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天津文学》的5篇10339字 （已发）

　　                                        忘记奶奶
　　
　　爷爷死后，奶奶一直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爷爷命不好，死得早。据父亲讲，爷爷是死在福建的一个菇寮里的——他没来得及躲开一棵向他压来的大树。后来爷爷被拉回浙江老家安葬，葬在自家的山里，坟的周围围着许多树木。爷爷的墓地离家不远，奶奶不曾去看过，连清明也不去，因为她知道，爷爷不曾离开。扫墓是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结伴同去的，每年都一样的仪式：除草、通雨水道、烧纸钱、放鞭炮。之后的这几年，由于有规定不允许在山林里明火放鞭炮，也就不再放了。扫墓完毕之后，若是天气晴好的话，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就去分到户头的各自的林地走走看看，划划点点这条火路（地下埋炭的界线路）上去截止某处的林块是谁的，从那条火路横擦过去到田后坑的林块又是谁的。一个清明，除了这些归属权的温习之外，就都是冷冷清清的了。
　　清明是奶奶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她烧火做饭，有鱼有肉，有鸡蛋。鱼肉是叔叔伯伯和父亲带来的，除此之外油盐酱醋米，都有带。保证奶奶饮食的供应，这是时常要做的事情。奶奶会说：不要带那么多了，我吃不多，也吃不长了。叔叔伯伯和我父亲又会说：想吃什么就托信，我们买好顺叫带进来；需要什么药也托信。奶奶又说不用了，不用了，我都好，我都好着呢。她手里端着碗，目光却落在木窗外的梨树上，这时候的梨树正抽芽了，嫩嫩的鹅黄绿。
　　爷爷生前造的黄泥房有两层，共二十四间，这是为他六个儿子准备的，是爷爷生后唯一留存的财产。一九九六年冬，父亲带着母亲、两个姐姐和我从福建建瓯一个叫“九匡”的村子迁回老家松坑。那时，我们一家人是与奶奶住一起的，也同吃。这是叔叔伯伯们都满意的，也认为是我父亲做得最正确最明智的一件事情。说：回来就对了，孩子读书自己这里好，种香菇、种地都自己这里好。我父亲就老老实实的在老家种起了香菇，种起了地。
　　我们姐弟平时住校在乡里念书，周末走路回家拿点米、咸菜和钱（那时还没开通车路）。每每回家，我们都很少看见父母亲与奶奶有说笑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次也没有。后来有一次，我听见奶奶与母亲相骂，脸红脖子粗，指着手指骂。奶奶在家门口边骂边一路退去，退到门外的高坡处（这里就像是这座村子的“主席台”，谁家有被偷东西了，谁家男人偷人家老婆了，村里的受害者都会站在这里向全村人宣告），然后别过身去，向着全村人骂我母亲。让全村人都来听我母亲的种种不好，告诉全村人她就当没生过我父亲这个儿子……好像，她真的受了什么大害一般的气愤，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认了。也记得有一回，奶奶家的母鸡“咕嘎、咕嘎”叫了一上午，后来到鸡窝去摸蛋，却摸不着，就又歇斯底里地站到我家厨房外大声呼骂起来，说：你儿子学的坏，把蛋也摸去吃了，我这蛋是要集起来送去我梅月外甥女做月子的，我梅月外甥女身子虚，要吃土鸡蛋……这个时候，黄昏初上，山谷里的回音仿佛和天边的晚霞一样清晰、浓烈。后来，我知道母鸡也有生假蛋的时候。
　　那以后的几天，奶奶一言不发，只是闷闷地在自家的柴间里坐着，柴门敞着，只要见我家的鸡经过，她便是用铁制的火钳重重往鸡背骨上敲去，一天之内敲残一只，敲死一只。之后，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对奶奶出言不逊。再之后，我父亲和母亲收拾好秋天的稻谷和最后一季的香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举家迁到另一个乡上租房住下。没有木料和菇棚，香菇是种不成了，于是他们打散工，做短工，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
　　打那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再见到奶奶了。一时间回过身去点数，也已十余年了。这十多年里，常常听到同学们、朋友们会讲到自己的奶奶，讲到自己与奶奶那些不可忘怀的生动故事。我也常常认真的倾听，其间的每一个细节我模拟着它们都在自己身上经过，包括那些慈祥的笑容，甚至是衰老的皱纹都好像曾经刻在我的记忆里。那种祥和，古朴的村庄里方才有的恬然幸福，祖孙之间那种密密相连不可割断的血脉……可都是梦幻，终于还是醒过神来，看了看异乡的宽大的天空，看了看这座他乡灯火通明的城市，只是心里想到南方的边陲小村，我也有个奶奶——没有细节，也没有场景。
　　奶奶还活着，我却好像找不到关于她的好印象。我们很陌生，陌生到除了只知道还有个奶奶存在之外，就没有任何其它关联了。这些乱糟糟的回忆也还是没有让我忆起奶奶那脸的具体轮廓，也没有忆起她的皱纹和她所梳的发髻的具体形象。“奶奶”之于我，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并且不需要被日常用到的名词，于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奶奶联系在一起过，就连在梦中也不曾有。
　　奶奶还住在乡下的村子里。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都叫奶奶出来城里住，说她要是不习惯同住就租房让她自个儿单另，只为离子女近些有个照应。她硬不肯，好在她身体硬朗，在生活起居尚且能自力的情况下，也就随了她的性子。奶奶和从前一样，每天早早吃过晚饭，反锁好正大门，然后打着手电从侧门出去，到隔壁人家去看会电视，看完一二集正片后，就又打着手电小步小步地回到自己家里。她开门，木门“吱嘎”一生几经要把幽深山谷里的夜给划破了。她反锁好门，也不开灯，顺着手电的光穿过屋子长长的过道，摸回房间去睡觉。二十四间房的房子，她只需一间；几百平米宽的屋子，她只需十几平米。整幢房子，空空的，一片阴冷、死寂，奶奶生活在这里。
　　一个人的生活，不再能有与谁争吵的理由，不再有叨念，大家都以为这是最符合她的性格和脾气的。她在这个村庄，一生活就快八十年了，上半辈子的精力都用在生八个孩子上；下半辈子一个人守着一幢大大的泥房和房门前的四棵梨树、两棵桃树。梨和桃子，她是吃不动了的，她就叫村里的小孩们摘去吃。村里的小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她也不能再叫谁来摘去吃了，就只好看着它们一个一个腐烂、被虫子雕空，干干瘦瘦地落进泥里。
　　在我看来，奶奶是习惯和喜欢了孤独的。但是，父亲与我讲，其实奶奶很怕孤独。前些年，奶奶开口要求儿子们为她买块公墓地，说要葬在城里。“城里热闹，公墓就像广场，人多。就是要与人相吵，也要有人才拌得上嘴。”她近乎自我讽刺的自语，听众是他的儿子们。大家呵呵一笑，但是多少还是带着一丝严肃的表情。自那以后，我这么想：那些与我母亲不可开交的相骂或曾让她有一丝存在感，才是她最为充实的时候吧。事实证明，孤独是恐惧的，而且威力强大。
　　奶奶老了吗？我甚至怀疑一旦见面，我已经会认不出奶奶了。她着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南瓜子之类的食物，小心翼翼地走过田埂、绕过哗哗的灌溉水渠，往到姑婆家去，边走边嗑，满野的青草从她脚边一路铺去；她也还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一竹篓实实的嫩蕨用沸水煮烂，然后在太阳下曝干；她最喜欢站到村里的那个高坡上，那个能够俯视村庄一切的位置，她站在那，好奇的看对山“半天岭”上下来的陌生人，一边看一边朝着问：菊花，菊花，你看那里是谁来了，菊花正在家门口的菜地上伐玉米，夕光照过来，玉米金黄金黄。我的奶奶，她依旧是个没心没肺、无知又纯粹的农妇。
　　我本想就这样忘掉奶奶的，我想，如果碰到这个词语，我可以轻轻绕过去，像从岁月里绕过一张日历。也不伸手，不去触碰，让这个不曾给我一丝温暖的词语，一直坚硬下去，直至被一季又一季的荒草覆盖。可是奶奶和“奶奶”这个词都在我的故乡，都在蒿草细密的沃土地上，她们时不时的敲击着我柔弱的心，尤其是在我渐长的岁数里。经过多了，滋味淡了，怨恨也少了，感觉生命宽大了许多……去年冬天，还是计划回去看了一趟奶奶。她老了，老得这样快，这样令我不可置信。她的老，仿佛就在我到达前的一瞬间。此地此景，我还能很清楚的描摹出她铿锵有力的骂架之势，而眼前的她那么怕冷了，弓着背，火笼不肯离开过手。不从时间上去算，我也要相信奶奶老了的事实，她的体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食量少了，行动也多有不便了，腰痛、腿痛、视力模糊。
　　“这里比不得城里，山又高，山风刀利，快，快屋里坐去。”这是她与我讲的此生的第一句有温度的话，带着沧桑。但我并没有惊讶，我只是“嗯”的一声。或许麻木了，觉得这话的受众不是我，说得再暖也不关我什么事情。这是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屋子，屋内四壁木墙，灯光昏暗，但很静。墙壁上挂着一串玉米，和几个干红的辣椒。正北边墙上挂着爷爷的像。据说那像是画的（当时没有照相技术，或是有也没经济能力去照），我对爷爷仅有的记忆也就是这幅画像，一幅画像者想象中的容貌而已。奶奶将它擦得干净，时常是一天一遍。“我还是要离开的，我老了，村子里都老人，没人了，都走光了”，她木木地握紧火笼，目光呆滞的望着木窗外的梨树、桃树，“你是长孙，仪式还是要做的，端遗像走过场，不需要多少时间。”我没有说话，只是顺着她木内的神情，也去看木窗外的梨树、桃树。冬天，树干上一张叶子也没有。
　　奶奶还活着，可我们依然很陌生。其实，她也用不到我们之间再有的“亲切”了，不久她将会有她如从前那样一个人的生活，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南瓜子，但她不再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不再站在村子的高坡上好奇的问是谁来啦，是谁来啦。因为，她所在的城市没有此类环境的提供。那里有车来人往的热闹声，那里有宽大的马路，马路两旁也有家乡山岗上一样粗壮的树。我知道，我将会忘记她，在热闹的街道上，在市民广场、水上公园，我们相互看不见的地方，谁也不再认识谁。
　　                                          

                                                  ——原载《天津文学》2012年第10期（总504期）


　　                                            水三
　　
　　秋收后，田野宽阔了许多。从村口被村人喊成“半天岭”的岭口往下望去，一级挨着一级向低处顺排开的水田上，只能望见矗在凉风里的几个稻草人了，它们有的依然头顶破斗笠，歪歪斜斜；有的只见得一块或两块旧布衣裳附在竹架上，找不着原形……当然，这是不影响母亲收获地里的红薯的。今年红薯长得好，锄头落地，大个大个的就蹦出地面来。母亲将它们拾捡起，轻轻地拨了拨红皮上的泥，然后丢进竹篓，只听得“咕”一声，红薯就算是落到深秋的踏实之地了。
　　“水三，水三。”
　　母亲喊他时，他正从草垛上跳下来，脚力很好，借着草垛的弹性，一下子跳到田这头的地里。
　　这片地，母亲种了三十年了。它依水，便于灌溉，母亲就用它种红薯，三十年也没有改种过其它。母亲说红薯能充粮；又说红薯煮熟切片曝干，这个年就可多一样年货，且孩子们欢喜。母亲年年都用心打理着这片土地，年复一年地刨土、浇灌、施肥。地的南边，有一条约莫两米宽的溪流，溪流北边是房舍。连通水南水北的是一条独木桥，杉木伐锯而成。如今的这一条桥是年前村人合力置换的，村长说旧木桥危险，怕唬了追逐跑闹的孩娃们。
　　杉坑是个不多人的村子，里岗外岗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二人。这是一个几近被人所忽略的村庄，不通电，更谈不上广播和电视了。夜晚来临，倘是夏天，村人则会在饭后聚在寿德桥上，简单地说说谈谈。孩子们要听故事，大人就讲祖辈的祖辈就相传的忖忖乌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反复地讲；大人们之间，就相互传些从集市上的见闻，或外乡客留下的稀罕故事。倘是冬日，多是一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围着木桌上泥烧火炉上的小铁锅用饭，或是饭罢围着火盆烘火谈天。但凡是夜晚来临，母亲们便是早早燃起油灯，挂在泥墙上横插着的粗大铁钉里。此处位置必须背门和窗，若是让风吹来，吹灭灯芯上的火光就要摸黑了。当然，母亲在灶台放碗碟处常年备着电筒的，她心里早有着可能发生一切事情之后的常态准备，这是一个村妇根本的技能。
　　在村子里的同龄人中间，水三的煤油灯做得最好，是母亲教授的。水三很以此为骄傲。制作的材料无非就是一个稍大点的罐头空瓶，一个用尽了的牙膏壳，以及一些缝衣的棉线和一条吊挂瓶子的铁丝。水三做得那样精确：棉线双双对折以后再对折，拧成一股，再将它从洗干净晾干后的牙膏空壳底端往平日里出牙膏的圆口里穿出，灯芯头就像模像样地站在那处了，之后又用铁丝起个圈，套住罐头瓶口，牙膏壳固定的灯芯往里边一放，注入煤油，油灯就完成了。要在村子里生活下去，这就是得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手艺，维持生活一个步骤、环节，因为没人知晓什么时候能拉上电线。
　　
　　多数人是找不到村庄的，即便是知晓县域最高峰的黄树尖，也未必知晓黄树尖背山谷底有个杉坑村。村子与外界唯一的小路在黄桥乡下门村的进山岔口往左一条。浙闽边境，秀山丽谷，这里的人们春耕秋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村子安静和谐。风和日丽的时候，有低飞的蜻蜓；雨后，也常能看到挂在山那边的彩虹；更是在黄昏夕照时，火烧云般浓烈的彩霞映红整个山谷……这些，都被水三记忆。水三喜欢在草坡上晒太阳，光着膀子，皮肤晒得黑黑的；水三也喜欢到溪里去摸鱼，摸螃蟹。他与母亲讲：
　　“娘，如果再多几个伙伴，村子里真快乐。”
　　“莫贪玩，你都九岁了，不是你爹死得早，理应念二年级了。明年九月，娘就送你上乡小去，念书，学文化。莫要再像你两个哥哥，没有文化，挣不来钱，哪家姑娘肯过门来。”
　　“娘，我不去不去，书里没有好玩、好看的，比不得这丛里的蛐蛐、溪里的石斑好嬉好耍。”说着，便是夺门而出找阿蛮耍去了。
　　这个冬天下了雪。南方的雪向来与人欢喜，缘于不是年年能遇上的，便是更加令人珍惜。
　　命运给更多人幸福的时候往往也会给少数人带来不幸。二月刚过，水三的二哥就死了，害痨病。虽说这病在解放前的死亡率很高，如今怎么也改革了二十多年了。但人躺着，确实是死了。村里人说要送县里烧灰，母亲不肯，硬是装进棺材，草草埋在了他爹的身边。这口棺材原本是预留自己百年用的，却是提前亲手装了黑发人。
　　之后乡里来了两个人，他们穿白衣戴白口套，也不与村里人搭话，硬是自己在村子里草草喷些自己带来的水便匆匆离去了。村长说这是消毒药水，这水喷过后，村里就不会有再犯痨病的了。
　　在水三记忆里，是第一次看到这样装束的外来客，第一次。
　　草也开花了，红的、黄的都开在新坟的边上。鸟雀从这边的枝头跳到那边的枝头，然后“叽”的一声低飞跳落在二哥坟前的石碑上，往高处一点就能望见父亲坟头石块下压着的一叠黄纸。
　　水三念书的钱提前用在了二哥后事的操办上，母亲无能为力了，便是说：“三呀，莫怪娘，你哥命不好，你也命不好。”屋内没有多余的声音，只是见得煤油灯的光，在泥墙上摇晃的大大的影子，这是水三做得最好的一盏。
　　水三接过二哥身前的那根赶牛的鞭，棕叶编成的，柔软却有力。
　　好像就在一夜间，水三就长大了许多，腰上别起了新磨的柴刀，右侧腰身插着鞭子，有模有样地牵着牛绳上草岗去了……这也就是宿命了吧，命这种东西是互相牵连、相互关系的吧？水三把牛拴在岗边臭椿树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
　　太阳很好，雨水丰沛。草岗上的草一日一日丰茂起来又一日一日衰败下去。多数时候，这里的天空清洁得没有尘染，水三喜欢倚着一棵香樟或仰卧在草坡上看整片整片游动的白云，有时候也喜欢没有目的的与不远处的一棵树对望……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他还清晰得记得村庄里的那些日子——
　　母亲将竹篓挎上肩头，要回家做饭去了，环顾四周不见人，便是开嘴喊：“水三，水三，别躲了，娘看见你了，快，快回去生火，你大哥二哥做活要回来了。”水三不紧不慢地从溪旁的大柳树地下探出脑袋，应到：“娘，娘，河里的鱼儿和螃蟹都哪去了，今天我寻了很长时候了，它们就是躲着我，上回同阿蛮在这里划泳时还追着它们哩。”水三光着脚丫从溪里走上来的时候，已是黄昏，夕阳照着田野、红薯地，和溪边那棵高大的杨柳树。
　　                                                ——原载《天津文学》2012年第10期（总504期）
　　
　　                                         小镇的夜
　　
　　这是在小镇。黄昏之前，小镇下了一会儿雨。这个季节的雨已经没有冷的意思了，只是时间有些短。穿过一棵老树，隐约看到雨水滴打在人家旧式的房顶上，集聚的雨水又顺着屋檐掉到地面。在小镇，也还能看到木门，内有门闩，外面则是巨大的铜锁。这一类常常是无人居住的空屋子，它最大的功能便是完成主人对故乡的一份念想。
　　沿着围拢小镇的山体低处行走，以此重新发现小镇不小。满野葱郁的草木铺排延绵，并与沃野田园和流经小镇的河流建立密切的关系。清河人家，一衣带水，这是江南小镇给人的固有印象。一条联结乡镇与乡镇之间的过境公路从远处一直延伸而来，并且迅速在小镇停顿下来，像是长长一个蜿蜒的白昼迅速抵达小镇的夜晚。我几乎对这一行为和感受用上了“句号”，然而“句号”在小镇又像是宣纸上的一滴浓墨，在这个夜里逐渐扩散开来。
　　晚饭以后，黑已经占领了小镇的全部，只是借着人家从窗子里透出的灯光，稀稀疏疏看见不远处物体的一些轮廓，比方一个到邻家摸牌娱乐的人朦胧的身影，或是烘焙香菇人家的男人到门口柴间揽柴禾的局部动作。我不能只是一个看客，于是我进入夜晚的行动中：找自己熟悉的人说说话吧，绕过一个转折的墙角以后顺着深黑的小路步行几百米，在到达以后才发现主人不在家，那就到乡亲家去烤薯吃，焦黑的红薯没多少可吃的内容，只是幽香阵阵扑鼻，真令人回味。
　　安静淹没的小镇，我却突然感到它的年轻态。松弛有度，也从不焦虑，这是小镇所具有的品质。它要比年轻人稳重些，又比老年人活跃些、轻松些。这又怎么不是一个创业干事的好年龄呢？可是小镇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小菜园里有果蔬，谷仓有粮就够了，鱼肉有货郎拉车叫卖，甚是方便。小镇只是有序地维护着这一切的发生，当然，在夜晚的话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守着电视看看气象预报，妇人们就预备来日的菜食，像我这样还算得上是年轻的人呢，就玩玩手机，偶尔也与别处的同学朋友煲个电话粥，说感情或工作上的事都是合时宜的。
　　我在小镇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使我有些忧郁起来。我再次提醒自己不能把夜晚置于时间之外，置于价值之外。对于我这个小镇的走读生，夜晚更显得可贵起来。我追随着时针、分针甚至是秒针，在一个黑色的空间里建立起一个往常一样的白昼。我这样反问着自己：被单上的小红花为什么只开不谢啊？以致于我自己都无法回答上来。我闭上双眼的时候，捕捉到许多诗歌中的意象：肮脏的小孩，母亲新摘来的西红柿，船、火光和羊群。此时的我正在另一个白昼里休憩，休憩并不一定要在疲惫的情况下进行，这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知道的。然而，母亲却一知半解，她时常不分昼夜地在小镇上损耗着她的健康、她有限的生命。衰老让我害怕起来，尽管衰老是那么自然的事情。我害怕意识所统领的一切身体器官和组织，在某一个平凡的时刻突然瓦解了，那么意识就随之消失。我想再次反问自己，“消失又是什么呢”的时候，风正从窗外吹过，我有意地听到屋前的树“哗”的动了动，之后又恢复了平静。夜里，这样的细节更容易被放大。原来，消失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像母亲曾经那只走失在山林里的羊，从此消失在辽阔的远方。
　　小镇的天空又在人们安睡的时候划过刀白的闪电了，相继又响起了雷声。雨水清洗着我的空间区域，并注满我命运平面里的沟沟渠渠。这样的时刻容易使我想起那么一个贩卖时光的人，和他短暂的青春。
　　

                                                      ——原载《天津文学》2014年第4期（总522期）
　　
　　                                         独步乡野
　　
　　大约再南行五百米，我就走出了这座小城，在热闹的人群中抽出身来了。这时正是黄昏，夕阳并不着急落尽，金色的光线均衡地照耀着郊外的一切物景。青山遮蔽夕光之前，我毫无往返之意，举目所见山野荒凉时，越发觉得自我的小和孤立，越发觉得尘嚣之外自己与自己的距离相隔不远，也越发觉得多种可能，更好地在自己体内呈现：比如背对喧闹的攀爬，尽管我可能与自己多么团结；再比如空阔的乡风之上，我可能举起巨大的精神理想。我终究在途中有着做不完的准备，和绝望的情怀。其实，在黄昏的废墟里，我逐渐开始觉醒：三月的风是温暖的；郊外的清河发出春天的消息；几朵色泽鲜黄的野花给人予以愉悦的观感。
　　这不是件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只要有空，我就这样重复地行走着，信步到一棵阔叶树下，与它交换吐纳。通常，一棵树能供给我的远远多于我对他的给与。这样的时候，我松弛着自己，复杂的世界在我微微闭眼的瞬间显得无比单纯。是山野气息的贯穿么？归巢的鸟雀在逐渐变黑的低空划一道弧线之后就消失了，它消失得那样的理所当然。我也看到晚归的人，他们路过我的时候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被我倚靠在身后的这棵树，或许他们对我的陌生和好奇感只停留在与我反向而行的某一片刻。再后来，我和我身后的树淡出了过路人的视线，并彼此消失在夜幕之中。
　　妻子电话里的催促声给我一些安定感。往返的途中，低矮的南方灌木掉在了身后，华灯初上了，小城做起了夜晚的生意。穿过生意场所，我迅速辨别出家的位置，即便房屋是租赁的，但是租赁并没有改变家的事实和实质。我要用一整个夜晚消化乡野独步的所有内容，它们包括乡间作物、土筑的屋舍和一条河流，河边石板上洗衣的女人是谁的母亲我并没有探问，也没能从这位母亲的表情和动作中辨识出所属于她的屋子，这栋或那一栋在我看来都是合适的。后山上劳作归来的粗壮男子们各自回家了，我没有看到哪一所屋子里发生的事情，或许妻子已备好换洗的衣裳，摆好碗筷了吧，丈夫呢，就向妻子介绍着庄稼的长势。孩子们多是寄托在学校，学习是要紧的事情，社会经济发展又好快呀，孩子们得读书学知识将来进大城市里工作，坐机关办公室或搞科技研究再或是创业当老板都是家长们所愿望的。而老人们就在饭后坐到长亭上叙事，你发多少老人金啦，他的白内障治好啦。也有说县里的什么项目要迁移到这里来啦，土地征用费、青苗费是多少多少的人，好像并不能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他的喜悦。
　　难得也在浅睡的梦里完成独步乡野这项活动。我的梦很慢，自然行走的脚步也慢得有些让人迫不及待。但是我还是喜欢梦的这种行为方式，在一条不长不短的乡野小路里行走往往可以举目四野。三月，竹笋从地面钻出来了，不畏石缝的坚硬压迫节节高长着。也需要一点雨露，丰富的雨水落到竹林之外不远的石桥上，落到河流里。桥都老了，局部的石料在风雨中分化，当然，这在梦里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修补完整的，梦无所不能。从桥上走过去就是村子里的土地庙了，庙里没有众神，只是土地老爷庄重地坐在庙堂的正中央，佛龛前有香火蜡烛久远以前燃烧过的痕迹，果盘蒙尘了，跪垫沾染着泥土，庙堂内外野草疯长着。而土地爷依然正襟危坐，他多像是青春期的我啊，“青春的田野里满是等待的野草”，而他执着地等待着香火鼎盛那一天的到来。
　　从梦里醒来时，已是一个清丽的早晨。妻子外出买早点去了，卧室的窗帘被掀开一角，尽管没有探出头去看窗外的阳光，单是凭借墙壁上反射的光线，我大约已经知道今天的天气不错。起床穿好衣裳，伸手拨了拨睡眠弄乱的头发，连钥匙也不带就出走了。没有钱物和通讯的物件，我无牵无挂地沿着梦的路径深深走去，只是从小城往南而去不需要多远的地方，我便能将自己与虚华隔绝起来，进入另一个情感需要的村庄世界。不必担心，妻子知道我的消失有着我自己充分合理的理由。
　                                                 　 ——原载《天津文学》2014年第4期（总522期）


　　                                         清明内外
　　
　　想到清明的时候，是在夜里。雷雨刚刚下过一遍，湿润的春风不动声色地从窗口潜入，摇动着花布窗帘，窗帘上被时间磨损掉颜色的花蝴蝶，也跟着动了动，突然间，像是有了生命。毕竟是春天，连夜晚也带着欢快的律动。这样的轻松不需要其他事物或情感的作用，我突然觉得我生活得这样踏实，我甚至不需要预习这种意外到访的情景。
　　我占据着夜的某一小片区域，区域性的局限注定我是不能想太远的，那么，近处又有什么值得我去说的呢？昨天么，或者前天，或也可以更早些，我都能看见水边信步的人们，他们用舒缓的运动积累小小的健康；我也看到报纸上失去手掌的工友，他微小的痛在庞大的春天里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又看到时间在一朵野地里的花瓣上消磨得彻底，我忽然地意识到，死是多么的简单，微风斜雨中，我们被不知觉地推移着，直至推向另一个世界。不知道那个世界有多大或有多小，如浩瀚的天空或如寂寞的孤岛我都不会在意，人间以外是结局，只愿与山川河流为邻。幽静处，读书听雨，种瓜点豆。我也效仿人间，远足游玩或放飞纸鸢，竹笛清音环绕山谷。明媚的欢乐似乎让我忘了之于我的另一面世界，有人正在除坟头草，烧纸钱，鲜艳的纸钱片刻成了灰烬并渗入泥土，而我只需取一片泥土便可完成富足的生活吗？他们肩上扛一把锄头，通常背上也背一把柴刀，除去杂树杂草以后，一座一座的坟茔就醒目地存在于山坡里外。光照日复一日地照在上边，这些坟茔逐渐地又被草木吞没。这一切，我都是不在乎的，我只顾着绕过我泥砌的新房到不远处的山脚或地里去做农事，翻土、下种子、砍柴、拔草，有时候也喂养家禽。他们一代又一代往来往返的人以此传递着香火，他们供奉的食物和我所种植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一如既往地精心打理着我的田和地。
　　在人间，是可以通过抚摸来感知节气的存在的。抚摸晴空万里，抚摸丰沛的山泉、薄薄的雨水以及花好月圆都可以证明“清明”存在的理由。抵达清明现场，面对已故的亲人们，与他们说说话，说说现实生活状况，也有说说儿女儿孙的，倘是孩子们也带在身边的话，就要求他们也跪跪拜拜。死人总是为活人积福的，即便如我一样过着不问世事的恬淡生活，我也还是时常惦念故乡草坡上吃草的那只羊，惦念在暮色里升起的炊烟。人间的山谷，有墓碑立于松柏之间，青石上着字清晰可读。我似乎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公元某年某月某日里的那个人，那日，月亮翻越山岭而来，它停在我窗前的时间真长，几乎靠近了静止。我转过身去触摸身边冷却的事物，也不做告别就跟着月光走远了。那日，我平静得几近要把自己消失掉，真像去年的某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被打开身体以后，生和死的那种具体一瞬间就落实到我局促的意识里，我没有选择地顺从着，并且平静的跟随。
　　插一支杨柳，三月的雨就来了。谁能说准哪一片云游移过来呢，人间的天空无边的蓝。我出走又归来，我要去故乡隆起的丘陵地上探望我的祖父了，祖父一生的所有内容在清明这一天显得特别集中。而祖母坚守着最后的岁月，住在老屋里的祖母喜欢坐到门口的长凳上晒太阳，喜欢看着门前的梨花桃花一年一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
　　清明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仪式吗？传统的祭祀节日里，我们感恩祖先，感恩命运里的一草一木。这坟茔边浓密的松柏呀，我兄弟一样的亲；停栖在枝头的麻雀们呢，它们借着一阵轻轻的山风晃动着身子，它们灵动地在墓地的周围进进出出；坟头的那一沓黄纸，它那无辜的寂寞，似乎平添着清明别样的生动。
　　

                                                      ——原载《天津文学》2014年第4期（总5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