥哥，但到了过年的时候，哥哥还是给父亲买了几条烟，给母亲称了几斤糖，给我两百块钱。
　　父亲虽表面不理哥哥，其实在内心里还是对哥哥很关心的。分家后，父母、二姐、我一起住，我们劳力多，所以采收烟叶时，我们总是先结束。当我们把烟叶全部背回来时，哥哥、嫂嫂还在迎着炽热的太阳把那些已经成熟的烟叶从烟株上往下掰呢。父亲看到哥嫂这么辛苦，他心里疼惜。但他又不愿意向哥哥下气，就对我说：去把你哥嫂接一截儿。于是我就拿起背篓，去帮哥嫂把未采收完的烟叶采完，再一起背回来。
　　（十）
　　九七年是我们家最后一次种烤烟。因为土质和阳光的原因，有些地就不能重茬。若是重茬的话，就常常会出现将要采收烟叶了，但烟株大面积死亡的现象。所以，那年，父亲为了不种重茬烟，就将我们最远的一块地栽上了烟苗——这块地好几年都不曾种烟了。地就在我家对面的山梁下，采收烟叶的时候，需要把一筛近乎一百斤的烟叶从山梁下背上来，然后从梁上下到山沟，再上一面坡，这才到家。
　　那年，我家种的烟长得特别好，父亲已经把家里的好几个背篓和竹筛都背坏了。父亲不会做篾活，所以，他还得把损坏的背篓和竹筛补修一下。早上和下午的时间父亲一般都在地里，他是利用中午的时间做这些补修工作的。
　　我在午睡，天太热，处于一种似睡未睡的状态。“哎呦”，父亲一声叫。我一头爬起来，“咋了？”我问道。“咋把膀子拧了，扎痛扎痛的。”父亲说：“你去把你钟娃爷接来给我摸摸。”钟娃爷是我们的一个长辈，他从他岳母那里学过接骨技术，能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
　　钟娃爷给摸过之后说：是拧了筋，过几天就没事了。父亲留他在家吃饭，饭后他留下了一张自制膏药，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膏药。这是一种祖传秘方的膏药，我们这里人至今凡跌打损伤了都去买这种膏药，治疗效果比医院卖的膏药好得多。或许真是拧了筋，或许是膏药的效果好，父亲的疼痛有所缓解。
　　到我开学的时候，父亲手臂的疼痛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我让父亲到医院检查，他说：筋拧了好得慢，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在学校呆了两个周后，我还是放心不下父亲，那个周末，我提前早早回了家。说是早，其实到家已经是接近傍晚了。母亲在厨房忙着，我问：妈，我爹呢？母亲说：打烟去了。我们把采收成熟的烟叶叫打烟。我走出门，准备去接接父亲，母亲非要让我吃了饭再去。我端着碗走出门外，看见夕阳的余晖把群山都染成了金黄。
　　我饭还没吃完，就望见父亲背着一筛烟叶从那山梁上走过来。父亲的脚步很快，烟叶就随着他的脚步在筛沿边扑闪扑闪着，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金黄的光。
　　我放下饭碗，向对面的山梁跑去。
　　父亲的全身已经湿透，他不断地撩起衣襟擦拭脸上的汗珠。我要接替他，但他一个劲儿说：我行，我行。我问起他的手臂，他说：好了。
　　因为父亲说手臂好了，所以，我这一走又是近乎一个月。
　　当我再次回家时，家里依旧是母亲一人。我又问母亲：我爹呢？母亲说：到县医院看病去了。我大吃一惊，问父亲患了什么病。母亲说还是因为手臂。她说父亲的手臂其实一直都在痛，只是他没有告诉我真话。
　　“为啥不去看呢？”我问母亲。“他一定要等把烟烤完！你哥和我劝他先去看病，他就是不听。”“为啥不给我说呢？我和我哥一起劝他，他肯定会听的。”“他不让给你说，还是你大姑知道了，让你表哥来接他，他才去的。”
　　我是第二天一早赶到大姑家的，父亲就住在大姑家里。他理疗刚回来，他已经消瘦了不少。看到他的样子，我很难受。叫了一声“爹”，然后眼泪就来了。父亲对我说：理疗很难受，浑身都痛。
　　我可以想到父亲的痛苦，父亲是一个不会轻易喊痛的人。院子的长辈们经常会和我们说起父亲小时候的事情。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念书当然没有挣工分来得实惠。所以父亲读完二年级就回家帮着爷爷奶奶劳动了。我们家族的人都容易头痛，父亲更是受不得烈日暴晒，每当在有大太阳的时候在地里劳动时，他就会头痛得直哭。爷爷奶奶看到他头痛就让他去休息，可父亲偏不，他越是哭得声大，就干得越欢快。我懂事后，父亲也头痛，但他只会和我们说：头痛起来了。是那样轻描淡写。而父亲现在居然和我喊痛了，那一定是痛到他无法忍受了。听父亲这样说，我眼泪簌簌而落。
　　大姐是背着父亲把我和哥哥、二姐叫到大姑家楼下的院子边说的，她说：我们都要坚强，特别是勇，你要忍住，不要让我爹知道了。我问：咋的了？“看我爹理疗一直没有效果，医生建议做个内脏检查，透视结果：我爹是肺癌，而且是晚期！”说到这里，大姐哭出声来，我们姊妹四个哭成一团。为了不至于让父亲起疑，我们擦干眼泪，在他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彼此说些闲话。
　　医生说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了，太晚了。
　　大家还是让我去学校，说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能因为为了陪病人而不上学了。
　　父亲又在医院待了几天，他说：在医院这么长世间，疼痛也不见缓解，还不如回家，在医院心太急。没病也急出病了。父亲是周四回家的，我周五也回到家陪他。父亲一生威望不错，来看望他的人很多，父亲虽然继续消瘦，但精神似乎好些了。
　　时间已是初冬，当我再一个周回到家时，父亲更瘦了。“皮包骨头”——这便是真实的写照。父亲已经不能吃粘稠的食物了，他只能喝些稀饭汤。
　　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那天一早天空便飘起了雪花，母亲怕大雪封路，就让我早些去学校。早饭后，我走到父亲的床前，说：爹，我要到学校了。
　　其实关于当时的情景我后来写进了我的小说《可叹梁兄笨如牛》中。虚构的小说，可里边关于父亲的这个情节却是真实的，而且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父亲。
　　父亲看了我一眼，问：钱带够了没有？我说：带够了。父亲又说：学习紧张，就不要周周回来看我了。不要影响了学习。
　　听了父亲的话，我非常自责和难受。因为，父亲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勤奋的儿子了。现在的儿子只会乱花钱，只关心着打篮球、打台球和滑旱冰了。我不敢给父亲说他的儿子已经变了，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父亲说：那你走吧。说完这话，有两滴浑浊的泪顺着他那清瘦的脸颊滑落下来。他不想让我看见，想要转身把后背给我，可他怎么用力也转不过去。我放声大哭，夺门而出，冲进了皑皑白雪之中。
　　这次去学校是我今生最错误的决定，此后多年，我的自责和忏悔都与这次出走有关。这一走，我和父亲竟成永诀！
　　我到校的第二天傍晚，堂兄来电话，说是让我尽快回家，父亲病情严重。我回家要过汉江，到晚上汉江是没有船只的。所以也只能第三天一早回家。我以为父亲只是病重，可当我回到村口时，那些看见我的长辈们都用一种很悲伤的语调和我打招呼：勇，你回来了。我觉得父亲一定出事了，我哭着朝家里跑去。院场上有很多人，我跨进大门，一个漆黑的棺木就放在堂屋的中间。
　　我扑过去，一声声喊着“爹……”，可父亲再未答应。我知道这次父亲真的听不见了，他不是赌气；他真的累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用头撞击着棺木，我希望父亲能有所感应，可棺木的里边了无回声。
　　那是一九九七年阴历十月二十七日，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日子。父亲带着他的烤烟去了另外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