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也怜侬海上花

花也怜侬海上花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心中默念着杜牧的诗句，身无长物的女人，怀里只有一本《海上花》，这本书自她13岁时第一眼看过便不曾离开过她。如果上世纪20年代初胡适之不曾考证过这本书，或许父亲就不会买来，她也便不会看到，也就不会有今天。

1952年的初冬，异样的寒冷。初离上海赴港时，她还未曾想过就成永别，“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浮花浪蕊》），那时的她似乎还有些憧憬的兴奋。然而赴港之后的窘迫，让她不得不更现实的面对生活。但这难不到她，她不是别人，她是天才，她是张爱玲！

“男人做错事，但是女人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女人不大想到未来——同时也努力忘记她们的过去——所以天晓得她们到底有什么可想的！”

这就是张爱玲，她象自己说的那样“远兜远转地计划怎样做错事”，她完成了《秧歌》和《赤地之恋》。面对现实的窘迫，她并不是“不大想到未来”而是没有资格。唯一的选择就是忘记，但却还要“努力”，倒是什么也不去想的好。

“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鲁迅《驳“文人无行”》）对于张资平之流，鲁迅是执意要“扒光了投枪”的！但对于一个“无力”的弱女子，即便如“天才”的张爱玲，先生即便在世，又何忍下手呢？

一生都在宿命里挣扎的张爱玲看来，所谓的立场也好主义也罢，只不过是两群男人之间的争斗，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她才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一个极度爱慕虚荣的小女人，当“冷战”开始时要么讨好那一帮要么取悦这一帮，绝没有中间的路可走，否则，那就不是张爱玲。

我没看过《赤地之恋》，而《秧歌》原本是一个谎言，然而没人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谎言竟变成了现实。张爱玲一下子从一个二流作家被推上了“先知”的神坛，成为一个现实中的预言家！

故事说的是：在长期的大饥荒背景下，村民处于崩溃的边缘。村干部在年关将近时还向各家摊派慰问军属的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稠，由秧歌队带领，吹吹打打送上门去。”，在别人怂恿下，劳模谭金根带着村民冲击了有民兵守卫的粮仓，结果谭金根被打死，老婆月香一怒之下点燃了粮仓，自己也纵身跳进了火海。第二天一早，村民们照常扭着秧歌簇拥着年礼去给军属拜年，秧歌队伍里看见了谭大娘。


从1954年《秧歌》发表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其间不过短短6年，谎言就变成了预言，在张爱玲看来，女人就像“月香”和“谭大娘”，要么选择在反抗中被活活烧死，要么选择在卑微下苟且。月香的理想，谭大娘的无奈，对于张爱玲而言，不就是现实中的自己吗？


《秧歌》作为禁书，张爱玲在国内本是不受欢迎的。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旅美学者夏志清和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对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尤其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称其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美建交后，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张爱玲进入国人视野并在之后形成的张爱玲热奠定了理论基础。以至于钱钟书先生对夏志清非常不满的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一辈子不接受任何荣誉的钱钟书第一次因为“荣誉”而动怒。


也许是受丈夫的影响，百岁老人杨绛老先生在提到张爱玲时很是不屑，“受不了她。现在社会上把她捧得不得了，有一张她摆姿势的照片，说她是美人。我的外甥女和她是同学，她说“张”一脸花生米，awkward，在学校里拼命让人注意她，奇装异服。人都来不及选，汉奸都跟上了…”

我们相信钱先生和杨先生所说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张爱玲，或者并不美，甚至还有些令人“受不了她”！但这又何妨我们去理解今日之“张爱玲”，那个虚荣得甚至有些可爱的“无力”的小女人，那个穿了旗袍在暮色余晖中，醉眼朦胧的把玩欣赏着一杯红酒的、美丽的女人，还有那本伴随了她一生的花也怜侬的《海上花》！ 　　 [ 本帖最后由 lichezhiyuan 于 2012-3-24 01:08 编辑 ] lichezhiyuan